首页 -> 2007年第4期

刘杲及其《出版笔记》

作者：蔡学俭

　　刘杲同志是一位平易近人、可敬可亲的长者。我乐意同他谈话、交心，喜欢听他讲话、作报告，爱读他的文章、专著。近日收到他的新著《出版笔记》(以下简称《笔记》)我立刻展卷细读，几乎是一口气读完。读后如沐春风，感觉与读他的前两部著作(《刘杲出版文集》和《刘杲出版论集》)有所不同。《笔记》收录的是刘杲同志1997年以后的文章，这段时间我们相继离职，他主持中国编辑学会的工作，我是编辑学会的积极分子，接触逐渐多起来。《笔记》中的许多文章我曾经读过，或在他的报告中听过，有一些事也亲历过，因此读《笔记》有着与读他的其他文集、论集所不同的亲切感。《笔记》内容按他的说法是“实话实说”，按我读后的看法是讲实话讲真话，这些实话真话与我想说的话不谋而合，这也是我“一口气读完”《笔记》的另一原因。我年届八十，刘杲同志也已七十有六，年纪大了，愿意听真话讲真话，读后不禁想一吐为快，于是就写了这篇读后感。
　　《笔记》共收文210篇，其中有关出版68篇，有关发行17篇，有关编辑33篇，有关版权14篇，有关议政7篇，序跋26篇，访谈5篇，书信40篇。内容主要是对出版领域1997年以后若干热点、难点的看法、思考和建议，以及对未来的展望，既有实践分析，又有理论思考；有关于编辑地位、编辑理论、编辑学科建设、编辑职业道德和人才培养的论述；还有关于《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知识产权和版权保护的法律法规方面的政策建议。我认为，《笔记》是反映刘杲同志出版思想的成熟之作。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新形势，出版领域改革和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出版改制、集团建设、市场开放、产业发展、出版管理、知识产权保护、多媒体出版、人才培养，等等，刘杲同志都表述了自己的思考。这些思考同他以前的一些看法相比较，有些是坚持并发展了，有些是有了改变或作了修正。他善于学习，与时俱进，不墨守陈见又严谨求实。《笔记》中可见他对坚持的观点论证严密，旗帜鲜明，且反复强调，一以贯之，对放弃的看法．不自以为是，而是从善如流。与刘杲同志平常相处也会感到这一特点：既坚持原则，又善于接受意见。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因此使得他的思想不断走向成熟，他的思考细致周密使人折服，他的观点既不因循守旧也不哗众取宠。我读《笔记》就有这样的感觉，认为《笔记》中的若干观点对现在的出版改革和发展都具有启示作用，并且会在实践及其发展中进一步体现它的价值。
　　例如，《笔记》有两篇讲出版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文章，一篇是《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一篇是《关键在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两篇都是谈出版体制改革必须正确处理而实践中又是认识分歧和做法有异的问题。前篇是在中国编辑学会2003年年会发言的基础上采取两人对话的形式发表。内容主要讲出版产业发展中如何处理好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从历史到现代，从国际到国内，从实践到理论，在指导思想上鲜明地提出“传播和积累文化是出版产业的天职”，“是出版产业的社会价值所在”，不如此，“出版产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文化是出版的根，出版的命。没有文化的出版，等于没有灵魂的躯壳”，“总之，以文化为目的必须十分坚定”。但是，“说经济是手段，丝毫没有看轻经济的意思”，“出版产业应当做强做大，否则，无法为完成文化建设的重任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手段”，因此，“以经济为手段也必须十分坚定”。但是，出版产业中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毕竟不是“一半对一半”，不能“用平分秋色取代目的和手段的定位”。后篇是在2004年年会上的发言，是前一篇论述的继续和思想的升华，把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提到精神文明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层面，认为这是“出版业改革和发展必须坚持的正确指导思想，也是出版管理必须坚持的正确指导思想”。文章详细引述1995年至2003年中央重要报告、文件和胡锦涛同志关于文化出版体制改革的讲话精神，以论证他的观点。关于出版单位转制，由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单位，这些企业单位怎样赢得经济效益，能不能把“提高经济效益”定为“目的”呢?作者明确回答：“不能。”因为“发展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要坚持正确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文章分析了把经济效益作为“目的”既不符合中央规定精神，又不符合中国国情和出版企业的特性，指出要像胡锦涛同志强调的那样，“高度重视文化体制改革工作，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认为“只有全面把握和执行出版改革的指导思想，才能做到积极稳妥地推进出版改革”。这两篇文章一发表就引发了出版界的热烈议论，三四年过去了，出版体制改革正深入广泛进行，取得了重要成果，然而《笔记》中的上述论点是否杞人忧天，已经不需要再强调了呢?前不久，《中国图书商报》开展的出版的文化性与经济性的讨论，以及几位集团老总强调出版文化性的文章，说明刘杲同志的上述论点在今天仍然值得重视。
　　《笔记》还讨论了出版与信息技术的关系。2000年发表了题为《强化技术、文化和市场的结合》和《加快出版业信息化步伐》两篇文章，在后一篇文章中，作者满腔热情地呼吁加快出版业信息化的进程，强调信息化是一场深刻革命，是大势所趋，是历史机遇，千万不可错过，“没有出版业的信息化，就没有出版业的现代化”。文章讨论了出版业信息化的必要性、近期目标、具体要求和工作步骤。据我所知，这是出版界较早讨论信息化建设的文章。我看过一些硕士、博士研究生有关出版信息化的论文，很多都引证这篇文章的观点。2004年，在武汉举行的第十一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上，刘杲同志在开幕式的讲话中重申了上述观点，同时把它同出版的本质是传播和积累优秀文化，同实现精神文明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三者相提并论。从这里可以看出，以文化为主导，文化、经济、技术相互结合和促进，是刘杲同志一个重要的出版思想。
　　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我国编辑学科建设的开拓年代。在1992年10月中国编辑学会成立大会上，王子野同志力倡编辑有学，成立编辑学会很有必要。然而当时社会上对此并不一致认同，认为编辑无学甚至编辑工作可有可无之说在出版业内业外都有。时至今日，编辑学理论建设大有进展，几十所大学开设了编辑出版专业，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本科生和硕士生乃至博士生，专业教材基本齐备，专业期刊陆续兴办，研究文章、专著和译著不断出版，现在说编辑无学恐怕没有什么市场了。编辑学取得进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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