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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信摘
作者：佚名
彭治平(高等教育出版社)在2006年8月29日来信中写道：如同阅读本刊的前几期一样，我每读一期刊物，都有收获，不仅增长了知识，也提升了我对编辑职业的感悟。我来高教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20年(包括退休以后的几年)，许多编辑业务方面的知识还很贫乏，甚至可以说是无知的。你们让我审读刊物，不如说是给我一个重新学习的机会、补课的机会。我想，编辑业界类似我这种情况的人可能不少，如果他们能够经常读读《中国编辑》，定会大有裨益。这也表明，应当在编辑学界和业界大力宣扬这本刊物，这不仅有利于克服当前编辑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高编辑工作的质量，也能使出版界多一些“书香气”，形成一种良好的“书文化”氛围。
《中国编辑》2006年第4期上蔡鸿程先生的《图书责任--编辑岗位与责任划分新探》一文，结合编辑工作的实际，颇有针对性地揭示了出版界普遍存在的淡化审读加工责任的倾向，引人深思，值得借鉴。应当承认，这种倾向与不少出版社在机构设置和人员分工上将策划、组稿与审读加工截然分割开来不无关系。这种分割是否科学，是否符合编辑工作的内在规律，是否有利于选题策划和提高书稿质量，是--否有利于编辑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和编辑队伍的建设，目前在出版界是颇有争议的。特别是不少策划组稿编辑在选题组稿时既不深入把握该选题的策划意义和作者的情况，收到书稿之后又不认真审读，有的甚至连书稿的齐、清、定也不审视Y，就向加工编辑部门一推了之。而加工编辑既不了解选题策划的意图，与作者又无联系和沟通，在加工任务十分繁重而紧迫的情况下，只能做一些改改错别字之类的编辑加工处理，或者推给社外编辑，这必然导致书稿的内容出现诸多问题，致使书稿质量普遍下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再加上高等学校和学术界存在的不良学术风气和浮躁心态，某些知名教授和学者在编撰某一书稿或担任某书的主编时，既不组织参加编写的人员对书稿的基本观点和思想内容进行认真研讨，也不对全书的体例、构架进行严谨的构思、规范和把关，只是将撰写任务分包给自己的学生或别的什么人，而后又不认真统稿，这种“包工头”式的主编炮制出来的书稿，其质量可想而知。此类现象，比比皆是，不一而足，在教科书编写上尤为突出。鉴于此，对于编辑工作各个环节如何分工协作，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由此我联想到，对于当前编辑工作和编辑学科建设方面的许多问题，《中国编辑》是否可以大力提倡一下“争鸣”。这不仅有利于问题的深入探讨，也可以把刊物办得更有生气一些，从而引起业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提高刊物的知名度。
任火(河北理工大学学报)在2007年1月27日来信中写道：大家说要把《中国编辑》办成权威性的、具有“引领”意义和作用的刊物，这很好。一个行业有自己的权威刊物，这是该行业成熟和发展的标志，是行业应当追求的目标。刊物的权威性并不体现在发表领导或是什么大人物的文章上，并不体现在发表那些板起脸来故作权威状的“指导性”文章上。刊物权威性的确立永远取决于是否反映了某一社会群体的真实生活，是否说出了真理。具体说，《中国编辑》能否具有权威性、“引领性”，将取决于是否反映了编辑群体的真实生活，是否说出了编辑的真理。无数权威性的刊物的办刊历程和经验都在告诉我们，权威性往往诞生于文化风暴之中，而非风平浪静之中，也就是说，在矛盾冲突最激烈的地方，才是权威诞生的地方。时刻关注编辑活动最敏感的部位，时刻关注编辑活动中矛盾冲突最激烈的地方，努力探索并回答编辑活动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这样，《中国编辑》才能确立自身的权威性。
丁一(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在2007年5月25日来信中写道：我纵览了2006年5期的《中国编辑》，它对培养编辑人才的重要性和道理是讲透了，但如何运作和采取什么手段来培养却没有谈及。办培训班集中教育显然不很现实，因为老师难找，编辑长期脱产接受培训不太可能。
唯一的途径，就是根据每个人的性格、爱好和生活习惯，制订规划，在工作中自我培育成材，这是可取的有效做法。
现今全球有36种语言，欧美21种，亚洲11种，中东4种。编辑要成材，宜掌握4种语言作为起步的条件。中文就有繁体和简体两种。
规划一旦定出，保持按时按计划进行作业的良好习惯是关键。
成材最有力的标志是思考力与实践力达到匹配。到时候作者和读者会见证这点。
蔡瑛(河南人民出版社)在2007年3月27日来信中写道：贵刊办得很有特色，我尤喜欢《实务链接》栏目中编辑实务方面的文章，我是一口气读完的。这些文章的大部分作者，我都认识，他们是我的师友、作者。有以下想法供参考：封二名家介绍，这一栏目很好，编辑是寂寞的，《中国编辑》更应大力推介。
责任编辑 耿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