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化作春泥更护花
作者：程树榛
我和李景峰同志相识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那时还是“四害”横行时期，我在黑龙江省一个新建的大工厂工作。由于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犯过右的错误，因此被打入另册，下放在车间进行劳动改造。虽然我出版过长篇小说，写过话剧，搞过电影，但惮于文坛的险恶，已经对文学创作失去信心和兴趣，打算“金盆洗手”了。谁知景峰却从北京千里迢迢找上门来，向我约稿。他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说组的年轻编辑，儒雅谦虚，平易近人。但开始接触时，我很冷淡——实际是对文学的冷淡；可是一经晤谈，却似一见如故，非常投机。他对我说：文坛上这种荒唐情况，不会长久存在，总有雨过天晴的时候。他劝我不要放下手中的笔，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写下去，会被读者认可的。同时他还告诉我一些北京文化界内部的情况，暗示行将变化的征兆。于是，我看出了他的质朴与正直。
经过他的“煽动”，我又“蠢蠢欲动”了。正好，由于他的推荐，文学出版社拟在我们工厂出版一本短篇小说集，而且建议我也参与编创工作。我们工厂集中了一批业余作者，进行创作活动。因为我们是数万人的大工厂，人才济济，很快便写出了初稿，由我和另外一位同志直接送到出版社，请编辑审阅。来京后，出版社的领导很为重视，安排我们住在红星胡同的宿舍里，听取意见并进行修改。景峰当时也正好住在这儿，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小平房里。于是，我们的接触便非常方便、也更加频繁了。经常是我们在他的“正房”谈稿子，一谈就是数小时，直至深夜，他的夫人刘蕴杰却领着孩子躲在窄小的厨房里。他们夫妇总是这样热情款待，从无厌倦之色，令我们心怀感动又十分歉疚。
更为凑巧的是，那时正赶上1976年的清明节。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不久，天安门前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吊唁活动。人们自发地将大量的花圈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并撰写诗词、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悼念周总理，痛斥“四人帮”。红星胡同距离天安门不远，我每天都要去那里走一趟，亲眼目睹了那里的盛况。景峰因为工作缠身，没有时间前去。但是，他却不断地要我向他如实“汇报”，特别是那些慷慨激昂的演说和声讨群魔的诗词，和我共同分享北京人民声讨“四人帮”愤怒中的喜悦。听后，他总是高兴地说：看来中国还是大有希望的。
不久，这次运动被打成“反革命事件”，当时来过北京的人，回单位都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我们都有些提心吊胆，生怕有人告密说我们曾经参与其中。但是，后来我们放心了。因为出版社给我们单位开了证明，说我们那些天“都在出版社改稿，哪儿也没去”。是景峰向领导如是汇报，解除了单位对我们的“嫌疑”，使我们安然无恙。
我们工厂搞的那本书，由于景峰的帮助，后来又有屠岸和张木兰同志的直接指导，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正式出版了，名曰《淬火集》。发行后，受到读者广泛的好评。该书的出版使工厂的一批业余作者脱颖而出。
景峰同志，不仅爱护作者，对作者的稿件更是倍加珍惜。有一个生动的事例足可证明。
1976年7月28日，人们都已进入甜蜜的梦乡。可是，景峰为了赶编一部稿子，仍在聚精会神地伏案工作。突然，不知从哪里传来一声撕裂人心的响声。随之，整个大地都在剧烈地晃动，桌上的热水瓶跌落在地，厨柜里的碟碗在互相撞击……啊，不好！地震了！景峰叫了一声，立即把案上的稿纸卷起来，往胁下一夹，同时飞快地走到床前，将已惊得坐起来神色骤变的娇弱妻子小刘抱起，大步跨出室外。他把作者的稿子和爱人的生命看得同等重要。这部书稿就是黑龙江作家屈兴岐的长篇小说《伐木人传》。此事被文坛传为佳话。屈兴歧对此更是刻骨难忘，他经常对人说：“李景峰是用自己的心血浇灌我这棵幼苗成长的，是用生命关爱这部书稿的出世的。”因为老屈当时既无名声，也无地位，初稿也很粗糙，是在景峰苦心孤诣地帮助下，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一句话一句话地推敲，终于改成一部深受读者欢迎的作品；而它的出世却是那样的险象环生，富有传奇色彩。
景峰还有一个“故事”也感人至深。那一次，他的爱人小刘因为患急性阑尾炎住院，在等候手术期间，景峰前去医院陪护。小刘住的是一个普通病房，里边躺着好几位同类患者。有的在大声呼叫，有的在小声呻吟，藉以减轻病痛的折磨。而小刘却咬紧牙关忍住疼痛，尽量不发出声音。因为，她不愿意让自己的呻吟影响丈夫的工作——此时，这位陪护病人的李编辑正在校阅一本书稿清样。这是一位初出茅庐的青年作者的书稿，能够在国家最权威的出版社出版，是多么不容易啊！景峰深谙作者创作的甘苦，希望作品尽早面世。他坐在一只不足30公分高的小板凳上，下边垫着小刘病床的一角，一丝不苟地逐字进行校对和润色。
小刘住了5天院才轮到手术。就在这5天内，景峰校阅完了约七十万字的清样。后来，当作者为此向他表示感谢时，景峰却说：“你们作家有自己的乐趣，那就是看到自己的作品出版后受到读者称赞的时候；我们编辑也有自己的幸福，那就是看到我们的劳动把作家的劳动变成人民喜爱的精神食粮的时候。”字字掷地有声，境界何其高远！
1979年秋天，景峰的身心曾经受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时，他应约前来哈尔滨参加黑龙江省作协召开的一个创作会议。开会期间，他闹了肚子。谁知去医院疗治时，经医生诊断，竟认定他患了结肠癌，需要立即手术。有关领导闻之非常紧张，劝请他马上回京诊治。但是，景峰却坚持到会议闭幕，完成约稿任务，才返回北京。出版社的领导对他的病情十分重视，总编韦君宜同志亲自为他选择大医院并物色名医给他诊治，同时和刘蕴杰工作单位联系，安排小刘出差离京，免得她担惊受怕，精神上吃不消。因为这位女编辑太柔弱了（其实小刘坚强得很，以后再叙）。
就在总编为他延医求诊的时候，景峰仍一如既往地埋头为一位作者的稿子进行编辑加工。这部稿子就是我的长篇小说《大学时代》。此稿写于1957年，由于当年我少不更事，在“鸣放”中说了几句不合时宜的话，犯了错误。于是，这部稿子便和我一同流落北大荒，当然无缘面世。粉碎“四人帮”后，我又把它从箱底翻了出来，请景峰帮助审阅一下，有无出版价值。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我还是个穷学生，连稿纸都买不起，用的多半是旧讲义的背面和一些没有格子的纸头，读起来是相当吃力的。可是，这位国家级出版社的大编辑，却认认真真地读完了，并且颇为赞赏，认为它真实地记述了50年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很有意义。他代我向出版社领了稿纸，让我认真誊写一遍，经他初审后，送交社领导，居然被通过了；现在需要他进行编辑加工，然后送印刷厂排印。谁知，恰巧在这个时候，医生说他患了绝症。
令我万分感动的是，景峰丝毫没有受此影响，照常工作，而且夜以继日；甚至在医院的候诊室排着长队候诊的时候，他还从书包里拿出稿件进行审读。有一天，我因为不舒服和他一同去医院就诊，他竟然在门诊室的走廊里和我讨论起稿子来了。当时，他是那样地认真，那样地专心致志，那样地旁若无人，就如同在他那间拥挤的办公室里，早把来此诊病的任务置诸脑后了，直到护士呼叫他的名字，他才把稿子放回书包里。
后来的诊断证明这是一场虚惊。可是，他那种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对作者热诚恳切的态度，却令我终生难忘。后来这本书没有辜负他的劳动，出版后颇为青年读者喜爱，曾经一版再版，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本来还要进行第三次印刷的，广告已经发出。可是，景峰恰巧在这时工作调动了，因此书没有印出来。为此，他曾经感到很遗憾。我对他说：没啥，印刷两次我已经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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