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三十年文化出版的回顾与反思
作者：俞晓群
如此快速的忘却一定是有原因的。不然，资深出版人陆灏为什么会说：“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陷入两种困境，要么把过去看成是失去的天堂，要么觉得往事不堪回首。”陆兄说话，历来飘如浮云、落似残花，不着俗世痕迹。他这一句朗朗之言，自然唤起我追思的欲望。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1981年进入出版行业，再到今日的繁华世界，整整30年了。作为30年的亲历者，我们忘却了什么?记住了什么?清理一下吧，我一边点数，一边不无谐谑地想起孔乙己那句妙语：“不多了，我也不多了。多乎哉，不多也。”
是的，时光飞逝，我记忆的脉络零乱得无从说起。
还是先从“文化”人手。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至高无上，至深无下。这30年，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文化的波折真实而确切。前10年，或日20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文化启蒙的时代，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更具体一点，在“解放思想”的主题之下，我们迎来了一个“文化丛书的时代”。老牌沉稳的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就不用说了，时称三大编委会推出的“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以及中国文化书院编委会推出的一系列著作，引领了10年间的文化思潮。一时间，相应的丛书、套书蜂拥而上，无数时髦的名词与学术概念扑面而来：保罗·萨特、弗洛伊德、马克斯·韦伯、丹尼尔·贝尔、马尔库塞、弗洛姆、本雅明、阿多尔诺、海德格尔、福柯、波伏娃、亨廷顿，还有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宗教学、法兰克福学派、新儒学、女权主义、后殖民理论，等等。有人把那一段繁荣归因于“10年动乱”后的文化反弹，正像西方的“文艺复兴”一样；愤青们却反讽道：“80年代的可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惨，还说什么文艺复兴!那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陈丹青语)
我是那一轮“文化启蒙”热情的追随者与参与者，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下，我们见到新书就读，见到新概念就想弄个究竟。1987年，我们也曾经推出丛书“当代大学书林”，算是几个小小的出版人对于时代的回应。记得当时我们在《光明日报》上发了一个很小的“征稿启事”，结果投稿的来信铺天盖地，我们用大字报的形式把题目抄下来。整整贴满了一面十余米长的墙壁；其中有张光直、薛华等大学问家，更多的是一些初露头角的学术新人，像李君如、宋林飞、孟宪忠、邴正、陈学明等；推出的著作有《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思考世界的十个头脑》《观念更新论》《美术、神话与祭祀》《西方马克思主义论》等。回想起来，那时提出一个丛书的名目，向社会征稿，真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感觉。
到了90年代，当我们再以上面的形式公开征稿、组织选题时，社会上那种充满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呼应与认同没有了。开始，我们还以为是题目不好，后来才发现是时代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文化表征也由“启蒙”而转向传统文化的反思；以及面对强势的市场化倾向，产生的“文化失语”状态(甘阳语)。
也有人说，90年代是“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李泽厚语)的时代。我们率先组织了“国学丛书”，它的编委会包括王世襄、王利器、方立天、刘梦溪、汤一介、张政烺、张岱年、庞朴、李学勤、杜石然、金克木、周振甫、徐邦达、袁晓园、梁从诫、傅璇琮；编辑部由陶铠、李春林、梁刚建、葛兆光、王炎、冯统一等人组成，他们在“编辑旨趣”中写道：“华夏学术向以博大精深著称于世。降及近代，国家民族多难，祖国学术文化得以一脉未坠，全赖有学见之前辈学人参酌新知，发奋研治。‘国学丛书’愿承继前贤未竞志业。融汇近代以降国学研究成果，以深入浅出形式，介绍国学基础知识，展现传统学术固有风貌及其在当代世界学术中之价值意义，期以成为高层次普及读物。”
至此，“国学热”兴盛起来。究其原因，有人说，这是对于80年代“全盘西化”思潮的反击；有人说，这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化传统的再一次反思；也有人认为，这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人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坚守。
值得注意的是，“国学热”并不是90年代文化嬗变的唯一主题，人们所谓的“文化失语”也没有出现，一个更加商业、多元、俗化、冷静、中庸、现实的社会形态向我们走来。比如，90年代中期，我们开始编辑“新世纪万有文库”，它划分为三个子书系，即传统文化，侧重于普及；近世文化，侧重于整理与重现；外国文化，侧重于拾遗补缺、推陈出新。这中间。有文化的自觉，有传统的延续，有商业的考量，有启蒙的内涵，有西化的因素，有调和的形式，有宽容的表现……总之，它是一个反极端的温和产物。它的主持者沈昌文先生解说，“保存为名，启智为实”，其中自有一番深意。
显然，90年代的文化表现出一种宽容、多元抑或弱化的气质，不再咄咄逼人，不再充满理想主义的浪漫，它甚至为多元文化交流预留了充分的空间。它还接受了中国学术通俗化的概念，从南怀瑾的喋喋不休，到蔡志忠的恣意画风，一直到大陆通俗化、评书化学者的登堂入室，都得到严肃文化的包容或默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学热”虽然没有覆盖90年代整个的文化历程，却在所谓“和而不同”等妥协的状态下得以生存和延续，一直延续到新世纪，延续到当下。有趣的是，新时代又赋予了国学新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与全球化的形势，让我们喊出了文化“走出去”的口号。两年之内，《中国读本》被翻译成十余种文字；数年之中，孔子学院在全世界遍布开来，伴随着《汉语教材》的及时跟进，我们甚至在国际上找到了出版的盈利空间。
以上，我们在形而上的意义上，谈论30年文化流变。其实还有一条线索不容忽视，那就是流行文化、时尚文化的嬗变。《系辞》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畅销书”是道还是器呢?说不清楚。我知道它有三个主要的支撑点：一是时尚，二是好看，三是流俗。20世纪80年代，流行文化的筋脉是琼瑶、亦舒、三毛、金庸……港台文化的新鲜气息，熏染了我们好长一段时间。那时，中国的门户刚刚打开，田园风光与初露头角的小资情调交织起来，人们的心绪像电影中的慢动作一样，激情而笨拙。
到了90年代，情况有些复杂，以《廊桥遗梦》为先导的西方畅销书进入中国，接着有《苏菲的世界》、《英国病人》、《失乐园》、《格调》、《学习的革命》；以刘晓庆《我的自白》为名人传记的发端，接着有赵忠祥、庄则栋、倪萍、杨澜、姜昆、宋世雄、吴士宏、王蒙等人的作品；还有余秋雨、王朔的著作，还有《老照片》，还有比尔·盖茨的作品以及早逝的王小波的作品。显然，90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