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读序的发现

作者:潘建农 潘国彦




  当编辑,肯定要读书。怎样读更好,却是很有技巧的。笔者因工作关系和职业习惯,有幸接触数以万计的图书。由于时间所限,为了快读、多读,经常是先抽阅图书的序言,以求对全书有一个概括的了解,然后再决定要不要通读或精读。在阅读中,我们发现大家写的序言各擅胜场,有许多独到之处。其中有不少精彩之作,为此萌发了编写本文的想法。将我们阅读中的点滴心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并请方家指正。
  纵观序言,有自序、他序,同代人序、后代人补序之分,诚如古人所言,“诗无达诂,文无定法”,序言应该怎么写,似乎没有固定的模式。通常都介绍作者生平、成书的缘由、本书与同类书的异同、对合作者或襄助者的感谢,等等。有些序言(特别是他序)还借机论述序言作者的学术观点,进行知人论世的评点,在不经意间常有大学问、大见解,读之令人神往,令人感悟。
  因为在一篇短文中不可能将各种序言一一介绍和评说,只能选出其中一部分说说学习的体会。
  重要的学术著作绝大多数都有内容精当的序言。这些序言通常由专家撰写,常常会看到思想的火花和智慧的力量。单是阅读这样的序言,就使人获益匪浅。《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是一部90万字的学术著作,由刘国光主编,张卓元、董志凯、武力任副主编。书前由刘国光研究员撰写长篇前言。刘文指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学习和实施了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编制了各个时期的五年计划。这段历史“可以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大致划分为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两个时期”。接着讲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制订五年计划与改革开放前的四个巨大变化,脉络清晰,论证严密,使人对这个重大问题有一个清楚的理解。其中指出,这两个不同时期,政府的职能有重大变化,“前五个计划的特点都是不断强化政府的经济职能。政府管得越来越多,计划管理越来越依靠行政手段;而后五个计划,则是相反,政府的经济职能和权限逐渐收缩,让位于市场,政府由‘全能型’向‘效能型’转变”。这个论述触及了政府职能的重大转变,值得注意。(《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
  学术著作的序言一般比较长。有时甚至成为全书的概要。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的新著《历史上的中国中国疆域的变迁》,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作者的序言题为《中国的历史、疆域与历史地图》。序言长达两万多字,讲了九个问题,包括“疆土”与“领土”、了解历代疆域变迁与学习历史的关系、疆域变迁和历史地图、“中国”的来历和变化、中国古代疆域的类型,等等。读了这篇序言,对全书的概貌已了然于胸。这样的序言本身就是一篇精审的学术报告。(《历史上的中国 中国疆域的变迁》,上海文艺出版总社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
  李经纬教授新著《中医史》,书前有一篇绪言,是一篇概述中国医学的起源与发展的简论。作者首先讲述了“什么是医,什么是中医?”回答了中医是否科学这个争议不断的大问题,然后介绍中医学在我国发展的简史,又讲述了中医走向世界的问题。书后还有一个跋,介绍了作者本人中医史研究的概况,指出《中医史》是50年研究的结晶,使人感到这本学术著作的厚实。(《中医史》,海南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
  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通常是没有序言的。但鲁迅先生编辑、写作的文学作品是一个特例。笔者查阅了16卷本《鲁迅全集》,在作者生前已编定、出版的集子中,无论是小说集、杂文集还是《中国小说史略》等学术著作,几乎都有题记、小引或序言。比如《呐喊》的自序里讲述了自己写小说的缘起,和朋友金心异(指钱玄同)谈论写小说的本意是想打破令人窒息的“铁屋子”,这就是最初创作《狂人日记》的原因。
  讲到为友人作序的原因,鲁迅写道:“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这心情我很了然,也知道有做序文之类的义务。”这是为白莽作《孩儿塔》序里一段著名的话,使人看到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风骨。(《鲁迅全集》16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被称为北大“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的国学大师张中行先生,晚年名声越来越大,出版社约稿出他的书成为一种幸运,坊间至少有二十多种先生的集子问世。笔者认为,编得最好、出版最精的当属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张中行选集》。书前有中行先生的自序,照例以散淡的风格、调侃的语言说事,他说他的文章“既有‘何当一整钗头凤’。又有‘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这反映了作者人世与出世的矛盾心理。至于作者如何将两者合一,可看正文。他还说出作文之道:“是不说违心的话,求合情合理”,以期对己、对人都有些好处。读先生之文,最宜月白风清之时,可以清心,可以遐想,在不经意间看出世态人心。(《张中行选集》,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
  作者的自选集大多有序言。其中有自序。也有他序。这样的序言是知人论书的重要钥匙,必须认真阅读。宋木文同志曾担任出版与版权工作的主要负责人,阅历丰富。2007年他的新著《亲历出版30年——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上/下卷)出版。书前有作者的自序。介绍了成书的经过,特别讲到“论从史出”的重要性,他说:“史料是史学之基础,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史可言。我不是写史书,只是侧重一段历史的纪事,提供可靠的史料。因此,立论以当年历史资料为据,在纪事之中体现思考,或连带引出一些思考,而不空发议论。”2006年12月,这部书稿送到中央权威研究机构审阅,审读意见中指出:“由于作者为我国当时出版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是其中许多事情的亲身经历者,同时又注重引用原始的文件和资料,从而使该书的内容具有无可怀疑的真实性和权威性。”这是对本书价值的公允的评价。(《亲历出版30年——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商务印书馆2007年4月出版)
  纪念文集有的有序言,有的以献词代序。闻立树、闻立欣教授编撰的《拍案颂——闻一多纪念与研究图文录》一书,书前有一篇十分精当的献词,词曰:“他(指闻一多先生)的一生是上下求索,奋进不息、融合中西,联结古今、忠诚坦荡,虽死犹生、人格完美,形象永立的崇高典范。”言简意赅地概括了闻一多伟大的一生,令人肃然起敬。(《拍案颂——闻一多纪念与研究图文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
  资深出版家、书评家吴道弘为出版史专家方厚枢著的《中国出版史话》一书作序。这篇序包括了序言通常应涵盖的诸多方面,即:(1)序作者自身的职业身份;(2)与作者相识、相知的缘分;(3)原书作者的学养与研究成果;(4)本书与同类书相比有何特色。是一篇中规中矩的他序。
  序言中说:“厚枢同志以运用、分析史料见长。他在研究工作中也能够重视前人的见解,充分吸收利用中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对于过去历史上有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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