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编辑的时代使命和出版创新
作者：陈 昕
我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已经30年了。在我的编辑出版生涯中，现代出版史上的两个案例对我影响至深，并一直规范着我整个编辑出版工作和行为。
案例一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出版业的历史地位。30年代上海之所以成为全国的出版中心，与上海当时拥有二百五十多家出版社，出版总量占全国三分之二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当时上海的商务印书馆、生活书店、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一批著名出版社秉持启蒙一教育一救国的使命，经过长期的努力，从教科书、工具书、大众知识读物、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等方面，以一大批优秀的出版物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提供了系统的高质量的文化知识资源，形成了较完整的知识生产体系。这才是上海当时成为中国出版中心的根本所在。当然，这一辉煌成绩的取得完全是近代上海出版人自觉努力的结果。当时各家出版单位的主政者和骨干，如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张元济、王云五，中华书局的陆费逵、舒新城，开明书店的夏丐尊、叶圣陶，生活书店的邹韬奋、胡愈之，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世界书局的沈知方，良友图书公司的伍联德，无不以开启民智、培育新人作为其从事出版的价值追求。张元济投身出版时就说：“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陆费逵在《中华书局宣言》中提出：“立国根本，在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正是因为他们将出版作为教育国民、塑造社会的大事业，同时辅之以现代资本主义的商业经营手段，把文化与商业作了有机的结合，才促成当时的上海成为中国的出版中心。
案例二是德国的苏尔坎普出版社在战后德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被外国占领并分为两半，全国到处是废墟瓦砾，但更可怕的是人们的思想颓废、空虚，整个国家一片昏暗。在德意志民族这样一个极其艰难的历史时刻，以翁泽尔德为社长的苏尔坎普出版人毅然地站了出来，倾全社之力着力重建战后联邦德国的思想文化“大厦”。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推出了“彩虹计划”，用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标识出七个系列，试图为战后新一代德国人系统地普及全世界和德国的优秀文化，提升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思想文化水准。当时，他们的这一壮举被认为是在德意志民族昏暗的思想上空悬挂了一条绚丽的彩虹。到目前为止，“彩虹计划”已经出版了两千多种图书，其中不少图书被译成十多种文字，介绍到世界各地，以至版权收入成为苏尔坎普出版社重要的收入来源，而苏尔坎普出版社也成为当今德国最重要的出版机构之一。苏尔坎普出版社在出版“彩虹计划”的同时，还团结培养了全德国几乎所有的大师和著名学者，包括黑塞、阿多诺、布洛赫、普莱斯纳、霍克海默、哈贝马斯，等等。他们无一例外均是苏尔坎普的签约作家。由此可见，正是坚守文化建设的使命，苏尔坎普出版社才奠定了今天在德国出版界的地位。
现代出版史上这两个重要的案例突显了在大变动时代，编辑出版人站在时代的潮头，以编辑出版为志业，推动文化建设的抱负和伟绩，成为民族精神之火不灭的象征。
其实，我们今天又何尝不是置身于一个“大变动时代”。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又一个伟大的奇迹，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历程，重新登上了世界经济的高峰，中华民族开始了伟大的复兴。处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应该像我们的前辈那样，成为新一代文化大厦的建设者，追随时代的脚步，领风骚，执牛耳，开新路。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将自己的使命陈述为：“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我们的选择，提供能够创造或增加价值的内容和阅读体验；通过我们的整理，传播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通过我们的服务，与读者形成良性互动；从而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为此，我们把出版工作的理念放在更大的知识生产体系中加以把握，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推动知识和文化的传播，追求思想和文化的创新，试图在一些最基本的出版领域为我们的时代提供新的完整的知识资源系统。
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当然是不同的。它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向世界的时代。从编辑出版的角度看，我们这个时代还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特征。
首先，它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必然经历的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这是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于包括出版在内的文化事业的基本定位。它代表了党和政府的意愿，也是人民的意志和期盼。其次，它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出版业步入产业化的新时代，其基本标志为集约化和集团化，出版业的规模效应、集群效应逐渐凸现，新的产业组织形式、业务形态和商业模式在探索中不断完善。其三，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速和互联网的迅猛扩张，出版开始驶入数字时代，数字出版、网络运营在出版领域如新芽绽放，甚至正在形成“星火燎原”之势。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国出版处在大发展、大繁荣的黄金时期，同时也面临着多重的挑战。多媒体市场竞争格局的形成，公众的阅读趣味、阅读行为正在悄然变化，图书在大众阅读中的比重日益下降，纸质图书在人类精神消费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数字出版日益崛起，开启了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的混业经营时代，催生着互动传播(学习与娱乐)新商业模式的形成。网络(自主)出版的挑战，带来了自由写作、自由发表、自由讨论。因此，英国经济学家查尔斯·汉迪有点片面地断言，现代出版正在去物质化，去中介化。
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伟大时代，更需要我们坚守文化使命。因为无论传播方式和介质如何改变，编辑出版的基本角色与定位依然是“内容提供者”，他们必须充当这个时代思想文化高地的坚守者，毫无选择地充当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这不仅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使命追求，也是我们这一代编辑出版人共同的使命。
“盛世修典”。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这要求当代中国的编辑出版人抓住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向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现代的、系统的、科学的、完整的知识资源。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技术飞速进步、产业迅速发展的时代，这要求编辑出版人不仅要发现、提升、培育“有品质的内容”，还要将内容增值能力与出版运营能力结合起来，创造新的运营模式与商业模式。其实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出版业和二战后的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之所以成功并辉煌，与他们把内容生产与出版经营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是分不开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出版创新。
由此，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还是一个呼唤创新而且催生创新的时代。创新是编辑出版人的职业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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