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正确处理出版业事业性与商业性关系

作者:樊希安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任务,我国出版业对这一重要任务的实现负有重大责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承担责任发挥作用首先要发展自己,不断壮大全行业的实力。我认为,正确处理事业性与商业性关系是我国出版业当前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认真探讨并破解这一课题,对深化改革加速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事业性与商业性问题的提出与实践
  
  事业性与商业性问题,是由我国著名出版家、生活书店创始人邹韬奋先生提出并进行深刻论述和着力践行的。他有三个观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一是他对事业性和商业性意义的认识。他认为“所谓进步的文化事业是要能够适应进步时代的需要,是要推动国家民族走上进步的大道”,具体的事业性体现在“努力于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粮”,“努力于巩固团结坚持抗战及积极建设的文化工作”。要充分顾到我们的事业性,有时不惜牺牲,受到种种磨难也毫不怨尤。“但是在经济方面,因为我们要靠自己的收入,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我们不得不打算盘,不得不赚钱。这可以说是我们商业性的含义。”二是事业性和商业性应兼顾而不应该对立。“因为我们所共同努力的是文化事业,所以必须顾到事业性,同时因为我们是自食其力,是靠自己的收入来支持事业,而发展事业,所以必须同时顾到商业性,这两方面是应该相辅相成的,不应该对立起来的。”三是充分发展商业性,同时也是充分发展事业性。“我们为着要发展事业,在不违背我们事业性的范围内(我们当然不专为赚钱而做含有毒菌落后的事业),必须尽力赚钱,因为我们所赚的钱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用到事业方面去。”“这样看来,充分发展商业性,同时也是充分发展事业性。这两方面是可以而且应该统一起来的。”韬奋先生不仅这样倡导,而且自觉地践行,真正做到了事业性与商业性的统一。他历经磨难百折不挠地坚持办店的初衷,坚守文化阵地,同时精细经营拓展业务,处处精打细算增收节支,使书店得到了快速发展。生活书店鼎盛时期,在各地设有五十余家分店,业务遍及全国,事业性和商业性都得到了充分发展。
  事实上,任何一家出版单位都面临着如何处理事业性与商业性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前辈们同样为我们树立了楷模。商务印书馆把自己的经营理念总结为“在商言商”和“文化本位”。前者的意思是出版机构不能不考虑赢利,一切都要围绕商业经营来进行。后者是指出版机构不是单纯的赢利单位,而应该做与文化相关的事。张元济先生立志昌明教育、启发民智,入馆后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商务印书馆在他手中完成了从印刷工厂到出版机构的文化改造,靠出版新式教科书等,积累了雄厚的资本。据庄俞《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所记,1901年商务总资本仅为五万元,而1921年则高达五百万元。为了赢利,张元济曾亲自算成本账,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这样核算成本:“如改为四开式,比原样缩小纵一寸弱,横一寸强,内匡必须缩小较多,则成本可减轻三分之一,定价亦可较廉,销数自可较旺,统祈裁酌。如为再版计,欲留底版,则尚须加底版价。第二次印成本较轻,利益较厚,出版家能获利者,亦即在此。若仅印一次,不复再印,即令初印之书尽数售去,亦终归于损失也。”就是这样精打细算,克勤克俭,他把一个不知名的里弄企业,发展成为中国出版业的龙头老大,成为中国最具实力、最有贡献的文化企业。中华书店创始人陆费逵先生高度重视书业的“事业性”。他曾说过:“我们希望国家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基于这种对书业与国家社会关系的深刻认识,他自觉担承起出版人的文化责任,同时重视企业经营管理,为之殚精竭虑,艰辛奋斗近三十年,使中华书局虽几经磨难,但最终都化险为夷,并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两家民营出版企业之一。
  商务、中华、生活书店的创业史、奋斗史,是前辈们留给出版人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张元济先生、陆费逵先生、邹韬奋先生坚持文化本位,重视企业经营,正确处理事业性与商业性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对我们今天仍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二、我们今天如何正确处理事业性与商业性的关系
  
  当前,我国出版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只有处理好事业性与商业性的关系,才能正确发展、快速发展,才能在发展中避免走弯路。我们今天如何正确处理事业性与商业性的关系?一方面要学习借鉴业界老前辈们处理事业性与商业性关系的经验,理解他们实际运作背后的精神内涵;另一方面要结合出版业所处社会条件、形势、任务、读者群体和市场需求等发生变化的实际,来研究回答这一问题。
  一是给事业性与商业性科学、全面定义。邹韬奋先生所述的事业性与商业性在本质上适用于今天,但在内涵和外延上应有适当补充和拓展。今天的事业性须包括五个方面的含义。(1)多出好书,繁荣出版,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阅读需要,为小康社会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推进社会不断进步。(2)自觉地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育文明风尚、弘扬社会理想、提高公民素质等方面作出努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作出贡献。(3)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组织实施对中华文化积累有意义的重点工程和体现时代特色的标志性出版工程,推出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传世之作、经典之作。(4)坚持文化本位,注重文化积累、文化贡献,挺拔主业,兼及其他。(5)绝对不出对社会和民众有害的坏书和格调低下的出版物。即韬奋先生所言“不专为赚钱而做含有毒菌落后的事业”。商业性的含义须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在商言商,以企业面世,以产品立世,面向市场搞好经营,按经济规律办事。(2)处处精打细算,关注投入产出,尽力多赚钱多赢利,为企业生存和发展提供强大的经济实力。(3)作为国有企业,必须对国有资产切实负起保值增值的责任。(4)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提高员工收入,满足他们对物质利益的合理期盼。
  二是在认识和实践上达到事业性与商业性的高度一致。现在我们常用的提法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事业性与商业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本质是一致的,他们所对应的关系也是基本相同的。它们的不同在于:事业性与商业性侧重面向企业自身定位的操作层面,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则侧重面向社会公众定位的效果层面。二者在概念上不可相互替代,但在理解上却可以相互观照。对此我们不详加解析,还是来论述事业性与商业性的一致性。首先,两者的一致性表现为互相依存,缺一不可。仍如韬奋先生所言:“倘若因为顾到事业性而在经济上作无限的牺牲,其势不致使店整个经济破产不止,实际上便要使店无法生存,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机构消灭,事业又何从支持,发展更谈不到了。在另一方面,如果因为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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