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雄辩与亲和
作者：王 蒙
文学可以非常雄辩，充满激情，充满斗志，它是一个革命的因素，这是没有错的。19世纪俄罗斯的那批大作家，对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有血有泪的批判：雨果的《悲惨世界》，既愤怒又有说服力，既动人又辉煌，而且还特别热烈，热烈得像火一样；鲁迅的说服力在于对社会的非常深沉的剖析和揭示。还有其他的许多作家，无论他们当时在意识形态上作了什么样的选择，也是非常雄辩的。
再看看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的那种雄辩，就是对于封建文化再也不能容忍。希望在于青年，希望在于青春。青春是美丽的，爱情是美丽的，社会是黑暗的。每一句话都感染着你，燃烧着你。当我还是个年轻的地下工作者时，我曾经和我的领导人进行了一次辩论。他问我正在看什么书?我说看《骆驼祥子》。他说看《骆驼祥子》干什么?我说《骆驼祥子》是教育人革命的。他说老舍不是革命的作家，但是我觉得老舍的作品里面有批判的力量，有一种说服的力量，有一种振人发奋的力量。
现在这个时期和鲁迅那个时期不同了，很难设想现在的读者，是在黑暗中摸索着用一种嗷嗷待哺的心情等待着作家给他指出一条明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鲁迅时代，鲁迅的一切愤怒，哪怕是对一个文人的愤怒，对一个中医的愤怒，对一个演员的愤怒，对一个编辑的愤怒，所有这些愤怒都能够汇入人民革命的大潮。但是现在我们却很难讲。所以我提出一个说法，我们文学除了有雄辩的传统，批判的传统，挑战的传统以外，也还有一种亲和的传统。这样的传统在我们的国家，在全世界是源远流长的。我们现在很可能需要更多的良师益友式的文学作品，比如《卿云歌》。它所表达的那种自信，那种雍容，那种大气，那种对人生的肯定的态度，积极的态度，是我们永远的精神资源，反映了永远的人生魅力所在。
当然实现这种亲和的方式有很多，不仅仅限于对人生的肯定。有些是通过潇洒而实现的，比如李白，苏东坡。有的是通过宽容、幽默来实现的。我说这些话的意思不是说现在不需要雄辩的文学，现在仍然需要雄辩、需要挑战、需要对生活的发现、需要对人生各种问题的关注、需要对各种问题的思考。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世界并不是仅仅靠“愤怒”出诗人，和解或者亲和能不能出诗人呢?我想也能出，比如印度的泰戈尔。泰戈尔在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对人生有一种肯定。中国文化也有对人生的、对世界的、对天人的关系的亲和力的理解。有时候我觉得许多作家既是一个对人生勇敢的挑战者，一个用鲁迅的话来讲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敢于提出新的思想、新的活法、新的见解的人，又是一个实现了和谐的人。他们并不是一味挑战到底。我们古代的学者也是如此。同样，我们所说的亲和、和解也有一个衡量，这个衡量就是它里面到底包含了多少我们的精神资源，它到底包含了多少文化的传统。我曾听过一首歌，那首歌不断地唱“我们高兴，高兴，高兴……”不断的“高兴”让人听着有点犯傻。但是一味地说“难过，难过，难过”让人听着有点犯酸。不管高兴也好，难过也好，批判也好，这里面要有文化的容量，要有对世界的理解，对历史的理解，要有一个对我们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的理解，对我们文化传统的理解。我们讲过许许多多的道理，比如“乐而不淫”，“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有它一定的价值。
有一种说法，认为现在中国出了很多文学书，但没有好书，也没有好作家，原因就是没有“鲁迅”：觉得更多的骄傲在于中国有一个“鲁迅”，中国的悲哀在于中国只有一个“鲁迅”。这些说法很雄辩，但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只有一个鲁迅，英国只有一个莎士比亚，法国只有一个巴尔扎克，俄罗斯也只有一个契诃夫，一个托尔斯泰。如果有两个托尔斯泰那就贬值了。我们不能再克隆一个“鲁迅”，并以之为标准来要求今天的作家。我们需要的是通过你的编辑和你的作品给人民带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