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出错书不如不出书
作者：周 奇
南宋诗人陆游有感于图书错误百出。曾激愤地发出“错本散满天下，更误学者，不如不刻之为愈也”的呼吁。陆游抨击的“错本”，是指错误很多的图书，用今天的标准来说，就是“编校质量不合格”的图书。与“错本”相对的是“善本”，即没有错误或错误极少的图书。
根据历年图书编校质量抽查数据推算，现代“错本”约占图书总数的五分之一。现在。每年出书超过15万种，如果按照陆游“出错书不如不出书”的观点办理。那么，每年就有三万多种书是“不如不出”的。出版的发展繁荣，不应该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
出版的发展繁荣基本表现有二：一是图书品种数量不断增加，二是图书内在质量不断提高。数量和质量，是对立的统一。没有数量就无所谓质量，而没有质量，数量则是泡沫。只有在持续提高质量的前提下不断增加数量，出版才能健康持续地发展繁荣。
图书的内在质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图书内涵的文化价值；一是语言文字表达的质量。这两个方面，相辅再成，缺一不可。《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将前者称作“内容质量”，将后者称作“编校质量”。并且明文规定：两项质量任何一项不合格的图书，即为不合格图书。
为什么将编校质量摆在与内容质量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语言文字的错误会直接影响图书内涵文化价值的实现。
关于语言文字表达与图书文化内涵的关系，南朝学者刘勰在《文心雕龙·练字》中做了这样一个比喻：文字“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这个比喻准确而贴切。言语只有声音而无形体，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成了有形、可读、可解、可传的文章，所以说文字是“言语之体貌”，“文章之宅宇”。清代校雠学家戴震说得更明白：“经所以载道、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明词者，字也。学者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图书“载道”、“明道”功能是通过字词来实现的。读者是“由字而通其词，由词而通其道”的。著书立说，首先要正确用字，以求正确地表情达意。除了正确用字外，还要讲究修辞，讲究语法，讲究逻辑。用刘勰的“立言”标准来说，必须做到“章无疵”、“句无玷”、“字不妄”。语言文字出了错误。就不能准确地“载道”，最终影响读者“明道”。后唐明宗长兴三年，朝廷为校刻《九经》颁诏指出：“亥豕有差，鱼鲁为弊，苟一言致误，则大义全乖。”所以古代学者对“错本”深恶痛绝，认为“错本”“诬古人，惑来者”，主张“出错书不如不出书”。出“善本”不出“错本”，应该是出版人的历史使命和道德责任。
端正出发点和落脚点
造成“错本”泛滥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急功近利”。在这方面是有历史教训的。明代出版曾经空前繁荣，书坊林立，但是，由于编校粗疏，以致图书错误百出。后人评价说：“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宋原放、李白坚在《中国出版史》中分析明代出版的功过时指出：“书坊、书肆虽然是民间刻书的中坚力量，为文化积累作了不少贡献。但由于功利之求，使不少书坊、书肆主人唯利是图，偷工减料，校刊不善，使人不可尽信。”“是急功近利，使坊间、书肆发达起来，造福文化；又是急功近利，使坊间书肆邪出正道，给文化事业造成一定后患。”20世纪上叶。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我国出版又一次发展繁荣。但是也同时出现过“错本”泛滥。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错误的出现，当然大抵是看准了社会的需要，匆匆地来投机。”两个时代，两次“错本”泛滥，问题都出在因急功近利而“邪出正道”。“殷鉴不远”，我们不应该忘记历史教训。
何谓功利?功利即功效和利益。出版发展繁荣，当然要讲功利，问题在于追求什么样的功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行为的功利有两个基本表现：一日经济效益，一日社会效益。出版社追求经济效益，要赢得一定的利润，是无可非议的，因为赢得一定的利润是出版社生存发展的条件。但是，出版社是文化产业，产品是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因而赢利有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保证社会效益，把社会效益摆在第一位。把社会效益摆在第一位，是我国出版历史的优良传统。从孔夫子编书开始，历代编校家都是以“传道授业”为使命的。宋代学者王安石说得好：“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不但内容要好，还要精心编校，务求“善本”，使读者“可以读，可以解”。有益、有用，可读、可解，应该是图书质量的底线。
追求什么样的功利，取决于出版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即为谁出书。为什么出书。
胡锦涛在阐述科学发展观时强调“以人为本”，指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的含义是什么?胡锦涛说，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出版发展当然也要“以人为本”。出版发展的“以人为本”，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始终把满足读者精神需求，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作为出版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急功近利之所以往往“邪出正道”，正在于迷失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把赢利作为出版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了经济效益，不顾甚至不惜损害社会效益。由此可见，端正好出版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避免“邪出正道”、确保图书质量的关键所在。
对读者负责和对社会负责
近代学者叶德辉曾用两句话、八个字评价历代校雠家的功绩：“有功古人，津逮后学。”“古人”指原著作者，历代校雠家通过校雠，改正错讹，当然“有功古人”。“津”作“渡口”或“桥梁”讲，“逮”义为“到、及”，“津逮后学”即提供“善本”，将准确而完整的文化信息传递给当代和后代读者。“有功古人，津逮后学”是古代出版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应该是现代出版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出版人心中要始终装着读者。
传播学告诉我们，传播有两种基本方式：直接传播和间接传播。直接传播即口传面授，传播者必须同接受者面对面。直接传播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其传播效果是十分有限的。间接传播是通过媒介实现传播，具有超时空的优势，可以实现国际传播和代际传承，其传播效果包括其危害性可以广泛而久远。
图书是一种间接传播媒介。这种间接传播过程有三个环节：(1)创作者，即初期精神产品的创作者、译作者、古籍校勘者；(2)中介者，即将初期精神产品加工制作为成熟的精神产品的出版者；(3)接受者，即精神文化的消费者。在这三个环节中，出版者处在中心位置。他们根据接受者的精神需求，策划选题，物色作者，推动创作活动；然后，对创作者的初期精神产品进行审读、选汰、加工、编排、校对，最后通过印制赋予物质形态，成为成熟的精神产品，提供给接受者。
编辑和校对是传播中介的主要承担者。编辑以作者原创作品为对象，以审读加工为手段。改正原创作品中的差错，完善语言文字表达，提升原创作品的水平。编辑工作完成后，确保图书质量的责任由校对承担，他们以编辑的编定文本和校样为对象，通过反复校对检查，先消灭排版、改版的差错，再发现并协助编辑改正编定文本中的差错，从而将一切差错消灭在图书出版之前，为图书印制出版创造完备条件。因此，编辑活动、校对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图书的质量。
编校界流传两句话：一日“文责自负”，二日“对原稿负责”。如果不能正确理解这两句话，就可能成为编辑、校对逃避责任的托辞。对于图书的质量，编辑责无旁贷，理应帮助作者纠谬补绌，提高作品水平。“对原稿负责”也不能说错了，但从道德责任讲，只“对原稿负责”是不够的，而应该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作者、编辑、校对最终都要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端正了出版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心里始终装着读者，就不会满足于“文责自负”和“对原稿负责”。就会使出浑身解数来帮助作者提高原稿质量。把内容质量和编校质量双高的“善本”奉献给读者。“出错书不如不出书”，我们应该树立这样的责任观。
(作者单位：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