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们说，“莫名的苦闷”。其实苦闷都是有名字的。
苦闷由何而来呢？总是由于我们的主观愿望不能实现。英国诗人勃朗宁有一句诗，可以说是对于苦闷的最好的说明：梦呵，争着去做，抢着去做，而做不成！
我们的主观愿望，我们的梦，又为何不能实现呢？总又总是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最初的时候，人把这叫做命运。到了现在，我们知道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不可知的神秘的命运，而阻碍我们的主观愿望实现的客观环境是可以认识的，因而也就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对于主观愿望的分析，就可以叫出苦闷的名字。对于客观环境的认识，更可以找到解决苦闷的方法。
现在有两种最普遍的苦闷。一是关于大局的，一是关于个人前途的。
前几天读过朱自清先生一篇叫做《动乱时代》的文章 。那上面说，现在苦闷笼罩着全中国。因为在抗战当中，人们想胜利以后总可以喘一口气，总可以得到一个小康的局面，然而现在得到的是失望。朱自清先生所说的这种苦闷，求一个小康局面都不可得的苦闷，恐怕是很多人都感到的吧。关于个人前途的苦闷，在青年朋友中尤为普遍。或者是想升学而不能升学。或者是想找职业而找不到职业。或者是有学校住，也有事作，然而并非理想，不能满意。流光易逝，前途茫然。
凡是有志向的青年人，谁不焦急烦闷？
而这几种苦闷又往往联结起来，互为影响。由于大局的动荡不安，个人的道路就越是狭窄。由于个人的愿望不能满足，对于大局的期待或愤懑就越是热烈。《大公报》载过一条消息，说沈阳的青年在墙壁上写着这样的诗句：“我愿变成野火，烧掉一切。我愿变成洪水，淹没一切。”不管这种愤懑的青年到底是多是少吧，这心情却是可以理解的。
从某一点意义上说，苦闷是好的。因为苦闷就是对现实不满，而不满正是改革的起点。
然而，说得更完全一些，只是苦闷又是不行的。苦闷可以走向改革，但也未必一定走向改革，尤其未必一定走向正确的改革。
苦闷也可以走向消沉悲观。愿变野火烧掉一切，愿变洪水淹没一切，到底不过是愿望而已，而且是明知做不到的愿望而已。此愿不达，又如之何？假若找不到正确的出路，苦闷之火要不就是最后烧掉自己，要不就是慢慢地熄灭下来。仅仅是愤世嫉俗，往往是容易和逃避现实相通的。
苦闷还可以走向盲目的反抗。反抗诚然是英雄的行为，但盲目的反抗却总只能得到失败。在过去，在不可能被科学的理论武装起来的人，他们的盲目的反抗还可以说是只能如此。
在现在，在容易获得科学的理论的人，而犹满足于盲目的反抗，则只能说不应如此。这样的人，假若不能从碰钉子中摸索到规律和道路，那也要不是不必要地碰掉了自己，就会有一天终于碰得垂头丧气，消极起来。
与这两者相反，既不是盲目的发泄，又不会变得消沉悲观，而能真正解决苦闷的办法是这样的：我们首先要认识客观现实。假若我们的主观愿望是合理的，正确的，既不是荒唐的幻想，又不是错误的企图，那么毛病就在客观现实方面。就是说，在客观现实里面存在着与我们作对的事物。我们应该比较全面地研究一下客观现实。阻碍着我们的事物是些什么，有利于我们的条件又是些什么，它们的情形各如何。我们还应该从历史发展方面来研究。今天的现实是怎样发展来的，又将往哪个方向走去。
根据对于现实的认识，然后来确定我们努力的目标与道路。那么我们的目标就不是空想，不是奢望，而是可以达到的；我们的道路也就是明确的，有步骤的，可以走得通。
然后我们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和我们的同伴们来一起努力。而且用实践来证验或修正我们的计划。
这样的办法也许很不适合那些主观热情家与主观浪漫派的脾气。然而，要事情办得通，就只能这样理智，这样按部就班。生在这个科学的世界，航海尚要带罗盘，修房子尚要打图样，我们走人生与事业的道路却难道可以闭着眼睛，胡乱闯去吗？鲁迅先生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先生又说：“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就是在今天，我们仍然很需要这种勇于开辟与富有创造性的精神。然而，应该补充说明的，凡是能成为路的路，必须引向一个众人所要奔趋的目标，必须众人经过它真能达到目的地。胡乱闯去者未必是路。引着众人去碰壁者更不是路。
试以解决对于大局的苦闷为例。消极悲观，袖手以待，固然不对。盲目发泄，否定一切，又何尝能解决问题。经过了八年的抗日战争，要求能够喘一口气，要求一个小康的局面，这是异常合理的愿望。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愿望。然而，中国人民却事实上又如此多灾多难，无可逃避。我们只有正视这种灾难，认识它，并尽每个人的力量来提早结束它。中国人民断断续续地苦于战争，已达百年之久。不是对外的战争，就是国内的战争。这难道是偶然的，不可解释的事情吗？不是的。这是应该从中国的国情去找原因的。如大家所知道的，中国是没有独立也没有民主的国家。有些时候，外国侵略者自己动手用武力来掠夺中国的土地财富，这就是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争。有些时候，外国侵略者各自扶植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想经过这些人来控制中国，这就是民国以来的军阀混战。到了后来，中国的国情有了大的变化，中国人民更觉醒了，更组织起来了，于是外国的侵略者与国内的封建买办势力就联合起来向人民作战，这就有了第三种性质的战争，即抗日以前的内战与今天的内战。这第三种战争与前两种战争不同。从这不同，我们就知道了是非所在。今天的内战又与抗日以前的内战不同。从这不同，我们就知道了中外恶势力虽然仍有着一时的表面的强大力量，但中国人民的觉醒与组织却已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加以中外恶势力是孤立的，不合乎世界潮流与人心趋向的，我们就知道，不管要经过怎样的困难，这个战争最后还是要被停止，和平独立民主的新中国还是要出现。这样，“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就可以理解，而我们也就不至因为一时的逆转而丧失了信心与努力方向。相反地，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形与力量来缩短这曲折的过程，争取光明的局面。
又试以解决关于个人前途的苦闷为例。在理想的社会里，应该人人有书读，人人有事做，并且应该是适合个人志愿和发展的学校，工作。失学失业，找不到合式的学校和工作，这是不合理的现象。然而，在整个社会没有改变之前，这种问题是不可能得到根本的和普遍的解决的。我们除了从这样的认识以建立改造社会的志愿之外，也还可以按照每个人不同的情形寻找某些个别的曲折的解决办法。邹韬奋先生的《经历》中叙述得有他的求学和就业的经过。他的家境是不好的，总是“这学期不知道下学期的费用在哪里，甚至这一个月不知道下一个月的费用在哪里”；然而由于他自己的努力，或靠投稿翻译，或靠暑假内作补习教师，或辍学几个月去当家庭教师，或一边上学一边兼做家庭教师，终于在大学毕了业。他最初是学工程的，他的兴趣却不近于工科，而且由于他自己平时对于文科方面的书籍也读得不少，终于转学到旁的大学去读文科。出了学校，在就业方面他也并不是一下就找到了最适合于他的职业。他本来是想进新闻界的，因为没有机会，于是他就作英文秘书，作英文教员。后来编一个小小的《生活周刊》，由于他的认真编辑，由于他的为读者服务的精神，竟把它办成销行到二十万份的著名刊物。而韬奋先生自己也就最后成为有名的著作家，政治家。韬奋先生关于他这段求学和就业的经历还给了一个很好的总括，他叫它做“走曲线”。他说，“我们所处的实际环境并不是乌托邦，有的时候要应付现实，不许你走直线，也只有走曲线。”他又说，“走曲线并不就是失败。”韧奋先生就是这样的从实际经历中得到了这个唯物论的真理的。由于客观现实中还存在着不利于中国人民解放的中外反动势力，中国人民还要经过残酷的奋斗，因此中华民族的道路是曲折的。同样的，由于这还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还存在着不利我们的个人志愿实现的条件，我们个人也还需要艰苦的努力，因此我们个人求学就业的道路有时也要走曲线。只要我们有理想与目标，只要这是基于对客观的现实的研究与认识，那么这种曲折就是必要的，而非浪费的了。
这样的说法也许更不适合那些主观热情家与主观浪漫家的脾气。然而，我们是辩证唯物论者，我们是按照实际情形办事，我们是根据客观事物的规律办事，我们不能只凭热情和幻想。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解决苦闷，我们才能改造现实。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既有远大目标，又能踏踏实实地工作，而且——工作呵，争着去做，抢着去做，而做不完！
这不像一句诗。这也不如勃朗宁的原句那样沉郁动人。然而，这是我们的充实的，有意义的，比诗还要崇高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