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夏天
记忆
旅行的时候，我习惯在行李中放一本随时可以重读的薄薄的书。那天下午，在东西伯利亚森林边缘的小木屋里，刚好有段空闲时刻，就打开刘森尧译的《布纽尔自传》，再重读第一章——记忆。
布纽尔的母亲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逐渐丧失了记忆。健康还在、亲人还在，但是，她的“自己”却已经不在了。一个与周遭毫不相干地生活着的个体，使得“存在”变成了一种让他人无法进入的僵局。
布纽尔的记忆力很强，从小在背诵熟记上自认都不错。但是，年轻的时候他却不怎么看得起这种记忆力，认为对于实际人生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然而，在伴随着失忆的母亲的时候，布纽尔才深切地体会到：“没有记忆，我们就什么都不是了。”
没有记忆，我们就什么都不是了！读到这里，不禁打了个寒颤。
那天下午，房间有些暗，我打开台灯，把书凑到灯下，在灯光所及的小小范围里，一切物件的色彩忽然都变得特别鲜活起来。压着书页的左手，肤色丰润，有一层淡粉淡红的光泽，无名指上那枚镶着琥珀的银戒指也显得更加精致；我还注意到书页纸张的平整细滑，横排铅字的浓淡适中，在行与行的空隙间，微微透出背页的字迹；而刚才摘下来的那串珍珠项链正在灯下，每一颗浑圆的珠子都自成一个光影迷离的世界，好像正呼应着书上的标题，不断地重复闪动着那两个字——记忆、记忆、记忆……
说到记忆，从眼前这盏台灯灯光映照出来的小小范围延伸出去，应该还有更多的关连与更多的细节罢。这枚戒指，是在柏林东区一间专卖琥珀饰品的商店买下来的。小店紧邻亚历山大广场，广场中心有座喷泉，我到现在还记得，在六月的阳光下，那些雕像的沉暗拙重和水珠的灿亮轻盈，两者之间的对比是那样强烈，完全不像我从前在巴黎或者在维也纳所看过的那些喷泉，雕像与水流之间的线条总是可以互相重叠互相融合的。不过，也有可能是我对柏林东区有了先入为主的成见。那年，柏林围墙才刚倒塌了不久，终于可以自由出入了，分裂的天空与大地都已经复合，可是相对于那在几十年间横梗在心中的巨大而又沉重的创伤，对于德国人来说，自由此刻的分量好像是太轻太不可捉摸了。即使是旁观者如我，在那个夏天也感染了一种惶惑与浮生如寄的悲哀。
说到记忆，应该还有更多的细节。那天下午，在灯下阅读的我，是刚从东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里走了一大圈回来的，那林中的阴凉与潮湿还紧贴在我的肌肤上。
冻土层上的夏日时光何其短促！永远是匆促仓皇的日照，永远是匆促仓皇的生长，那林中的绿色总是觉得有点虚弱，不像台湾南部的树木那样绿得厚重。可是，林深处的蚊虫却太可怕了！成群聚集，凶猛地叮咬，我和女儿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铺天盖地的攻击，只能尖叫着逃出密林，跳进路边的车子里。当地的朋友微笑着从前座上回过头来说：“现在明白了吧，我刚才叫你们别再往里头走，你们不肯听。这两个多礼拜，是蚊子的狂欢节，原谅它们罢！再过几天，一切就都会消失，就只剩下你这段‘密林历险’的记忆了。”
那天下午，灯下的我想起刚才的惊慌狼狈也不禁失笑。屋外，女儿在娇声呼唤，要妈妈快出来看落日。合上书，推开门，眼前就是那一望无际的贝加尔湖，一望无际的靛蓝与灰紫．在夕暮里变幻着千层万层像细鳞一般的波光。
这里是布里雅特蒙古人的家乡，是几千几万年以来游牧民族深爱的美丽湖泊，也是中国历史上苏武牧羊时所眺望的北海。时光在这里几乎是静止的，只有日升日落时那无法描摹的光影在不断地变幻。
女儿从湖边岩石上回头向我招手，浓黑的长发衬着红色的大毛衣，那笑容多么灿烂！我想，对于她来说，这样的旅程，这样的土地，这样的夏日，想必也应该是不会忘记的了。
这就是生命吗？每个人撒他的网，得到他自己的收获。在一生里。去走上几千几万里的路，去捕捉几千几万种变幻的景象，去感受那几千几万种不同质感的细节，把所有的一切都放进柔软的心中，不断地重复回想、重复品尝，一次次地用追怀与疼惜的情愫去抚摸，一层层地为记忆添加上透明的光泽，最后所得到的，就是生命的精华了吗？。
在生命里，每一个值得追怀的时刻都自成一个光影迷离的世界，似乎是各自独立却又相互映照。
布纽尔的母亲早已逝去，布纽尔也已经离开了，可是他的这本自传却将许多美好时刻都放了进来，即使文字经过再三传译，从法文转成英文，再从英文转成中文，却依旧不减那饱满的光泽，他仿佛依旧在理直气壮地向世人宣告：“我凭我的信心、我的迟疑、我的重复、我的过失以及我的事实和谎言为自己刻划图像，这就是我的记忆。”
那天傍晚，在贝加尔湖畔，在逐渐黯淡下来的暮色里，我想，以后，每次重读布纽尔的自传的时候，就会想起了此刻的波光与霞光了罢。
朋友
一开始，因为小娜杀价太低，伤了他的心，所以扭头就走开了，不再搭理我们这三个游客。
我的蒙古话只有幼稚园的程度，听不懂，但是看他的表情，还是知道这位先生大概是生气了。小娜有点不好意思，她向我解释，其实这个导游开价还算合理，因为，整个湖边只有他的一条船，也没见他太漫天要价。
怎么办呢？
我们三个人，小娜、恩可与我，都很想去游湖。小娜与恩可虽然都是蒙古人，对这蒙古国北部美丽的库布斯固勒湖，也是初见。
这令人惊艳的蓝色汪洋，不坐船去绕一绕，实在不能安心。于是，再由恩可上场，非常谦恭有礼地去商量商量。
两位男士大概相谈甚欢，不到五分钟，恩可就招手要我们过去。打了招呼之后，才知道这位船长名叫尼玛苏荣，是本地土生土长的猎户，买了一艘小船，夏天旅游季节就在湖边兼任导游，可以增加些收入。
这艘鲜黄色摩托小艇是苏联造的，最多大概可以容纳六七个人，他说是二手货，用了两个夏天，还挺顺手的。
游客上船之后，身手矫健的船长就启航了。他也真尽责，一路还向我们介绍湖的面积、水深、注入的九十九条河流的名字、岸边原始森林内的树种，还有一些关于库布斯因勒湖的故事和传说等等。当然，到了我这里都是已经翻译过了的片段，因为小娜只能用英语，恩可倒是可以用比较流利的中文帮我解释。有时候实在找不到恰当的字，大家就比手画脚地想办法沟通。这个时候尼玛苏荣就会停下来，笑嘻嘻地看着我们。
他其实长得很瘦小，不像一般蒙古国人那样的高大，脸庞也是瘦削的，长着蓬松的微带金黄色的头发和胡须，两只眼睛狭长微眯，瞳孔是极浅的棕色，不笑的时候好像总是心不在焉若有所思的样子，但是一笑起来就显得非常孩子气，好像整个脸部亮了起来。
他的笑容里有种什么特质触动了我的心，使我愿意靠近他。我说不上来那是种什么感觉，只觉得非常亲切，想要这样的时刻多停留一下。
那天游湖的时间原来说好是两个钟头，只在近处转一转的。可是后来大家谈得高兴了，尼玛苏荣说更远的湖边有一处人迹罕至的浅滩，水鸟比较多，又有许多漂亮的鹅卵石，他要带我们去。
这一去就不知道有多少里！湖面一望无际，湖水湛蓝，除了波浪碰触到船舷以及马达单调的声音之外，周遭一片静寂。早上的气温虽然低到零下，湖边的水草都结了冰霜，可是，此刻正午时分，九月中旬的阳光直射下来仍然非常温暖，把我们晒得暖洋洋的，全身都放松了，斜依在船边，我竟然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是小娜推醒我的，睁开眼坐直了身子往四周一看，几乎以为人在仙境。这就是从不知道几千几万年以前留下来的没有被污染过的大自然的原貌了罢！
是一处浅滩，湖面从深蓝转为如绿玉一般温润的颜色，湖水仍然很深，但是低下头去可以一直一直看进湖底那光影流转似迷离而又清澈的美丽世界。几块巨大纯白的礁石平平地铺在湖面上，可以一直带引着我们走到岸边。岸上是高耸浓密的原始森林，那树干的粗壮高大，即使是从湖心这样远的距离观看，也令我胆颤心惊，我想，真正的“黑森林”，应该就是这样了；这湖光山色又原始又巨大又气势磅礡，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的惊喜之情大概是太溢于言表了，感动了我们的船长，于是，尼玛苏荣先生郑重宣告，等一下送我们回到原来出发的湖边之时，他还要继续工作，招徕游客游湖，不过傍晚下班以后就自由了，他愿意到旅馆来找我们，带我们去另外一处好地方晚餐。
于是，傍晚时分，我们四个人再加上一位司机先生，开着一辆吉普车，从陆路绕着湖边往西北方向行去，尼玛苏荣是向导，带我们从林间小路上曲折绕行。大概有四十多分钟之后，来到了一处宽广的长满了青草的湖岸，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走下到湖边取水，然后再登高几十步．坐在平坦的青草地上生火做饭。从身后的树林里捡来枯枝，用刚刚打来的湖水放进小锅里，烧开了之后，先冲茶，再煮面。面条是尼玛苏荣从家里带来的，还有晒于了的羊肉，一起放进锅里，煮成了一锅甘美可口的羊肉面。只有碗，没有汤匙，尼玛苏荣就把树枝截断，用小刀削成匙状给我们使用。
吃完了饭之后，天色稍稍有点暗下来，我打开带来的威士忌酒，斟进小酒杯里分给大家。营火正旺，远处北方的萨彦岭积雪的峰顶在暮色中绵延伸展，在这样温暖美丽的气氛里，我们开始一首歌一首歌地唱了起来。
歌词都只能翻译个大概，可是，每一首歌好像都深深打动了我们的心。也许是因为喝了酒，嗓子松了；也许是因为在这样空旷洁净的大自然里，人的心也放松了。在薄暮时分，歌声传过灰蓝色的湖面，好像分外动听。而每一个人唱歌的时候，好像都觉得有些什么原来是藏在胸臆间的东西。也随着歌声抒发出来了一样。
把最后一杯酒饮尽，把营火的余烬慢慢往里面聚拢，等到夜色更深的时候，尼玛苏莱说，霜已经降下了，可以回去了，我们才站起来依依不舍地准备往回走。
就在这个时候，尼玛苏荣对我们说了几句话，他说：“很快，秋天就会过去了，等第一场雪下来了之后，我就会去山上打猎。我知道，以后，每次当我经过这里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你们来。”
短短的几句话，没有什么形容词，也没有什么惊叹号，只是述说一段事实，然而却是这样真诚动人的事实。
经过了这样一天的相聚，尼玛苏荣这位在蒙古国北部库布斯固勒湖边生长的猎人，从此慎重地把我们放进他一生的记忆里，作为在他一生的时间中，每次经过这处湖岸的时候都会想起来的朋友。
我央求小娜和恩可尽量把我的感动传译给尼玛苏荣知道，我多么高兴能够认识他，多么荣幸能够与他为友！
在分别的时候，我们互相拥抱，互相祝福，互相都传达了能与对方为友的快乐和欣喜，虽然我们心里也都明白，要再相见，恐怕也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们真的已经是一生的朋友了。此刻，我提笔的时候，离我们相遇的那一天已经隔了快有五年的时间，我仍然没有忘记他。我相信，终我一生，我都会记得这一天，记得这一个晚上，记得名叫尼玛苏荣的这位猎人所给予我的友谊。
“朋友”，不就是这样的意思吗？
“资料”的经验
一九八八年三月，圆神出版社为我出版了《在那遥远的地方》，这是一本散文与摄影的合集。散文是我写的关于原乡的种种乡愁，而六十张精彩的摄影作品，则是摄影家林东生先生在前一年专诚为我去内蒙古拍摄的。
那时候的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内蒙古地方的原貌，再加上“公教人员”身分的限制，也实在不知道究竟到哪一天才可能解禁。林先生是香港人，比较自由，所以，与我相识之后，就自告奋勇地要去替我拍摄故乡。他用了四十天的时间，长途跋涉，从内蒙古的东北走到西南，拍了许多美丽的幻灯片，让我非常感激。书出来之后，彩色图页也印刷得很漂亮，我就很高兴地带了几本到学校，送给我们系里的同事。
过了几天，在办公室里遇见李老师，他对我笑着说：“席老师，我有几个朋友，他们都认为这本书应该只是刚好有了些图片，就由你配了些文字，并不是真的有人特意去内蒙古为你拍的。因为现在这个世界是不太可能会有这样好的事、有这样好的人的！”
李老师平日说话就比较有趣，我知道他是在故意开玩笑，想看我红头涨脸急着辩白的样子，所以我就沉着应对，慢慢回答：“信不信由你！要我拿证据来吗？”
他看我反应并不强烈，就又说了第二段话，他说：“我觉得你整本书里的‘内蒙古’都是听来的，不是你外婆怎么说，就是你父亲怎么说，所以你写出来的等于都是‘二手’的资料。你自己没有任何直接的经验，没有任何第一手的资料，对不对？”
这次他成功了，我果然只能整个脸涨得通红地对他苦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观察敏锐的他，真是三言两语就把我这本书的“缺点”挑明了出来，在这之前，连我自己也还不曾清楚察觉。原来，在我书里（其实也就是在我的生活里），所有关于家乡的知识，都是从长辈那里听来的，不能算是我自己获得的经验。
我原来是这样生活过来的。
因此，在这天之后，每次提笔想要写些关于原乡的题材时，就不禁有点心虚了。一九八九年三月，整整过了一年，我的散文集《写生者》出版，里面没有一篇说到“内蒙古”这三个字。
在那个时候，想着也许自己的一生都要这样过下去，是觉得有点奇怪，仿佛是一种时空错置，总有点隐约的遗憾与慌张。
想不到，世事多变，那年夏天，禁令竟然解除。一九八九年八月底，离《写生者》出版不过五个多月，我竟然身在蒙古高原了。
奇怪的是，明明是第一次见到原乡，可是却恍如旧识。
刚上路，在火车上听说宣化站到了，就想起母亲常说的：“宣化的葡萄最好吃了！”然后，那个接着抵达的张家口，更是熟得不能再熟的地名。外祖父和二伯父都在张家口出版了许多蒙文书籍，二伯父更在这个城市里办了个学社，请察哈尔盟各旗的七八位学者来执笔，翻译蒙文或者汉文的书，这个城我认得。
等到进入蒙古高原之后，穹苍之下，只有起伏的丘陵、起伏的草原、无边无际的天地，果然真如父亲所说的：“一无阻挡。”
到了父亲的家乡，见到陌生的亲人，刚刚坐定，晚辈献上奶茶，举起来喝了一口，心中忽然觉得童年的滋味全部重回，这不就是和每个冬天的早上，外婆给我们喝的那一杯，一样的温暖一样的香醇吗？
怎么回事？为什么我所见所闻所感受到的一切，依然充满了从前所听说过的那些“资料”的影子？
我是回到原乡了，如今所有的景象、所有的事物，应该都是属于自己的第一手资料了。可是，为什么在同时，那在过往的岁月里所听说过、所揣想过的“内蒙古”，却也都争先恐后地从我的脑海里从我的胸怀中—一浮现？仿佛是不断地回溯和应证，无限惊喜又无比亲切？
是要过了很混乱的一段日子之后，我才能慢慢明白，原来，在四十多年的过往岁月，从外婆从父母那里所听来的“内蒙古”，并不仅仅只是知识上的“资料”而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它们其实早已经转化成我的滋养，变成了我的血肉，进入我全部的感觉系统，成为我生命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好像也就是我自己的一种经验了。
原来，关于原乡，所有的资料与经验好像并不能真正分清楚哪些是“第一手”，哪些又是“第二手”。当我踏上了蒙古高原，开始搜集那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体验的时候，在每一种喜怒哀乐的感动里，那曾经属于我外婆属于我父母的体验也都会在场，与我分享。
嘉丝勒
蒙族妇女的头饰，是在出嫁那天，才由父母给她戴上去的。这一份贵重的“嫁妆”，一方面是代表父母给她的祝福，一方面也是表示她如今的身分，她已成为人妇，以后，如果遇到节庆，或者家中有贵客来临，她都必须把首饰戴上，表示欢迎的郑重。
父亲告诉过我：“蒙族妇人是不能给客人看见黑头发的，如果不打扮好了就出来见客，是很没有礼貌的行为。”
这从顶上一直垂到胸前的头饰，蒙古话叫做“嘉丝勒”，是总称为“装饰品”的意思。其中的每个可分开的细部，又各有各的专属名词和配戴时的规矩。
在蒙古高原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每个部族妇女的“嘉丝勒”都各有不同的款式，差异还颇大的。
不过，款式虽有差异，所用的珠宝材料却大致相同，她们都喜欢用雕工精美的金丝和银饰衬底，镶嵌上许多色彩丰富的宝石如玛瑙和绿松石等，另外还有三样宝物虽然不是宝石，光泽却更加璀璨神秘的，就是——珊瑚、琥珀和珍珠。蒙族妇女几百年来都对这三样宝物情有独钟，再加上从灰绿到青蓝的绿松石，她们真的在配色上逐渐发展出一种非常独特的趣味来了。
也许，我们这些在城市中久居的“文明人”，实在不能了解为什么这些蒙族女人会喜欢戴上这样繁复沉重的“嘉丝勒”？几乎像是舞台上的装扮一样？但是，如果我们肯静下心来设身处地去替她们想一想，终年生活在那样辽阔的大地之上，人与人之间距离那么遥远，是多么寂寞的日子！一旦有节庆，也没有更好的方式来表达出内心的欢欣，那么，把自己慎重地打扮起来，就是最快乐的事了。不单能让自己得到安慰，还更可以鼓舞周边的亲人，是一种精神上的圆满和饱足。
一九八九年的秋天，第一次去探访蒙古高原的时候，好友王行恭愿意与我同行。
他是得过许多项大奖的美术设计家，喜爱摄影，平日又深研辽金元史。这次陪我回内蒙古，除了想拍摄草原的风景之外，他还另有心愿，就是要去观察蒙族妇女的“嘉丝勒”，因为，在许多资料上，都曾经记载着她们所拥有的是多么丰富与美丽的艺术品。
想不到，王行恭却大大地失望了。
在我家乡那片广大的草原上，在每次族人团聚的集会上，触目所及，竟然没有任何一位妇人戴有任何一件装饰品！
老规矩还在，因为是盛会，所以每位妇人都在黑发上包着色彩鲜艳的纱巾，以免失礼，可是，也就是这样的妆扮而已了。不要说那整套的“嘉丝勒”，就是连一对小小的耳环，连一只简单的戒指也不见。
原来，四十年之前还存在着的饰物，在每一次的政治整肃运动中都遭到了批判和没收的对待，说这是“封建思想”的余孽。到了“文革”时期，更是专门针对着这些“嘉丝勒”而来，有时候是来义正词严的低价收购，有时候干脆来声色俱厉的没收，然后再交给在北京的机构，把它们成堆成篓地贱价卖到香港或者澳门去。
多年之后，我在香港和台北的古董店里都看到一些。混杂在几把西藏小刀或者几只蒙古银碗之间，那些已经散乱了的“嘉丝勒”，远离家乡，静静地躺在灰尘满布的橱柜角落里。有些古董店的老板识货。还能说出他手中的这件是属于鄂尔多斯的款式，或是属于察哈尔盟的。但是，大部分的售货员也只能告诉我这些是少数民族妇女的首饰，再多问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可是，对于一个蒙族妇人来说，“嘉丝勒”怎么可能仅仅只是装饰品而已呢？这些从顶上一直垂挂到胸前的珊瑚、松石、珍珠和琥珀，其实就是她的完完整整的一生啊！
十六岁或者二十岁，离家的那天，它是她从父母的手上与心中接过来的祝福，戴上了它以后，就表示要把花样的青春和十几二十年父母的养育之恩都抛在身后了，只有这一套“嘉丝勒”是和娘家仅有的牵连。而在她有了自己的家庭以后，与夫君儿女共度的每一个欢乐节庆，都会逐年逐层地增加了“嘉丝勒”的光辉。在美好的记忆里，让珊瑚更红、珍珠更润、琥珀更透、绿松石更亮，只要能够戴上这一顶“嘉丝勒”，保有这一套“嘉丝勒”，就好像生命里所有的辛酸和沧桑都能得到补偿、得到安慰。
而在被掠夺了之后的后半生，每一个蒙族妇女心中的痛楚与空虚，有谁能够明白？又有谁能够真正地体会呢？
远处的星光
从年少的时候就喜欢读诗，又因为自己是蒙古族，所以一遇到描写塞外的诗句总是特别敏感。
古诗里，有许多咏边塞的诗，不过几乎都是汉人的笔在写着汉人的心情，一直到有一天，读到那首《匈奴歌》：
矢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
矢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藩息。
少年的我，第一次通过汉文的翻译，才了解到原来在战争中，每一个民族其实都有自己的悲苦。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常常去搜寻探问，还有没有蒙古族人写的诗？还有没有蒙古族人自己提笔写出来的心情？
有一次，一位老师被我问烦了，回了我一句：“蒙古族人怎么会有诗？骑马打仗都来不及了，哪里还会写诗？”当然，老师只是故意开玩笑而已，因为，他和我都明白，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他和我都明白，每一个民族都会有诗。
每一个民族都会有诗，也都会有他们喜爱的诗人。
只是，千年的战乱，使得汉族与蒙族几乎一直处在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对立的状态之下，汉人的悲苦还倾诉不尽，如何还会将蒙古族人的诗作翻译过来呢？
所以，在古老的岁月里，找不到什么汉译的蒙古诗文是可以了解的。
可是，后来的几十年里，依旧是一片空白。
在我所能读到的书里，这方面的资料少之又少，有的也多是一些民歌。而我一直希望能够读到蒙古族人写的诗，更希望是现代的蒙古族人写的现代诗。
这样的渴望几乎已经变成了一种不可实现的梦想，恍如在夜里眺望那远处的星光。
几十年来，一个不通晓本族语言和文字的蒙古族人，一个远离族群、从来也没见过故乡的蒙古族人，在有限的资料里，只能得到一种模糊的概念而已。
在黑暗的夜里，总忍不住要仰望星空，心中充满了渴望，渴望能够亲近那些星光，那些对我来说，是怎样遥远而又极不可解的光芒！
所以，当我终于如愿以偿，开始接触到他们的作品的时候，真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狂喜。
这一切都要感谢尼玛。
感谢我的朋友尼玛，去年夏天，他不但陪我回到家乡，并且，这一年来，也陆续寄给我许多内蒙古诗人的作品，让我的心灵也回归到自己本族的草原上。
真是一片开满了花朵的大草原啊！
这一年来，我一直在读他们的作品，心中又惊又喜，原来真有这样一块土地！真有这样一处家乡！真有这样一个内蒙古！
真有这么多诗人，在这么多年里，一直不断地在创作！
用蒙古文字写出来的诗句，原来一直在这个民族之间流传，当然，我更要感谢许多有心人，把它们翻成汉文。
感谢这些译诗的人，让不同的民族，可以走进彼此的心中。
民族与民族之间，要互相了解，最直接也最真诚的途径，就是去读彼此的诗，让心与心之间可以搭起一座桥。
一首一首地读下去，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在吸收着一切，像干涸的土地在吸收着春天的雨水一样，读完之后，我又迫不及待地想要把它们编选成一本书，给我身边的汉族朋友。
一直高悬在远处的星光如今近在飓尺，明亮而又炽热，这些诗里深藏着蒙古民族的渴望与梦想，亲爱的朋友，请你来读它。
在呈献出这一本诗选的同时，我也要向各位说明，在这本书里的二十位诗人，并不能包括所有蒙古族的优秀现代诗人。第一是因为篇幅的限制，第二是因为我手边的资料依旧不够完备，有许多诗还没有读，所以只能算作是一部分的面貌，这是我一定要先向各位致歉的。
不过，这只是个开始，我想大家也会原谅我，前面的路还很长，请容我慢慢地走下去。
在大陆内蒙古自治区内，因为历史环境和生活经历的不同，就算是蒙族人，也有只能用汉文创作的，当然这只占少数，百分之八十的蒙族作家都是用蒙文创作，其中也有兼用两种文字的作家。
在这本书里，比较偏重介绍用蒙文创作的诗人和他们的作品，所以，都需要从蒙文译成汉文。诗在翻译了一次之后，最先失去的，就是那种独特的音律和韵味，好在许多译者都是老手，也还能替我们留住一些美好的感觉，然而我仍然要请求各位揣想，揣想当这些文字用蒙族人特有的音韵写出来的时候，该是一番怎样动人的光景！
所以，也因为如此，有些原该是美丽自然的诗篇，却被过于造作的译笔折损了光彩，没有办法选进来，实在是件非常可惜的事。
在这本书里，二十位诗人依着长幼的顺序排了下来，最前面的两位都已逝去，但是他们留下来的诗句，依然在草原上传诵，那种徐缓悠扬像牧歌一样的调子依然深得牧民的喜爱。所以，纳·赛音朝克图被封为“牧民诗人”，而其木德道尔吉被誉为诗中“散发着牛奶香”，有着草原传统风格。
在其后的十八位诗人，最年长的是一九二八年出生的巴·布林贝赫，最年轻的是一九六三年出生的敖·潮洛濛，三十五年的时光里有着很鲜明的变化；在这些诗人的作品中，我们除了可以感觉到他们个人独特的风格之外，更能够领会到一个民族在许多得与失的矛盾中挣扎，巴·布林贝赫在《故乡的怀念》中写那条小路，充满了困苦的童年渴望求知的那种急迫与疼痛：
弯曲的小路或许是青草杂芜，
但它毕竟是我一生中第一段路途。
“阿俄乙”的学习虽然半途而废，
但我毕意尝到了穷人读书难的苦处。
两鬓之间不知不觉染上了白霜，
以往的事情梦一样渐渐模糊。
但是那一条赤脚跑过的小路呀，
在我的心坎里永远记得那样清楚。
而在年轻的诗人康健（一九五九年生）的诗里，却是另外一种无奈；他在用了许多篇幅描写那一种从天地初开的“顶天立地的辉煌劲射”之后：
不知过了多少年的一个黎明一个老骑手的
孙子在绿草原上捡到了一支刻满咒符的箭翎
当他坐到高等学府将咒符破译后他哭了
那箭翎上刻的是三个字—一
蒙古族
有许多线索是逐渐湮灭的，诗人的心里非常清楚，不管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影响，都在逐渐使我们远离那些曾经是那样美好的事物。所以，勒·敖斯尔要说：
为了牧马人的名誉
不被山野的尘埃缠裹
为了生活的给予
不被人间的红尘湮没
从马背上抚摸山的脊背
唱着《云青马》——父亲教我的歌
这位一九四一年出生的中年诗人，对于民族的传承付出心力，父亲教唱的歌，他也转教给自己的下一代；这本诗选里最年轻的诗人敖·潮洛濛，就是他的孩子，继续唱着《云青马》——父亲教他的歌。
哈·丹碧札拉桑和巴·敖斯尔的作品，有着《诗经》里才有的那种真挚和纯朴；后者的那首《美丽的姑娘》色彩鲜明，热烈的青春令人忍不住要载歌载舞，好像在诗句里都可以听到花开的声音。
查干的诗，是草原上的云，在温润的调子里藏着安静的哲思。
尼玛和纳·松迪的画面，颜色更加深沉，《在岁月的罅隙中》和《草原路》上，两位诗人的呐喊几乎是无声的，却令人泪下。
哈斯乌拉、齐·莫尔根、佐娜和满吉拉，都善于运用譬喻，写出了草原上许多不同的面貌。
阿尔泰更是在诗的草原上驰骋自如，他的《无题》只有短短四行：
无虎无鹿的山一般不易叫醒，
因为连它的梦都会睡得昏昏沉沉。
有虎有鹿的山不会轻易打盹，
因为它的砂砾都能时刻保持清醒。
我把这首诗读给朋友们听的时候，每个人都不自觉地会惊叹起来，唉呀！这真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啊！也只有像蒙古这样的民族，才会孕育出这样的诗人来吧！
是的，每个民族都有她与众不同的声音，也有她自己才能深刻地感觉到的骄傲与痛苦。白涛、白·呼和牧奇、傲·赛音朝克图、波·宝音贺希格这几位年轻诗人的作品里，充满了矛盾与冲突，蒙古民族的遭遇在诗中欲隐复现，使诗的力量如弓弦又如箭矢，充满了张力，也充满了不安。白涛说：
我是不准备退到什么地方去了
尽管身后的草原无限辽阔
扔掉干涸的酒碗
以我的宽厚走向你，进入你
并占有你
白·呼和牧奇说：
风在说——
给你放牧一群狼
再让羊来追捕
看皮鞭怎么撒谎
波·宝音贺希格说：也许——
属于你的那些
原先也许是属于我的
是的，“有时，黄昏也许就是黎明”，在无论多么黯淡的时刻里，还要坚持信心。
辽阔的高原上还有多少嘹亮的声音，一代一代地坚持下来，此呼彼应。
也许，总有梦想成真的一日罢？
这本小小的诗选，只是小小的一步，前面的路无限漫长；可是，在这一刻，我多希望有人能驻足聆听，聆听一个民族心里的声音。
请让我们在心与心之间搭起桥梁，请让这世间不再有误解与偏见、不再有仇恨与争战，让我们待人如己，让我们确信——一每一个民族心里都有诗。
每一首诗都是穹苍上的一颗星光。
只要你肯读它，再远的星光也会向你靠近，炽热而又明亮，在闪烁间努力向你传递，有关于这个世界的一切又一切的讯息。
如果民族与民族之间肯去互相了解，也许，梦想也总会有成真的一日罢？
嘎仙洞
公元四百四十三年三月的一个早上，北魏拓跋鲜卑王朝第三代君王太武帝拓跋焘上朝接见使臣。来者是世居东北方的小国乌洛侯国的使节，他们带来的讯息令圣上身心震动。
乌洛侯国的使者是这样说的：“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魏书·乌洛侯传）。
仿佛有远古的雷声从历史垂落的深幕之后隐隐传来。
那是多么遥远的年代！
太武帝年幼之时，就常听宫中长者叙述先祖旧事，如何在大鲜卑山的群峰密林之中生活，如何出现了有智慧的领袖，如何在历经六七十代的游猎生活之后走出丛林，南迁大泽，又如何在七代之后，经过“九难八阻”的艰险辗转来到五原，然后东移盛乐，再迁都平城。一代又一代的领袖带领着族人继续前进，这条长路上有着说不完的牺牲和收获。可是，那些原来应该是极为真切的往事，却在千年历代的传达中，逐渐变得模糊不清。所谓的列祖列宗，到了最后，不过只能是供奉在庙堂之上的缥缈影象而已了。
然而，就在此刻，却有人不远千里而来，告诉你：“先帝旧墟犹在！”
这是多么让人欢喜振奋的讯息啊！
于是，经过了仔细的筹划，经过了四千多里路的长途跋涉。这一年的七月二十五日，太武帝拓跋焘所派遣的谒者仆射库六官和中书侍郎李敞这些官员，终于来到了东北方的大鲜卑山之中，在先祖的石室旧墟前，按照王朝所定的最高祭把礼仪，供奉马牛羊三牲，在祝祷声中，举行了庄严隆重的祭天祭祖大典。又把祝文刻在洞内石壁之上，再在洞外插立烨木的枝子，然后才启程回返代京大同。
史书上除了记载这段经过和祝文的内容之外，还说了一些后话：“敞等既祭，斩桦木立之，以置牲体而还。后所立桦木生长成林，其民益神奉之。咸谓魏国感灵之应也。”（魏书·礼志）。
日升月落，桦木在山中继续生长，时光在人间继续流转，几个十年之后，君王老去，几个百年之后，皇朝湮灭，而战乱从来不肯停歇。到了最后，所有的痕迹与线索都消失了，只剩下一段短短的文字，藏在书中，有如谜题。
多少年来，想要解谜的历史学者大有人在。要找鲜卑的旧墟石宰，先要找到“大鲜卑山”，可是，这么大的一座山，到底在哪里呢？
有人说是大兴安岭，有人说是外兴安岭，更有人说，应该是在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茨克一带。
众说纷纭，而时光继续流转……
一直要到了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九年的九月，当时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文物站长的米文平先生，在大兴安岭鄂伦春族人的协助之下，找到了一处穴洞，从各种情况看来，很有可能就是鲜卑旧墟石室。
这个高踞在峭壁之上的穴洞，鄂伦春语叫做“嘎仙洞”。“嘎仙”的字音和满语的“嘎栅”相通，据说是“村屯”的意思。
一九八O年三月，米文平先生提出了一篇论文，《拓跋鲜卑石室考》引起了内蒙古考古学界的注目，于是有人加入了米先生的队伍，一次再次地来到嘎仙洞。
但是，虽然许多条件都大致相合，却不见祝文。搜遍洞中石壁，也没有找到任何曾经有过人工凿刻的痕迹。
没有祝文，就没有证据。没有证据，任何的理论推断都不能成立。
一直要到了那一天。
一九八０年七月三十日，米文平先生和其他的学者又来到嘎仙洞前，那天天气晴朗，到了下午，阳光斜斜地照进洞口。
我们来看米先生怎么说：“当天下午四时，阳光由西照进洞内，视度很好，我们沿洞内西侧石壁往里走不到一分钟，突然发现眼前石壁上隐约有个‘四’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家仔细看确为刻石文字，下面并有‘年’字，上面又看出‘太平真君’等。在第二行又看出‘天子臣焘’，第三行看出‘中书侍郎李敞’等字。几个人反复辨认，确为《魏书·礼志》上所记之祝文。由是，这个学术界争论了多少年、我们调查了一年的悬案，终于得到了最后的解决。”（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
从公元四百四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到一千九百八十年七月三十日，这中间有一千五百三十七年的距离，千古之谜竟然会在一瞬之间得到解答，这是多少学者求之而不可得的奇遇！我想，米文平先生在那一刻的狂喜，恐怕是旁人无法想象也无法比拟的吧！
那是如何令人身心震动的狂喜啊！
不过，当然，这“一瞬之间”，也并不只是偶然的巧遇。在这之前，先要有大胆的假设，再要有小心的求证，然后还要有锲而不舍的毅力，最后，最后，还要有夏日午后那一线斜斜照上洞壁的阳光。
那一线阳光就有如舞台前方的投射灯一般，斜斜地照了进来，使得原本是长满了苔藓面目模糊的石壁忽然间凹凸分明，在岁月垂落的深幕之后，有一些痕迹一些线索努力挣扎着站到了台前：“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二十五日，天子臣焘，使谒者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李敞、傅劣，用骏足、一元大武、柔毛之牲，敢昭告于皇天之神：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幸来南迁。应受多福，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边。庆流后胤，延及冲人，阐扬玄风，增构崇堂。克翦凶丑，威暨四荒。幽人忘暇，稽首来王。始闻旧墟，爱在彼方。悠悠之怀，希仰余光。王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祜。归以谢施，推以配天。子子孙孙，福禄永延。荐于皇皇帝天，皇皇后土。以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尚飨！东作师使念凿”
一千五百年前一位君王对自己的远祖以及那曾经庇佑过整个族群的天神，献上了他衷心的祝祷。在剥除了覆盖的苔藓之后，刻在石壁上的祝文清晰显现，除了少数字句有些出入之外，几乎和史书上记载的内容完全相同。这终于证明了大鲜卑山就是大兴安岭，是拓跋鲜卑远祖的旧居，也是许多游牧民族远祖的发源地。
学者说大兴安岭在四亿年前是古陆，在三亿年前沦为海洋，由于火山的喷发，开始形成褶皱山系，而在六七千万年之前，慢慢成为地表之上的崇山峻岭。气候湿润，森林密布，是孕育初民的最好的生存环境，是一位无比温柔又无比巨大的母亲。
这真是一座巨大无比的山岭！它的高度并不高，只有海拔八百到一千五百公尺而已，但是南北的长度却有一千四百公里，宽度从两百到四百五十公里。这样一片辽阔无边的土地上，长满了浓密的森林，森林间水流清澈，有鹿、狐、獐、狍，还有美丽的紫貂，只要人类学会了射猎，就可以得到温饱。
而像嘎仙洞这样的天然石洞，更是初民的美好居室。大兴安岭冬天气温有时候会冷到摄氏零下四十度，但是在石洞里最低只到零下十七八度，可以说是冬日的暖房，怪不得早早地就有人搬进来了。
一九九四年的九月，我也跟着朋友们来到嘎仙洞前。从岩壁下方望上去，并不觉得这个石洞有什么出奇之处，要等往上走到了洞口，才发现里面真是又深又宽又高！
阳光只能照到学者称作“前厅”的地方，往里面进去到了“大厅”那里就有些暗了，等到战战兢兢随着逐渐升高的地势走到“高厅”的时候，已经是伸手不见五指。朋友打开电筒照着脚下，我们才能继续摸索前进，到了“后厅”，猛一回头，才发现洞口变得又远又小，原来我们已经贴近洞穴的最深处了。
就在这个时候，电筒忽然灭了，大概是接触不良，朋友试了几次也亮不起来。
我们几个人几乎是贴着岩壁站着，没有光，一步也动弹不得，也没有人说话。
就在电筒重新亮起来之前，在那段很短很短的时间里，我忽然有了一种恍惚的感觉，好像那悠远的昔日正从每一处深暗的角落向我慢慢靠近。那感觉很难形容，并不会让我害怕，只是一种很安静很缓慢的恍惚，好像无法确定自己到底是身在何处。
电筒又亮了，大家好像都松了一口气，开始慢慢往来路走回去。
洞穴里最主要也是最宽广的部分，就是中间的“大厅”，据说面积大概有两千平方公尺。那顶上高高的石壁离地有二十多公尺，以一种优雅的弧度往四周倾斜，宛如穹顶。在“大厅”里有一块很大的天然石板，周边形状并不规则，但是因为是被一块半公尺高的岩石托了起来，怎么看都像一张特意摆设在那里的桌子。是领袖与族中长者用来聚会的吗？
他们是怎么商谈的呢？
“走”还是“不走”？“守在这附近”还是“无论如何都要出去看一看”呢？
这一带确实是个温暖舒适又安全的居住环境。峭壁几乎是垂直的，穴洞离地又这么高，野兽不能轻易上下。离洞穴不远的前方就有一条清澈的小河，取水十分容易，周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森林，随便砍几棵放在附近，取火也十分方便。夏天阳光照耀之时，躺在微风吹拂的洞口，听山鸟争鸣，远处传来袭人的花香，为什么还要离开呢？而到了冬天的第一场雪之后，狩猎野兽几乎是轻而易举的事。在严寒的冬日，大家厮守在火边，让穴洞之外的大雪把一切都覆盖起来，这样温暖的家啊！为什么还要离开呢？
在大兴安岭的丛山密林里长大的许多部族，虽然并不都是住在这样的洞穴里，但是自然环境大致相同。在悠久漫长的远古岁月中，每一个族群一定都曾经面对过这样的抉择罢。
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他们的决定？是领袖的魅力？是长者的智慧？还是整个族群的性格？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久，我们对当日的会议内容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结论——有人决定要留下来！
即使这些部族已经离开了初民的混沌时期，学会了畜牧，知道用山羊驮载行李．知道用桦木皮搭成敞棚和茅屋作为居室，他们依旧眷恋着这巨大而又温柔的大兴安岭，整个族群的人终生都从不走出森林，世世代代在此定居，并且宣示：“没有比这更美好的生活，也没有比他们更快活的人。”
《拉施特史集·森林兀良合惕部落》）。
有人决定要走出去！
譬如拓跋鲜卑，譬如蒙古族。这两个民族的远祖终于带领着族群走出了大兴安岭，千年之后，他们的子孙都成就了难得的功业，一位在公元三百八十六年建立了北魏王朝，一位在公元一二０六年开始建立了蒙古帝国。
在还没有来到大兴安岭之前，翻读史书，我并不能说到底是哪一种决定比较正确，也不能说——谁比较快乐。
我当然知道，历史上横跨欧亚两大洲的蒙古帝国，她的疆土、她对世界文化交流的贡献，到现在依然是无人可以比拟的辽阔，无人可以比拟的荣耀，这种功业，岂是那些终生不出森林的部族能够揣想的境界！
可是，在我心深处，又会觉得，如果整个部族的人都只愿意保持着单纯的生活，拥有那样单纯的快乐，不也是令人衷心向往的境界吗？
而当我终于来到了大兴安岭，发现触目所及，都只剩下生长了二三十年的细弱的次生林，那些在四十年前据说还遍布四野的原始森林，那些粗壮浓密的树木都已经消失了。山上的野生动物有许多早已绝灭。如今只剩下不到一千人的鄂伦春族，全族都搬进了在低平之处政府为他们盖好的村落里居住，许多祭祖的仪式都被遗忘了，好听的歌声只能到文物陈列馆里的录影带中去搜寻。而大兴安岭之间到处都是曲折绵长的产业道路，鲁莽的扬着灰沙的运材卡车，日夜不停地在路上回转奔驰。
要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再彪炳的功业虽然在最后都只能走进历史，可是，再单纯的愿望、再卑微的请求，再怎么与世无争的快乐，到了今天，也只能是永不复返的梦境了！
站在嘎仙洞前，我不知道我还能祈求什么。此刻，山中依然有树木，河水依然清澈，山风依然清凉，空气依然湿润芳香。神衹在上，如果您愿意俯听我的祝祷。那么，请为我们挡住那就在眼前虎视眈眈所谓“现代文明”的毁灭巨兽，请让这山中的一切就此停留。
请为那千年之后的寻访者，留下一些美好的值得珍惜的痕迹罢。
注：这篇文字中的资料部分，是从米文平、赵越、王大方三位先生发表在“呼伦贝尔文物”上的论文中借用的，在此谨致谢意。
穹苍·腾格里
—敖包文化
如果有一天，你终于到了蒙古高原，一个人站在辽阔的草原之上，向天空仰望的时候，你就会明白，那几千年以来，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游牧民族对腾格里天神的孺慕和畏惧之心了。
在草原上，穹苍几乎是无边无际，没有比这更深远、更浩瀚、更仁慈或者更严酷、更永恒、更瞬息万变的了！
太阳和月亮在天上、灿烂的星辰在天上、洁白和乌黑的云层在天上，而风、雷、雨、雪，甚至那致人于死的闪电和冰雹也都是从天而降。
在草原上，在天与地之间，我们是多么渺小和无助。没有任何藏身之处，多风的春季，温暖的夏，和紧跟着秋霜前来的逼人的寒冬，一切的感受都是贴身切肤，紧紧跟随着、包围着我们，即使是任何微小的喜乐与哀伤也都无法隐藏，在高处，总有苍天在静静地俯视，无所不在也无所不知。
崇拜与祈求便是从此而起的。
现在我们都知道蒙族人的宗教信仰是藏传佛教，也就是俗称的喇嘛教，但这已经是很晚、很近的事了。
当然，在说到宗教信仰的时候，我们必须先要了解，就是蒙古高原的地理形势造成了一个长期的文化走廊，许多民族的宗教与文化都曾经一次再次地经过与停留。
由于印度次大陆的北移推挤，所以整个亚洲大陆的山脉，大都是东西走向。因此，在昆仑山以北，形成了一条非常宽阔的走廊。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里海，如果以天山作为中心点来看的话，东边就是高而平坦的蒙古高原，海拔大多是从八百到一千六百公尺的高度，而越往西走，地势越低，西边连接上一片连绵不绝的欧亚大台地，整片走廊几乎就是一座由东向西慢慢下降的缓坡，在这中间，没有任何南北方向的障碍与阻挡，几千几万里的大地之上都是草原与丘陵，气候干燥，草原植被适合游牧。几千年之间，游牧民族都可以顺着季节的秩序，在平行的山脉与河谷之间自由移动，也因此，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和宗教，像是景教、摩尼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佛教，都在不同的时期里，在这条宽阔的走廊上，开始了一次再次的接触与传播。
但是，比这更早，比这一切的接触更早，早在文化的萌芽时期，早在那最初的“清晨”，从初民心中自然萌发出来的信仰，便是对苍穹的崇拜与祈求。
在孤单寂寞无所依凭的游猎或者游牧生活里，初民相信，在天与地之间的万物，都有灵性，也都可能是寓神之所。日月星辰风雷雨雪都是神迹，也都缘于神意，是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尊敬、膜拜、祈求和感谢的。
这最初的宗教，如今一般的学者都通称为“萨满教”。在蒙古高原周边的游猎或者游牧民族里，以满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的语言来辨识，“Ｓａ”、“Ｚａ”等音的词根，都是“知道”的意思，而“Ｓａｍ”或者“Ｚａｍ”都等于“知道”和“明白”。在满族的民间史诗《乌布西奔妈妈》里，认为“萨满”就是“晓彻”的意思，这是说“萨满”是沟通人世与神界的中介人。在南宋徐梦华的《三朝北盟会编》这本书里说：“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通变如神”。
但是，在蒙文里却没有“萨满”这个名词。在近几十年之前，蒙古族也从来不曾知道自己的信仰被称为“萨满教”。事实上，蒙古族一直都称男“萨满”为“孛额”（或作“博”），称女“萨满”为“伊都干”。要到了这几十年，要到了如今，为了研究与沟通上的需要，许多蒙古族的学者才只好把这种信仰也通称为“萨满教”了。
不过，不管称呼如何，蒙古高原上以及周边的游猎或者游牧民族，他们最初的信仰内容几乎是完全相同，都是以对苍穹的孺慕和畏惧开始的。
在蒙文里，“腾格里”这个字的意思是苍穹也是天神，也可以作为对“广大无边”的一种形容。
神灵化之后的苍穹，蒙文里称为“孟克腾格里”，也就是“永生的苍天”的意思。
永生的苍天高高在上，是几千年来北亚游牧民族传统上最高的神抵，是生命与力量的来源。但是，在十六世纪末期，藏传佛教完全控制了蒙古高原，并且一直到十七世纪末期的百年之间，展开了对本土宗教“萨满教”长期和全面的迫害。
历史上以宗教的名义或者目的所进行的迫害，常常就是摧毁性最强、最可怕的行为。十七世纪之后，属于蒙古本土的“萨满教”信仰在表面上已经完全消失，而蒙古人原来那种活泼勇猛的生命力也完全不见了，变成了安静而又认命的一群。
十九世纪的时候，在内蒙古地区建有一千两百多座寺院和喇嘛庙，而在外蒙古（即今蒙古国）地区有七百多座。僧侣的人口几乎占了全蒙古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每个家庭里都至少要有一个儿子去入庙成为终生的喇嘛。
用这样长期而又全面的方式来彻底改变一个民族，是比政治上的控制或者军事上的屠杀更为残忍与决绝，在三百年后再来回顾，是不得不令所有的蒙古族人伦然落泪的。
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的疼痛，才让我们在回顾之时，更加珍惜与敬佩，那在佛教的形式里，顽强地存活了下来的萨满教精髓。
苍天在上，如果我们能够仔细阅读用蒙文来编写的佛教经典，便会发现那与蒙古高原共生共存的古老神衹从来未曾消失，只是稍稍改换了一些面貌。有的是作为贵族的先祖而得以继续供奉，有的则化身变为佛教的神抵。
在民间，几百年来，也有些劫余的萨满藉着佛教的形式，继续着婉转而又不露声色的祭祀，这些人我们称为“白萨满”。另有一些顽强分子，始终坚持着萨满教的本色，受尽迫害而始终不肯改口，民间称他们为“黑萨满”。。
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不管是委婉还是顽强，古老的宗教终于藉着他们的努力而传延了下来，那是历经千劫百难而存活了下来的生命啊！
而在蒙古高原之上，还有一样也是历经千劫百难却始终不曾消失的圣物——敖包。
“敖包”是蒙古语系民族的专有名词，是指堆积起来的石头，石堆的意思。用蒙文发音近似英文ＯＢＯＯ的音，不过后面的母音是轻声，也有人译成“鄂博”。
在蒙古高原以及凡是有蒙古族群居住的地方，譬如新疆天山或者青海草原，都处处可见敖包的踪迹。
有学者说“敖包祭”与“敖包文化”应该是萨满教的源头，比萨满教还要更早。因为萨满教义内有三种信仰内容，一是大自然崇拜，二是图腾崇拜，三是始祖崇拜。而敖包祭是只以大自然崇拜为目的，因此可能来自比萨满教更早更为原始的一种信仰和文化形态。
也有学者说敖包几乎是古文化的活化石，是从初民时代留存到今天的信仰的见证。
是的，苍天在上，我们蒙古民族的信仰始终不曾改变，对天地山川、对日月星辰、对风雷雨雪、对水火、对万物，我们始终愿意相信与崇敬，始终愿意顶礼与膜拜，几干年来都不敢稍有懈怠。
在蒙古高原上，凡是在有纪念性或者风景优美的地方，尤其在山坡高处，常常会有敖包。一般都是用石块或者碎石堆成的圆锥体。（只有在石块取得不易的草原上，才会有用木条围成框架，用柳枝编成围篱，再放进碎石而成的方形敖包。）在石堆中央再插上枝叶繁茂的树枝或者木竿，有时候还会在树枝上缀上红、黄、蓝三色的彩带。
在象征意义上来说。石堆可能代表着高山，树枝可能代表着森林，是天地山川神抵的栖息之处，也是祖先魂灵要回去的圣地。也有传说指称那插在石堆上的树枝是神树，藉着它们才能与苍穹沟通。还有人说那神树就是传说里顶天立地的宇宙树。在神树上系彩带也是为了祭祀，红色祭火，黄色祭大地，蓝色祭天。
如果往源头回溯，我们也许可以一直追踪到早期在大兴安岭里游猎的初民。他们在狩猎途中的山口、山顶，在每一处需要留下记号的地方都堆积一些石块，也许是前有险阻，也许是在这一处得到了丰富的猎获物，堆积了石块之后就留下了记号，可以提醒自己，也可以警告他人。
在第二次经过的时候，为了祈求平安，祈求收获，便又再加上些石块上去。而其他的猎人因为这处留下的记号，也得到了适时的提醒与警告，在感激之余，就会再加上一些石块。时日推移，经过的人越来越多，石堆就会越堆越大，越来越醒目。
试想一下，在地广人稀的大兴安岭之上，在那么久远的从前，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是那么稀罕和可贵。如果有个精疲力竭的猎人，在密林之中，忽然发现了一堆由前人亲手一次次逐渐累积而成的石块，提醒他前有猎物，或者警告他前有险阻。试想一下，在他看见了这座石堆的那一刻，心中应该是会充满了感激与鼓舞的幸福之感罢？这种沟通代表了一种关怀，是足以让那原本是寂寞疲累的猎人在刹那间恢复了勇气与体力，因而获得猎物或者顺利地通过险阻。对他来说，那一堆石块岂不就是具有神奇的力量，让他衷心感激而不得不跪下顶礼膜拜的吗？
即使是现在，即使这最初的石堆已经成为敖包，加上了许多宗教色彩，走在蒙古高原上，如果远远看见山坡高处垒石成堆的敖包，旅人的心中依旧会有着相同的感动罢。在无边无际的天地之间，能够遇见前人亲手一次次逐渐累积而成的关怀和感激的记号，是应该会觉得无限亲切的。
因此，一直到现在，在旅途中，若是遇见敖包，旅人都一定下车下马，向敖包鞠躬或者叩首，然后顺时钟方向绕行敖包一到三圈，相传可以得到庇佑。在祭拜之前或者之后，总会往远处检些石块，再来堆放到敖包上。有时候，还会有人在石堆中放置些火柴，那也是源自久远年代的风俗——给可能经过的旅人留些火种。
在蒙古高原上，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不必一定只限定在相识的朋友之间，对那并不相识的，或者一生都不太可能会相见的陌生人，我们也赋予同等的关怀。怕他也许会迷途，怕他也许会饥寒，于是，在我能力所及之处，给他留下记号，留下火种，也留下了人类心中最可贵的情愫。
现在，在蒙古高原上，“敖包祭”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群体的活动，各部族祭敖包的时间并不太相同，不过，通常都会选在六月或者七月，天气温暖的季节举行。在呼伦贝尔草原上，巴尔虎蒙古部，还有布里亚特蒙古部以及鄂温克人之中，每年都在阴历五月二十三日前后举行，祈求风调雨顺，人畜平安。
而在大家族里，也会有自己家族专用的敖包，通常都是在居处周围最高的地方，最好是在家园的东方。有的家族敖包年代非常久远，走近的时候都会觉得一种凛冽的气势，令人不敢轻忽嘻笑。
一九八九年九月，出生在外地，从来没有见过原乡的我第一次回到蒙古高原。父亲家乡的族人就在我们家的敖包山上，为我举行了祭敖包的仪式，感谢天地山川诸神的护佑，让我得以在四十多年之后，平安抵达家园。
当时的认识不够，心中又有些慌乱，如今回想起来，那敖包所在之处，果然是全区最高的山丘上，也果然是在家园的东方。虽然是佛教的喇嘛前来诵经，诸如献乳、献酒、献茶、献哈达的种种礼仪，也是和藏传佛教中的许多仪式相混相合。但是，就在眼前那用石块堆砌而成的敖包，却真真实实是从远古初民一直传延下来的信仰。当我跪在砾石上，跪在狂风里，跪在族人之间，恭恭敬敬向敖包三叩首的时候，心里的感受，和几千年以来，草原上的牧民心中的感受应该是差不多的罢。
说也奇怪，那天早上的天空原来很晴朗，高处虽然总是有风，却也并不太强猛。但是，祭典一开始，风势就越来越大，从四面八方扑打过来。仰望苍穹，浓云似乎也越聚越多。虽然是置身在族人中间，应该并不会觉得孤单，可是我心中依然藏有畏惧，在苍天的注视之下，在狂风的呼啸声里，我好像还原为一个单纯、卑微而又渺小的个体。
祭典结束，风停云散，天空变得很亮，草原上的绿也有了起伏的光泽，远远地包围着我们，好像眼前的这个世界和刚才的一点也没有什么关联了。族人微笑着慢慢向我靠近，我也微笑相迎，但是，在同时，也小心翼翼地把刚才那种感觉收藏了起来。
那是我的第一堂课。第一次站在辽阔的大地之上，第一次真正面对穹苍，第一次感受到了生命深处的孤单畏惧与无所依凭。
请相信我，朋友。如果有一天，你终于到了蒙古高原，当你向天空仰望的时候，你就会明白，那几千年以来，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每一个牧人的心了。
注：本文引用资料出自（一）札奇斯钦先生著《蒙古文化与社会》商务版。（二）富育光先生著《萨满教与神话》辽宁大学出版社。（三）德国海西希先生与义大利图齐先生合著《西藏和蒙古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四）鄂·苏日台先生在一九九三年呼伦贝尔文物学报上发表的《论“敖包文化”的形成与演变》。谨此致谢。
胡马·胡马
五月底的北京，依旧是尘沙滚滚，好像整个城市都被压嵌在一个巨大混浊的半透明的模子里。太阳始终被排除在灰黄的天空之外，热力是传进来了，光亮却总是没办法清清朗朗地透过来。
幸好有朋友在！他们的笑容是那清朗的阳光。
腾格尔从计程车的前座上回过头对我笑着说：“可惜你没赶上。我们前几天在北京举行蒙族的那达慕大会，晚上还放映了我那部得奖的电影《黑骏马》哩！”
《黑骏马》原是蒙族的一首古老歌谣，一九八二年，作家张承志以这首歌谣开端，写出了一部小说，书名就叫做《黑骏马》。一九九四年，导演谢飞拍了电影，腾格尔是男主角，同时也是编曲、主唱与配乐。这部《黑骏马》的影片，在一九九五年五月份的第十九届蒙特里尔国际电影节上，得到了最佳导演和最佳音乐艺术奖。
第一次参与电影的工作，就得到了大奖，怪不得眼前的腾格尔欢喜的笑容真是像阳光一样灿烂！
他告诉我，这首歌的第一段大意是这样的：漂亮善跑的我的黑骏马哟，拴在那门外榆木的车上。
善良心好的我的妹妹哟，嫁到了山外那遥远的地方。
但是，他说，歌名译成《黑骏马》，其实还是不能把原来蒙文里的那个意思完整地表达出来。原来的歌名《刚嘎哈喇》，意思是“非常漂亮的黑”、“发亮的、有光泽的黑”，并没有提到一个“马”字，但是，蒙古族人一听就知道这是在形容一匹好马。
这让我想起了不久以前，在台北，陪一位从蒙古国来台湾政治大学讲课的教授去故宫参观时，他在途中告诉我，在蒙文里，单只是形容马的毛色的字词，就有上百种。
那天回到家后，刚好手边正有一本呼伦贝尔民歌的汉译，我好奇地翻查了一下，果然，只是这一个地区的民歌里，对于马的形容，就已经五彩缤纷了。
除了我们一般常用的白、黑、黄、红、花，这些简单与概括的形容词之外，还有——铁青马、云青马、海青马、青红马、枣红马、枣骝马、花斑马、沙毛马、银鬃马等等的专用字词。
有时候这样还不够，还需要再细加形容，譬如——细腰的黄骠马、细纹的花斑马、碧眼的铁青马、粉嘴的铁青马、黑鬃的海骝马、白额头的金黄马、黑脊梁的栗色马、貂皮色的海骝马、鼬黄斑点的马、浅紫色的沙毛马等等……
对于蒙古族人来说，一匹马，不仅仅只是供人乘骑的牲口而已，一匹好马，可以是伙伴、是战友，甚至也可以是知己。它不但能够洞察主人的心思，甚至它自己也有与别的马驹不大相同的脾气，所以，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譬如——秀丽的海骝马、可爱的花走马、机伶的枣红马、不肯驯服的黄瞟马、烈性子的铁青马等等。
也因此，在蒙族民谣里，有许多隐喻，是放在对于爱马的形容里，譬如这一首：西山岗①为翻越西边的山岗，要换乘深色的枣骝马；对留下的亲人，为什么不把去向讲出来？
为翻越宽阔的山岗，要换乘高大的枣骝马；对木然留下的亲人，为什么不把真情讲出来？
①为阿日布登先生采录，郭纯先生翻译的呼伦贝尔民歌。
又譬如这一首，是母亲劝诫马上要出嫁的女儿，如何去适应夫家的歌谣：秀丽的海骝马①秀丽的海骝马有脾气，靠近身子去驾驭它；你的年纪还小啊，温顺地随和人家吧！
可爱的海骝马有脾气，摸摸身子再骑它；人家的儿子有傲气，耐着性子习惯吧…··可爱的海青马有脾气，勒紧缰绳再骑它，人家的儿子有傲气，一起过日子时就习惯啦！
在腾格尔唱的老歌谣《黑骏马》里，那有着非常漂亮的光泽的黑马，陪着主人千山万水地去寻找他失去的恋人，人与马的悲喜几乎是一体的。在歌词的最后一段，当青年举目眺望茫茫四野之时，好像在远远的山梁上看到伊人熟悉的身影，下一句就直写黑骏马一昂首飞奔到山梁上，待到绰约的背影转过身来，却不是心中的人。歌在这里戞然而止，而我们却似乎可以感觉到那骑士与骏马的同等的怅惆与悲伤。
蒙古族人真是个爱马和了解马的民族，而他们的坐骑，也从来没有辜负过它的主人。
父亲就对我说过，在他十七岁那年的深秋，一匹马曾经救过他的性命。
他说：“那是一匹云青马，是我从它在小马驹的时候就挑出来常带在身边的马，真漂亮！也真爱玩！我们两个没事就会溜出去跑上好大一圈才回来。
“在老家草地上，那一阵子并不太安静。常有南方的农民，趁着秋收之后那段比较空闲的时间，一伙人找些枪、带些刀来抢我们蒙古族的牲口。
“那年，附近照样又来了一帮土匪。头天晚上已经交上手了，我们几个兄弟和侄子还有家里许多壮丁守在高处，把他们给打退了。可是，知道这些人并没死心，也没走远，所以，大家都在山岗上布了岗哨，随时注意土匪的动静。
“那天晚上，我是值后半夜的班。十七岁的我，精神很好，一直是睁着眼睛往暗处里看的，大概是太用心了，竟然在快要天亮的时候睡着了。
“是我那匹云青马，用它湿热的大舌头把我舐醒的。说也奇怪，平常爱叫爱闹活泼得很的这匹马，这个时候却一声也不出，四足立定，只管用它那大大的舌头舐我的脸颊和脖子。侧睡草地坡上的我，眼睛一睁开，它就不舐了，安安静静地，头还是紧贴着我的脸颊附近，眼光注视着山坡下，我顺着它的方向望下看，果然，有两个农民拿着明晃晃的大刀趁着暗沉的微光往上攀爬过来，后面小树林里还有人影，这两个大概是先头部队，先来解决我这个哨兵的吧。
“那时候的我，可真是吓出了一身冷汗。赶紧一个翻滚，悄悄地溜回草坡后面，把大家叫了起来。有几个带着枪的大汉，先发制人，冲到坡顶就往下放枪，把那群土匪又轰了回去。那次之后，可能他们知道没什么机会，大概带来的弹粮也用光了，所以，没再僵持多久就离开了。
“事情结束之后，族里有几位壮士特地向我哥哥夸我，说这个小哨兵做得好，又机警又沉着，哥哥大概也高兴了，平常管我管得很严的二哥，那天回到家来对我特别温和，还假装着若无其事地把别人的夸奖，轻描淡写地告诉了我。我可是一声也不敢出，只有自己心里知道，那真正当之无愧又机警又沉着的哨兵，应该是救了我性命的云青马才对啊：”
在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几千年来，就与马匹相依为命。所以，在蒙古族的谚语中，常说人生的最大不幸，是：“在少年的时候，离开了父亲；在中途的时候，离开了马！”
其实，蒙古马长得并不高大，奔跑时的爆发力也不算是最好，但是，它却拥有一种世界上任何马也比不上的长处，那就是——无穷无尽的耐力。
曾经有学者说过，当年蒙古大军远征欧洲连战皆捷的原因之一，就是要归功于马队行军的速度。在行军的时候，军纪不仅只是施行于人，也同时可以施行于马的身上。如果需要赶路，蒙古马就会采用一种特殊的“走马”步伐，可以日夜前行不需要长时间的休息，而还能在三十天之内都保持同样的速度，没有丝毫改变。所以，当欧洲各国领地的君主以他们自己马队的行进速度，来估计敌人的抵达日期时，总会发生错误。总是会在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被那不可思议真是疾如闪电一般来到眼前的蒙古大军惊吓到毫无招架之力了。
关于蒙古马的耐力，有许多传说和故事，我最喜欢的是下面这一则真“马”真事！
那是哈勘楚伦教授几年前在台北举行的“蒙古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所提出来的论文里的一小部分。
他那篇论文，主题是从各种不同角度，探讨马在蒙古文化里的独特地位。
而这则真“马”真事，是发生在六Ｏ年代中期的蒙古国（那时候还叫做“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的政府送了几匹马给南方的友邦北越政府作为礼物。
这几匹马是用专人专车护送到了目的地。可是，第二天早上，发现其中的一匹不见了，在附近搜寻了一阵也毫无所获，只好向上级报告。幸好赠礼仪式已经举行完毕，也就没有再深加追究了。
半年之后，一匹又瘦又脏，蹄子上还带着许多旧伤新痕的野马，来到了乌兰巴托城郊之外的牧场上。牧场主人一早起来，就看到它在远远的草地上站着，心想这到底是谁家走失了的马，在那里蜘蟵流连……
想不到，靠近了之后，才发现这匹马竟然在对着他流泪，大滴大滴的热泪不断滚落下来。虽然是又瘦又脏，不过，一个蒙古牧马人是绝对会认出了自己的马来的。
惊讶激动的主人，在想明白了之后，更是忍不住抱着它放声大哭了。
想一想，这是匹多么令人心疼的马儿啊！
想一想，它要走过多远的路？要经过多少道关卡？不但要渡过长江，渡过黄河，还有那许多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河道支流；不但要翻越过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峻岭，还要在连绵起伏的丘陵间辨识方向；不但要经过江南阡陌纵横的水田，还要独自跋涉过荒寒的戈壁；还有，最最不可思议的就是：它要如何躲过人类的好奇与贪欲？
在它经过的这条不知道有几千几万里长的回家的路上，难道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的村镇和城市？难道从来没有人想要拦阻过还有捕捉过它吗？
没有人能够明白，它是怎么走回来的？可是，也没有一个人不会感觉到，这匹马对家乡、对主人的强烈思念。于是，惊喜稍定，主人开始大宴宾客，对着众人展示这刚从天涯归来的游子，并且向大家郑重宣布，从此以后，没有任何人可以让这匹马离开牧场，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让这匹马受到一丁点儿的惊吓与委屈。
对于这匹马来说，这是如童话般的快乐结局。可是，在会后，我不该再追着去问哈勘楚伦教授的，我不该问他，蒙古国政府知道了以后，有些什么反应？
哈勘楚伦教授说：“听说政府知道了之后，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又补送了一匹马给北越政府。”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了，大概所有当时的马儿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可是我的心里仍然觉得愤懑难平。我想，如果我是当时蒙古国政府里的主管人员，我一定会下令赶快连夜把其他几匹困居在北越马槽里的蒙古马，用专车给接送回来，换成其他不管什么金子银子珍珠玛瑙的礼物再送回去。
因为，正是这一匹马的逃脱，才让我们明白了，其他那几匹没有能逃脱的马匹的心。
我有时候会想，可惜无人能通马语，否则那匹千里跋涉的“尤力息斯”也好，那些散居在世界各地远离家乡的任何马匹也好，只要你能开口询问，它们必定会有说不尽的婉转曲折要告诉你听的罢。
丰子恺曾经写过和画过一则小马的故事。如今我正在旅途上，不能正确写出原文。但是大意是说有人买了一匹马，什么都很好，就是有个很奇怪的行为，只要在街上看见白色的马经过，它就一定会站定注视，一直到白马离开了视线范围，才再开始往前走。主人觉得很奇怪，有次遇到了原来的卖主，就向他谈起这件事。那位先生回答他说：“这匹小马是白马所生，也许是想念母亲，才会有这样的行为吧。”
丰子恺先生在文末说：“是马也，而有人心焉！”
其实，所有的马，想必都也和我们一样，有颗易感的柔软的心罢。所以，当我在天山山腹的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看见小马倚着母马在河边饮水，当我在蒙古国北部土拉河的岸边看见马群嬉戏，我都忍不住想要拍摄下来，想要给远在南国的朋友们看——这就是和游牧民族在几千年之间相依为命的伴侣、朋友和知己。
可惜我的摄影技术不够好，常常把握不住那最动人的瞬间，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将来了。
当然，有时候也不是有技术就可以掌控一切的。马是动的，车是动的，许多难得的时刻稍纵即逝。有时候走遍整个草原，寻不到一处可以拍摄的焦点，而有时候一转弯，吉普车就会陷在一片金黄色长长的牧草丛中，忽然面对一群被我们惊起了的野马，那长而浓密的鬃毛逆向阳光处闪闪发亮，雪白、深黑、浅紫、棕褐，就都从我们眼前飞奔而过。在那一刻里，目瞪口呆的我们除了惊呼之外，恐怕是什么举动、什么念头都不能有了。
胡马啊！胡马！
——写于北京前往锡林浩特旅次
歌王哈札布
他们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就是骑在马上也要唱歌，歌声横过草原，能让天上的云都忘了移动，让地上的风都忘了呼吸。
他们说，只要远远地听到他的歌声，就会让毡房里火炉旁的老人家忽然间想起了过去的时光，让草地上正在挤牛奶的少女忽然间都忘记了自己置身何处；所有的心，所有的灵魂都跟随着他的歌声在旷野里上下回旋飞翔，久久不肯回来。
他们说，他曾经用歌声，救过自己的性命；他也曾经用歌声，让全军落泪。
他们说，他在十二岁那年的那达慕大会上，就得了赛马第一奖和歌唱第一奖了！
他们说，他的歌声，曾经从内蒙古草原上一直唱到朝鲜，唱到日本，唱到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和俄罗斯……
他们说，他是内蒙古民间与官方都尊崇的“歌王”！而我来何迟。
一九九三年初，我才第一次听到他的歌声。
歌声在录音带里，带子是在一九六一和一九六二年间录的，是三十年前的歌声。
三十年前，哈札布在录音间里唱着《阿斯尔》、唱《四季》、唱《有这么个好姑娘》、唱《走马》，不过是短短的四首歌，但是那一层层往上拔升又往下回绕的颤音，却好像唱出了一大片无边无际的草原，唱出了蒙族牧民心灵与魂魄之中独有的喜悦与苍凉。
从那天开始，我就向许多蒙族朋友打听这位哈利布先生的讯息，听说他还健在．已经退休了，住在家乡。
但是，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是要在我遇见拉苏荣先生之后，才算是知道得比较详尽。
拉苏荣，也是内蒙古人非常喜爱的歌唱家，他是哈札布先生的大弟子，在带引着我去拜访歌王之前，我们两人事先做了好几天的功课。
拉苏荣用了八年的心血，搜集、访问、整理，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写成一本二十万字的蒙文传记《哈札布传》。在出发之前，在北京，在旅途上，他把他老师的生平遭逢，很耐心地、慢慢地说给我听：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一日（阴历四月十五）生在锡林郭勒盟阿布罕纳尔旗一个如今叫做“跃进苏木”的草原牧民的家里。
族姓孛儿只斤，是成吉思汗黄金氏族的一支。老家原在喀尔喀蒙古的达里刚嘎（现为蒙古国东方省），是祖父的时代迁居过来的。父亲名鄂温姆，是牧民，同时也在王爷府里做轮值的文书。
哈札布这个名字用的是藏文，就是“天的恩赐”的意思，从小就深得父母喜爱。
六岁启蒙，在王爷府里读书。
七岁的时候，班禅额尔德尼莅临锡林郭勒盟，当地举行了那达慕大会来祝贺和同乐，小哈札布第一次赛马得奖。
十二岁的时候，在旗里祭敖包之后的那达慕大会上，他同时得了赛马第一和歌唱第一！声音开始受到注意。
十五岁，正式拜锡林郭勒盟歌唱家色日格楞梅林为师，学习歌唱。
这年是一九三七年，也是欢乐童年的结束，艺术家从此开始了他坎坷的生命路途。
从一九三七到三八年，一年之间，父母相继病逝。原是人人称羡的幸福少年，在转眼之间，成为孤独的小骆驼，在茫茫大漠之上举步维艰。
一九三九年，十七岁，伯父不忍见他形单影只，孤苦度日，就做主为他娶了一房妻室，这个女子年纪比他大十六岁，叫雍仁索，像是姐姐又像是母亲般地带着他。可是，两年之后，也病死了。
不过，十九岁的哈札布，已经在前一年找到了工作，进入王爷府，成为旗王爷的歌手，生活上总算有些收入了。
问题是，旗王爷也同情这个孤苦的小歌手，一九四二年，二十岁这年，王爷又做主给他娶了一个妻子，女孩名叫玛西，大概和新郎很不投缘，哈札布不喜欢这个新娘，却又不能违抗王爷的旨意，于是，只好离家出走，逃之夭夭了。一直到一九四六年五月，共产党阿布罕纳尔旗的新政府成立，才去办了离婚手续。
一九四七年，二十五岁，有天夜里，被锡林格勒盟里的布里雅特旗乱兵所掳掠，跟当地的王爷以及乡民，都被当作人质带走。布里雅特旗的队伍联合起来反抗。在夜里先把马匹趁黑全部放走，好让八路军无马可乘，然后再带着人质往多伦的方向前行。
追兵的行动，开始虽然迟缓，但是隔了好几天之后，也逐渐在赶上来了。这时候，布里雅特旗的领袖开始怀疑哈札布是奸细。因为即使身为人质，他也总是快活地在行进中唱歌，是不是利用歌声来和共产党的追兵通消息呢？
终于，有天晚上，实在忍无可忍。就准备处死他了。在行刑之前，先把他衣服都脱光，绑在大树上喂蚊子。那时正是夏季，在草原上有两三个星期，蚊子非常凶猛，开始的时候，哈札布真是痛苦不堪。可是，后来，这个受了冤屈的年轻人忽然间想通了。横竖也是一死，与其默默地含冤死去，不如引吭高歌，把所有好听的、自己喜欢唱的歌都再唱一遍，再来向这黑暗的人世道别罢。
于是，把每一首歌，都当作最后的唯一的一次演出，哈札布一首一首地在暗夜里唱给自己听。年轻的歌者，把整颗心整个灵魂都放了进去，那真是让天上的云都忘了移动，让地上的风都忘了呼吸的绝美歌声啊！
在暗夜的林中，在辽阔的草原之上，人群都安静了下来。不只是那些被当作人质的王爷和乡民听见熟悉的歌声要流泪，即使那些应该是敌对状态的布里雅特旗的兵士和妇孺，在黑夜里第一次聆听那样美好的发自生命深处的歌声，也不得不流下泪来。
行刑队的心也较了，手也软了，所有的布里雅特旗的妇孺都向领袖求情：“有这样美好的歌声的年轻人，应该不可能是奸细罢？”
“饶他一死好吗？这样，他每天晚上都可以唱歌给我们听。”
于是，艺术家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以歌声遭来杀身之祸，却又以歌声，解救了自己的性命。
松绑之后，依然被夹带在队伍里往前进行，给了他一匹没鞍子的马乘骑。
这时候，追兵也追上来了，八路军队伍的领队奇俊山一看到哈札布竟然骑在马上，想他一定是依附了布里雅特旗的人了，赫然震怒，下令把这个变了节的年轻人，就地拖到山坡上去枪决。
刚好这时候，前面有了战况，奇俊山匆匆离开。负责押解哈札布的政委杨达赖实在很喜欢这个年轻人，也爱惜这个艺术家，就和在场的另外一位同胞沙金格尔勒两人商议，是否可以先不执行死刑，待战事结束后再来审讯，如果罪证确凿，那么再枪决他也不迟。
杨达赖是鄂尔多斯人，后来做到高级人民法院的院长，他当时就觉得哈札布不可能是罪人。第一他并没有反抗，第二他也没有武器，第三他虽然是骑着马，但是却是一匹没有鞍子的马，对于蒙族人来说，没有佩戴鞍子的马不能算作是座骑，走不远也走不快的。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爱惜这个年轻的歌者，于是，杨达赖和沙金格尔勒就把哈扎布一路押解着跟着队伍走，到了夜间宿营地之后，就把他用门板子挡着，藏在一所喇嘛住宿的宅子里最里面的一间，哈札布这次可是一声也没出，安静地听从摆布。
第二天，从被捕捉到的布里雅特旗的兵士与妇孺口中，知道了真相的奇俊山，非常惋惜与懊恼地向随后跟来的杨达赖与沙金格尔勒说：“哈札布是被冤枉了！真可惜！我们真的不应该杀他的啊！”
于是，又一次，哈扎布的冤屈得到洗雪，在杨达赖与沙金格尔勒的笑容中知道自己自由了。从此，这三人成了非常要好的一辈子的朋友。
这以后，回到家乡，教了几年小学。一九五二年，哈利布三十岁，锡林郭勒盟文工团正式成立，他成为第一位舞台艺术歌者，把蒙古民族古老的长调艺术，第一次搬上舞台。
一九五三年，参与第一届民族民间音乐舞蹈公演，得到金质奖章。同时，从这年开始，也到各地去演出。一九五六年出国到北欧及俄罗斯等地演唱。
这时候，他第三次结婚，新娘终于是自己喜欢自己做主所追求到的女孩子了，名叫伊德兴荷日勒。一九六一年，三十九岁，因为两人婚后没有子女，所以领养了一个养女，取名叫格日勒，就是“光芒”的意思。
一九六四年，四十二岁，参加“东方红”音乐舞蹈剧的大型演出。
然后，恶运又重新来临。
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哈札布被指控是“特务、叛徒、民族分裂分子、乌兰夫的黑爪牙”等等罪名，开始了十年囚禁的黑狱生涯。
十年，从四十四岁到五十四岁，正是一个歌唱家最能发挥他的天赋与功力的黄金时代，哈札布却被百般折磨，被囚禁、用刑、恐吓、侮辱，暗哑失声。
即使当年被绑在树上，面对死神也能引吭高歌的哈札布，在十年黑狱之中，却深深感受到了生不如死的痛苦与绝望。
多年之后，他告诉他的学生拉苏荣说：“世界上最可怕的事，不是死亡，也不是受刑的折磨，即使骨头被打断了，也不过是肉体的痛苦而已；最可怕的是侮辱，把人心里最后仅存的那点尊严都拿出来放在地上践踏，真是不能容忍的恐怖与绝望啊！”
做为一个铁铮铮的蒙族男子汉，哈扎布忍无可忍，决意找机会自杀。防范虽然严密，有了必死的决心，恐怕谁也拦不住的罢。
然而，旁观者之中，有人察觉到哈札布的绝望了。于是，用尽千方百计，传了一张纸条给他，告诉他，千万不要自杀。因为，情势可能有所改变，无论如何，再忍一忍罢。
到今天为止，哈札布都不能知道，这小小的一张字条是由何人传来，又是如何传到他的手中的。
可是，捏着那薄薄的一张小纸片，多年来被单独囚禁在黑狱里的哈札布，忽然明白了自己并不是孤单的，外面的世界依旧有光、有温暖、有关怀。
危机度过之后，痛苦也比较容易忍受了，一九七六年与一九七七年之间，终于被释放了。五十四岁，重返人间，哈札布心中无限感慨，作了一首歌，叫做《阳光》。当这首歌由哈札布唱出，在内蒙古广播电台播出的时候，十年没有听见他歌声的蒙古族人争相走告：“哈札布出来了！哈札布得到自由了！”
自由好像是得到了，第二年，一九七七年平反之后，名誉好像也恢复了；但是，失去的十年，失去的黄金时光却永远不能再重来，一个艺术家一生冀求的最高峰，对于哈札布来说，是永远永远地隔绝在生命之外了！
这之后，当然也还参加了一些演出，一九七九年之后，也开始参加政府所号召的，搜集民间歌曲的活动，一九八八年还去访问了日本。一九八九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颁给他“歌王”的头衔。
这是第一次，一位从民间出身的歌唱家，得到了这样的荣誉，是多少艺术家梦寐以求的荣宠！
然而，歌王已老。
哈札布自己知道，有些事物，失去之后便永远不可能重回，但是，有些事物，还是可以努力把持着的。于是，在一九八二年六十岁的时候，就回到故乡，和妻于团聚。一九九O年，自己想办法办了一个蒙古长调民歌的训练班，都是些牧民的孩子来上课，十几二十岁，对歌唱生涯充满了憧憬，一如当年的他。哈札布用了所有的心力来带引这些年轻人，日子好像终于可以过下去了。
一九九一年，六十九岁，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颁给了他代表最高荣誉的“金驼奖”。
而我来何迟。
一九九六年六月四日早上九点半，我在拉苏荣与当地许多位朋友的带领之下，来到哈札布先生的门前，他以满面的笑容来接待我们。
爱妻已经逝去，歌唱训练班也因为没有远景，学生越来越少，而终于解散了。对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访客，歌王虽然用欢颜来迎接，我们在他的小屋里盘桓竟日，一杯酒一杯酒地干杯，一首歌一首歌地传唱，可是，为什么，有种悲伤迟疑的情绪，却像挥之不去的阴影，像不请自来的恶客一般，从头到尾，始终横梗在我们之间？
我其实还想问几个问题的，千里迢迢又劳师动众地终于来到了艺术家的面前，我其实应该是可以再多问几个问题的。
可是，我没有发问。因为，我不能发问。前一阵子有过轻微中风的哈札布先生，情绪比较容易激动，只谈眼前的事还可以从容应答，但是只要稍微碰触到比较深的层面，牵连到比较早的记忆，那声音就颤抖起来，热泪滴落，那种强忍着的痛苦，使得任何人都不敢再说一句认真和严肃的多余的话了。
于是，我们且来举杯欢唱！好好来享受眼前这样难得的欢乐聚会罢！
格日勒，这个有着胖胖的身躯、可爱的笑容的女儿，已经结婚而且都有了自己的孩子了。老人说格日勒很孝顺，孙于也很可爱，平日生活都由住在附近的他们来照料，算是安稳和平静的。
生命里虽然有着许多遗憾，命运中又经历过许多坎坷，然而，艺术家的心中，却是有着很强烈的自觉的，他很知道自己的歌声，自己的艺术成就是在什么位置之上。他知道，他有过引以为豪的才情与功力，那才是他最最珍惜的资产，是任何人都夺取不了的尊严与骄傲啊！
在聚会的尾声里，不知道是谁提了一句话，大概是希望老人多注意自己身体，少喝酒，尽量保持健康的意思罢。老人却微笑地用蒙文回答了几句，旁边的朋友恩和杜布兴是位诗人，他听了一惊，转过头来用汉文翻译给我听，哈札布，这位内蒙古的歌王，是这样说的：“面对死亡，我并不惧怕。此刻，我的心情，就像那佩戴着银鞍子的骏马，又像那心里有着秘密恋人的喇嘛一样，兴高采烈地往前走着哪！”
我一直把这几句话记在心中，此刻，恭恭敬敬地抄录下来，一方面是为了向哈扎布先生献上我的祝福与崇敬，一方面是希望在中文世界里所有曾经如哈札布先生一样，受尽折磨与屈辱的艺术家们，也能够努力保持自重与自傲。努力在现实的生活里，珍惜自己，得到安慰。
丹僧叔叔
—一个喀尔玛克蒙古人的一生
１
一直想要提笔写出丹僧叔叔的一生，却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开始。
这几年来，常常会带着幻灯片去演讲，向台湾的听众介绍我所看到与知道的蒙古高原，心里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有时候，一张幻灯片在黑暗里停格，而我在黑暗中也滔滔不绝地诉说，仿佛在长久的时间与广漠的空间之中，有干头万绪都奔涌而来，都争着要在这短短的几分钟之内现身、解释与告白。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在台湾的教育之中，有关于北方民族的历史人文，除了其中极少的经过挑选了的资料之外，其他一切都是空白，这就让我在介绍的时候变得非常困难。本来应该是只说重点，突出那精彩的部分，可是如果听众对一切的背景资料都毫不知情的时候，又怎么能够明白那重点的悲喜之后的远因与近果呢？
写丹僧叔叔，也是如此。
我当然可以先从一九六六年写起，那年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但是，如果要清楚地说出他之所以如此的重要环节，就又必须从一六三O年开始写起。
所以，我只好话分两头……
２
先说一九六六年。
“那年夏天，父亲带我去丹僧叔叔的家。
他有妻有子，并不是一位僧人，“丹僧”这两个字，只是他名字的蒙音汉译而已，但是如今又觉得满贴切的。
他是父亲的朋友，比父亲年轻几岁，所以我就这样称呼他。
那时，父亲在慕尼黑大学教书，我在布鲁塞尔读书，姐姐和妹妹也都在欧洲。所以，一到假期，我们就会坐火车南下或者北上地彼此探望。
去慕尼黑的时候，父亲有时会带我们去市郊几个蒙古族人的家里作客。
其实，那时我对丹僧叔叔的印象很模糊，只记得这几个蒙古族家庭都住在郊外廉价的国民住宅里，房子不大，主人都很好客，每次见到我都会紧紧地拥抱，在我脸颊上亲了又亲，给我吃很多用羊肉烹调的大菜，笑着劝我喝酒，然后又唱歌又跳舞的，热热闹闹地过一晚。去了这家，就一定要答应再去另外一家，不然的话，就是两三家凑到一家来联欢，所有的孩子也都跟着父母过来，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挤满了一屋子，那种热情和欢乐，才是让我印象深刻的记忆。
在当时，我也注意到了，虽然同是蒙族人，父亲和那几位叔叔的交谈中常常要夹杂着英文才能说得通。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他说：“他们是喀尔玛克蒙古人，最早是住在新疆那一带的，口音和我这个察哈尔蒙古人很不相同。而丹僧他们又是从小在俄国长大的，有些单词我实在听不懂，就只好用英文来帮忙了。”
那天，是我第一次听到“喀尔玛克”这个词。父亲说，这词的意译是“留下来的”的意思，也有人译作“余留者”。
父亲又说：“喀尔玛克蒙古人虽然可说是远离家乡的流浪者，可是对于蒙族的老规矩却一点也没忘，真是不容易啊！”
３
蒙古高原上的蒙古人，大致可以分成几个重要的部族。在中心地带，散布在戈壁南北的是喀尔喀蒙古，也就是我们比较常听说的内蒙古和外蒙古人（这之下再细分，才会有我父亲所属的察哈尔盟，或者母亲所属的昭乌达盟等等）。在东部嫩江流域的是达呼尔蒙古，在北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边的是布里雅特蒙古，在西部以天山山脉为中心的是卫拉特蒙古（或称瓦刺）。
卫拉特蒙古世居新疆北部，在天山北路准噶尔盆地周边一直到乌鲁木齐和阿尔泰山之间，分成四部——土尔扈特、准噶尔、和硕特和杜尔伯特。十六世纪末期，因为其中的准噶尔部特别强悍，使得受到威胁的弱势族群不得不向外迁徙。和硕特人跟随着他们的固顾汗去了青海，就是如今的“青海蒙古”的前身。而土尔扈特人从十六世纪的一五七四年代开始，就逐渐计划西迁到中亚草原。
那时候的中亚草原上并没有任何政治与军事上的干扰，人烟稀少水草丰美土地辽阔，先驱的探路者一直抵达了伏尔加河流域，回报之后，一六三O年，土尔扈特人就在和·鄂尔勒克的领导之下，大举迁徙。他们陆续出发，用了好几年的时间，长途跋涉，终于定居在里海北岸的阿斯塔拉汗地区，在那一片无忧无虑没有任何威胁的土地上建立汗国，过了将近一百年的好日子。
但是，十八世纪开始，俄国国势强盛了之后，对于帝国南方这些游牧民族的地区开始有了染指之心，恶运就慢慢逼近了。
在一连串的高压统治与宗教迫害之后，土尔扈特蒙古人不禁又怀念起那在遥远的天山之上的故土了。
刚好那时挑起了多年战乱的准噶尔部终于被清廷所灭，消息传来，更坚定了他们想要回家的心。于是，一七七O年底，躲过了俄国官吏的监视，握巴锡汗召集了王公贵族和喇嘛密商，决定全族“东返准噶尔故土”，并且以抵抗哈萨克入侵的理由，开始集结土尔扈特军队。
多年之后，在天山山麓上的天鹅湖畔，一位土尔扈特的学者告诉我，他们自古以来，都自称是“天鹅的部族”，因为，土尔扈特人的性格一如天鹅，不喜欢争战，如果遇到强大的压力，就会展翅飞离，要到了威胁解除之后，才会再慢慢飞回来。
但是，在天上的飞鸟也许可以平安做到的事，在地上的土尔扈特子民却没有这么幸运了。
其实，当时什么都设想到了，什么都计划好了，甚至连出发的“良辰吉时”也都请喇嘛先挑选好了，在年轻的渥巴锡汗英明的领导之下，分布在伏尔加河两岸的二十万土尔扈特人，可说是做了万全的准备。
但是，残忍的上苍，却对他们开了个无法料想到的玩笑，那年冬天，伏尔加河竟然不肯结冰！
一七七一年一月五日清晨，天已亮、鸡已鸣、时辰已到，河西有七万土尔扈特人却怎么样也无法渡河。人马在两岸集结，消息已经走漏，如果再不走，必然会遭到全族灭亡的命运，握巴锡汗终于含泪下令出发，东岸的十六万多的土尔扈特军民向西叩首作别。踏上东返故土的长路。
我在这里先不说这近十七万人的归乡之路是多么崎岖坎坷充满了追杀掠夺的死亡阴影，八个月之后，当他们终于抵达了故土之时，只剩下不到六万零零落落一无所有的残破队伍，这就是西方史家所说的：“历史上最悲惨的迁徙。”在这里，我要说的，是那七万个留在伏尔加河西岸的土尔扈特人的恶运，因为，他们就是丹增叔叔的先祖。一七七一年之后，这七万个留下来的土尔扈特人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喀尔玛克”（也有译作卡尔梅克人这是那些旁观者，也在中亚草原上生活的突厥人，半带戏谑半带悲悯给他们取的名字。从此，这些“留下来的”人，终生都只能与悲苦共存。
４
从欧洲回来之后，我和海北忙着开始工作，开始养育子女。居住在新竹或是龙潭乡下，都是偏僻的地方，不大能和朋友常常来往。倒是在有几次台湾蒙藏委员会款待回台湾蒙胞的欢迎会上，见到丹僧叔叔，虽然都只是匆匆一会，仍然觉得很亲切。
不过，真正有机会与他深谈，却是要到了一九九一年的夏天了。
那年夏天，受一位在台湾学中文的喀尔玛克女孩娜塔丽之托，要我去访问丹僧叔叔在慕尼黑设立的喇嘛庙，如果我能拍几张相片回来，也许可以帮他申请到一点补助。
我答应了。于是，一九九一年六月十四号的下午，父亲和我，再一次去探访丹僧叔叔。
奇怪的是，明明仍旧是同一所住宅，为什么给我的感受却与二十多年以前的截然不同？那天下午有阳光，社区里也有绿树有草花，可是为什么却给我一种荒芜和寂寥的感觉，孩子们早已经长大了离开了，只剩下衰老的父母安静地坐在空空的公寓里，庭园依旧，岁月恍熄。
丹僧叔叔心脏不好，走几步楼梯就要稍作休息，当然也更不能喝酒了。他本来就不高，如今身躯显得更加矮小，头发已经花白，好像比父亲看起来年岁还大。他带我们去参观喇嘛庙，其实，严格说来，只能算是一间佛堂的规模而已，却是几十年来，散居在欧洲的喀尔玛克人的精神支柱。
佛堂在丹僧叔叔的住家附近，是一栋公寓楼房的二楼，从外观看跟普通的住家没有两样，房门上只有一条小小的黑色门牌标示着德文“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ＲＴＥＭＰＥＬ”。进门之后有客厅和饭厅以及小厨房，佛堂在左边的大房间里，平时房门紧闭，只有祈祷的时候才会打开，好保持清净与尊严。虽然都是因陋就简的设备，但是一进入佛堂之时，却仍然会觉得心头一凛，那种深藏在漂泊者心中的虔诚，让眼前的佛像、供品、香烛和佛幡都平添了一层更加灿亮的光泽。
丹僧叔叔在我旁边向我详细地介绍这个喇嘛庙是如何由一位流亡在外的喀尔玛克喇嘛所创立的，又如何在战后的德国辗转搬迁，终于在慕尼黑停下了脚步。从一九四五到一九九一年，将近有五十年的光阴了，而丹僧叔叔从一九四八年开始，都担任照顾的责任，德国政府每年也有津贴，可以缴付房租和水电的费用。
原来供奉的佛像，是从一六四八年，当上尔扈特人陆续迁徙到中亚草原的时候，从天山故土的庙里请出来的。三百多年来随着他们的族群从新疆天山、中亚草原，从伏尔加河边一直走到了欧洲，在德国供奉了几年之后，一九五一年又随着一批被批准移民到美国的喀尔玛克人带到美国去了。
如今这个佛堂里供奉的是释迦牟尼佛像。
“但是，我们还留下了七个白银做的供杯。这也是当年土尔扈特先祖们离开天山的时候一起带着走的，到今天也已经有三百五十年的历史了。”
丹僧叔叔把七个供杯都排在神坛之前要我拍照。那三百多年来一直被小心呵护的银质供杯上，一丝伤痕也没有，在灯光下闪耀着温柔的光芒。信仰，是多么奇妙的东西！当满身伤痕的喀尔玛克蒙古人来到佛坛之前，想必都能够从这些完好无缺的物件身上，得到极大的安慰罢。
５
一七七二年，在一次对抗俄国高压统治的革命失败之后，俄国凯瑟琳二世下令终止这些喀尔玛克人“汗”的称号与地位，把他们从独立的藩国降为帝俄子民。同时又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整合与“俄化运动”，分化和移民。
当初土尔扈特人力图避免，不惜举族迁徙的疑惧与忧虑，如今都变成真实的灾难，在伏尔加河西岸，这七万“留下来的”蒙古人只能以孤单与脆弱的肉身来承担。
唯有灵魂依旧可以自主。
于是，所有喀尔玛克的长者都谆谆告诫子孙：“不管身在何处，都要记得我们是信奉喇嘛教的喀尔玛克蒙古人！”
每一个流亡在外的子孙都做到了。
一九一七年，在俄国的“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间，喀尔玛克人被迫卷入争战。绝大多数的人是加入了白军，与苏维埃红军展开长达两年之久的战役，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当白军战败，这批在俄国已经安家三百年的喀尔玛克人，又被迫流亡。
可惜，能够幸运逃离的，只有不到两千人左右，他们由黑海乘船逃到土耳其，再陆续逃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甚至远至捷克和法国，成为了真正一无所有的流浪者。
唯一能保留的，就是充满了信仰与自由的灵魂。
逃脱不及的那些喀尔玛克人，有的遭到杀戮，有的被强迫送到西伯利亚劳工营，一波又一波的整肃与迫害，不停地前来。虽然在一九三五年十月，斯大林为了笼络人心，批准了“喀尔玛克自治共和国”的设立。但是，到了一九三六和一九三七年的“大清算”，数以千计的喀尔玛克人又被迫害，或革职或入狱，甚至大批集体放逐到西伯利亚。
一九三九年，又一场让喀尔玛克人两难的战争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一部分的喀尔玛克人选择相信苏联政府，相信这是一场护卫国土的圣战。于是，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入侵俄国的时候，他们奋勇抗敌。有学者在战后统计，认为在苏联的大小联邦中，喀尔玛克为“祖国”所付出的伤亡比例是数一数二的。
但是，也有一部分喀尔玛克人选择了投效德军，想藉此向他们的世仇俄国作个了断。
６
父亲和我，就在佛堂所在的公寓里住了两个晚上。
父亲是长者，又是男人，所以可以在佛堂里搭地铺。而我和两个到德国来求学的喀尔玛克女孩子，只能睡在外面的小客厅里。
在这两天之中，丹僧叔叔和我说了许多话，有一次，他谈到了自己的童年：“我是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廿五日出生在雅茨库克的。七岁那年，母亲去世。父亲为了让我上学，只好忍痛让我离开家乡参加一个儿童福利组织的教育计划。我和十个女孩、二十个男孩一起，到首府附近的一个寄宿学校就读了好几年。
一九三三年，是大饥荒的那年，每天有数以百计的人饿死在街边。我还小，食量也不大，只是觉得精神不好而已。但是，我们学校里已经有五六个孩子都饿死了，饿死的尸体都只能在匆忙中先拖放到另外一个房间。我因为昏睡不醒，也被拖放到这间房子里，就躺在十个左右裸体的死去的孩子之间。
在这个学校里，有位十八岁的大姐姐，她有个十一岁的妹妹，平常就很喜欢同年的我，常常来找我玩。这天听人说我也饿死了，觉得很舍不得，就偷偷跑到这个房间来，打开房门，想在门边再看我最后一眼。
想不到，我就在那个时候睁开眼睛，往四周看一看，就又陷入昏睡了。这个女孩奔跑着回去告诉她的姐姐，说丹增没死，还活着。那时谁也不肯相信她。她只好哭喊着要姐姐一定过去看看，有位蒙古舍监听见她的哭喊，就过来探视，俯身聆听抚摸，想不到我果然还有呼吸，于是赶快把我移出房间，特别细心地照顾了几天，我就这样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其实，在那个年代里，喀尔玛克人真的几乎都是要靠奇迹才能活下来罢！”
丹僧叔叔说到这里，苦笑了一下。我赶紧问他，还记不记得那个女孩的名宇？现在有没有再联络？
“我们再在一起读了三年书，一九三六年从学校毕业之后，就没有再见过面了。不过，我一直都记得她，她叫做布露葛尔，是个笑起来有两个小酒涡，眼睛很亮的蒙古女孩子。”
在五十八年之后，那个小女孩还活在丹僧叔叔的心中罢？不然的话，在提到她的名宇的时候，他的眼睛为什么也好像有点亮了起来？
“一九三六年离开寄宿学校，前途无比黑暗。父亲已经在一九三三年的饥荒中饿死了，家乡还有姐姐和妹妹，我只好徒步去一个又一个的城镇里找工作。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翻译的差事，做了几年，刚刚觉得安定了下来，却又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我在德国和俄国的烽火线上做了好几次的炮灰！
一九四一年六月当德国人攻进来的时候，喀尔玛克人确实曾有人拿起枪抵抗过，但是，当俄国军队重新夺回这些城镇之后，却又怀疑所有的喀尔玛克人都是叛徒与奸细。
我不管谁是谁非，一心想要回故乡雅茨库克。找到了一个骆驼车，在酷热的阳光之下，路很长，没有水，可是还是给我挨回到家乡了。但是，雅茨库克已经陷落在德军的手中，我算是自投罗网了。
不过，奇怪的是，这些德国人反而对我们很友善，他们把羊群和马群都还给我们，还宣布说如今既然已经脱离俄国的统治，我们喀尔玛克人应该恢复自己的宗教信仰。当时有五位喇嘛混在群众之中掩藏，听了这话之后就现身，领导我们在雅茨库克建立了一座佛教殿堂。这其中有两位喇嘛是在多年前的“十月革命”之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其中一位名叫阿格卓拉力吉，一八九一年五月一日出生，经历过许多灾难之后，终于在一九四一年回到故乡雅茨库克来。为了重建圣殿，他投进了全部的心力。
一九四二年七月，我们在堪称华美的小小圣殿里举行了第一次的仪式，献上衷心的祈祷，渴望上天保佑，重新开始平安的日子。
三个月之后，德军战败，美梦破碎。
在俄国人与德国人之间，现在已经不需要选择了，都是曾经为重建圣殿出过力气的年轻人，如果留在家乡，只有等待死亡。于是，我们只能跟着战败的德军一齐撤退。
那一年，我二十岁，离开了我的家乡雅茨库克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了。“
７
一九四二年的冬天，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一役惨败之后，撤离俄国。这时候，大约有五千名喀尔玛克子弟，因为害怕俄国人的残忍报复，只好与德军一齐撤退。但是，绝大多数的喀尔玛克人自认清白，他们从来不曾与德军有过什么牵连，就都留在家乡原地。
这些又一次留下来的“余留者”，想不到竟然与他们的先祖一样，又一次遭送到含冤屈死的悲惨恶运。
一九四三年，斯大林复仇行动开始，他以“通敌”、“叛国”的罪名，加在喀尔玛克人以及鞑靼等五个小国的身上，十二月廿七日，宣布解散喀尔玛克共和国，再将全体人民集体放逐到西伯利亚的劳工营去。一去十三年，漫漫长夜，无人闻问，在十三年之间，整个苏维埃联邦没有一个人敢对他们有任何探询或者声援的行动。
这个世界假装无知、假装无事，即使曾经毗邻而居也假装已经忘记了他们！
一直要到了一九五六年的二月，在赫鲁晓夫那篇有名的演说里，才第一次提到斯大林时代的许多残忍行为，包括对喀尔玛克以及其他几族的大迁谪和流放。
一九五七年，为了自我在政治上的利益，赫鲁晓夫假装慈悲地为喀尔玛克人翻案，准许他们重回故土。但是，能活着从西伯利亚回来的，只剩下六万多人，还不到十三年前被放逐时人口的一半。
我认得其中的一位。有一年，在欧洲，他向我描述那在零下五十度低温里生活的感觉，他说：“起初，寒冷让人疼痛。可是，又不得不继续在户外工作，久了之后，整个人变得失去了该有的重量的感觉，好像变得很轻很轻。”
多年之后，面对着我，劫后余生的他带着从容的微笑，仿佛描述的是他人的情节。可是，当时的痛苦要怎样努力，才能熬过来呢？
斯大林曾经公然残害了数以万计的喀尔玛克人，你可以说他本来就是个恶魔。可是，那些自认是英雄，自认是二次大战正义之师的国家——英国和美国又如何？
战争刚结束的时候，情势混乱，一部分的喀尔玛克军队，也想到了这其实是投奔自由的好时机。于是，他们的领导者与盟军代表商谈，当时的盟军笑脸相迎，并且保证只要他们肯放下武器，就一定负责带领这些部队前往自由的天地。
五千多人的军队，五千多喀尔玛克壮士，就这样手无寸铁地把自己交付到盟军的手中，坐上安排好的火车，大家都庆幸终于能够脱离苦海了。
想不到，火车在下一个站的月台前就停住了。月台上站满了一排排荷枪实弹的俄国兵，所有的喀尔玛克军官都被带下火车，就地枪决，而五千个十八九岁的年轻士兵直接用原车押送到遥远的西伯利亚荒原，从此从此再也没有任何的消息。
原来，苏联已经和英、美两国有了一项秘密的协定——斯大林要求，所有在俄国境内的蒙古军队，都要交还给俄国来处置。
明明知道这是陷入于绝境，英国和美国竟然也会答允，喀尔玛克人是被出卖了！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到现在都还时时自命为正义化身的英国和美国，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这一段丑恶的历史？
但是，无论这个世界如何假装无知、假装无事，满身满心都是伤痕的喀尔玛克人却从来没有忘记过。
８
丹僧叔叔在佛堂外的小饭厅里，招待了好几位前来德国的喀尔玛克留学生晚餐。这些年轻人很有教养，对长者特别恭敬，也都不过是二十岁左右的年纪而已。丹僧叔叔说：“这些孩子多好！在这样的年纪里可以专心地求学问，多让人羡慕！”
而丹僧叔叔的二十岁呢？
我们围坐在他身旁，听他重述那在战火之中挣扎求生的记忆：“喀尔玛克人的骑术是一流的。在战争初期，德国军队也曾经要求过喀尔玛克人担任监视铁路和公路的工作，一有警讯，就可以快马追踪或者报讯。
但是，在撤退的长路上，寒冬已经封锁了所有的一切，任是多快多好的马，也没有用武之地。
所有的河流和土地都结冰了，德国军官一直催我们走快一点，却是怎么也不可能加快半步。
有一天，部队正走在结冰的河面上，俄国飞机发现了我们，马上俯冲逼近，子弹一排一排地扫射过来，我们这些人只能拼命往对岸奔跑。那天天气非常晴朗，对岸树林里白桦树的核子一层一层的原本清楚极了，可是在那一瞬间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只能听见头顶上飞机引擎巨大的噪音，子弹尖叫着掠过，还有人群的哀伤呼号，这一切都交织在我耳旁，恐怖与挣扎使我奋力往前奔逃，同时大声地呼念着大悲咒，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
等到飞机掠过了我们，枪声暂时停止，我才恢复了视力，才发现刚刚还紧靠在左手边与我一起奔跑的那位蒙古弟兄躺在我身后的冰上，双腿染满了鲜血，正向我大声呼救；而右手边的那位德国士兵已经身首异处了。
那位蒙古弟兄只有十八岁，忍受不了疼痛，一直央求我们射杀他，我走过去把他抱了起来，放在马背上，可是，等到到了对岸之后，他已经咽气了。我检视自己全身，竟然没有一丝伤痕，不禁跪下向上天叩谢，到这个时候全身才止不住地抖了起来。
在我的童年时期，一位老姑母告诉我，遇到灾难或者危险的时候，要诚心念涌大悲咒就可以逢凶化吉，从此之后，我是深深地相信了！“
这是幸存者在发言，在向众人见证他的信仰。事实也由不得我们猜疑，在那九死一生的经历里，好像真的是处处有神迹，处处都有上苍的眷顾。
可是那些没有逃过劫难的魂魄，又该怎么说呢？
９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德国慕尼黑附近的劳工营里，聚合了八百五十名喀尔玛克人。
说是“聚合”，是因为这里面除了包括丹僧叔叔在内的刚刚随着德军撤退过来的青年之外，还有另外一批“资深”的流浪者。
这些人就是我们前面提过的，二十五年之前，在俄国大革命之后仓促乘船从黑海逃离了共党红军追捕的喀尔玛克人。一九二Ｏ年后有些人流亡在东欧各国，也建立了一些小小的家园，想不到这次随着战败德军的撤离，又被迫抛妻别子地迁进了这些劳工营里，意外地竟然能和从家乡逃出的年轻人见了面。
重新见到同胞，重新听到乡音，对于这些已经离开家乡有二十五年的喀尔玛克人来说，仿佛也算是一场悲喜交集的“团聚”了！
然而，这八百五十个喀尔玛克流浪者，在那一刻里，其实都是无家无国无一处可以依归的游魂。喀尔玛克蒙古共和国已经被斯大林宣布解散，所有的同胞都被驱逐到西伯利亚，没有一丝音讯；东欧的消息也被封锁，那些用二十五年时间辛苦构筑而成的小小世界又完全破灭，天下这样广大，却再无一处可以去投奔的了。
战争结束，大家离开了劳工营，却也只能暂居在德国，等待联合国国际难民组织替他们寻找容身之处，几经交涉，才在一九五一年的时候，得到了几个国家的接纳。
其中有五百七十一名喀尔玛克人，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到次年三月这段时间里，陆续出发到美国定居。其他的两百多人，有的去了法国，也有的选择继续留在德国。
１０
四十年就这样过去了。
“现在，”丹僧叔叔说，“在欧洲的喀尔玛克人，如果加上他们的孩子，还再加上一九二O年的时候出来的那些喀尔玛克人的子孙，大约有一千五百人左右。从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一直到东部的保加利亚、捷克、波兰和南斯拉夫，都有他们的踪迹，有的地方人很少，只有两三个家庭而已，还是在法国和德国的蒙古家庭最多。”
一九四五年之后，德国政府对待这些留在德国的喀尔玛克人还算不错，帮他们找到工作，也配给房舍。丹僧叔叔就是在一九五二年分到了这一间公寓的，一九五四年结婚后也没有再搬动。
丹僧叔叔在一九五三年底，已经有三十一岁，知道家乡在可预见的将来是回不去的了，于是，就学着像有些单身汉一样，登报征婚。写信前来应征的这位德国女子，是位寡妇，有个小女儿，虽然并不能算是那些直接受战争之害的战后德国众多的战争寡妇之一，却也是个伤心人，名叫安娜。
两个人约好在慕尼黑火车站见面，第一次相见，几乎没有什么话可说。后来，也许是感觉到了丹僧叔叔的诚恳，两人才逐渐交往，最后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五日正式成为夫妻。
婚后，两人又生了三个小孩。如今，四个孩子都完成学业，找到了工作，也成了家，都搬走了，只有两个老人依旧住在这里。丹僧叔叔说：“孩子们长大了就搬出去住，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唯一挂心不下的，就是将来我不在了之后，还有谁会来管理这间佛堂呢？”
佛堂所在地的公寓，虽然并不是国家配给，而是租用的，所以也搬迁了几次，好在还有政府津贴，一般的支出可以维持。但是佛堂内的一切设备却是靠德国朋友的捐助，而晨昏洒扫以及其他种种杂务的管理，更是要靠丹僧叔叔的全心投入了。孩子虽然也遵从信仰，但是还有没有热情与力量来追随父亲的脚步呢？
这一间小小的佛堂，靠着好几位喇嘛的带领，以及丹僧叔叔全心的奉献，就这样在四十多年间，逐渐成为流落在欧洲的所有喀尔玛克人的精神殿堂。
丹僧叔叔为我展示了这个佛堂里最早的一位住持喇嘛的相片，他就是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名叫阿格卓拉力吉的喇嘛。是在一九四二年领导着丹僧叔叔这些青年，在雅茨库克建立了一座佛教殿堂的五位喇嘛之中的一位。
德军战败撤退，这五位喇嘛也跟着喀尔玛克的年轻人一起行动，在军队撤退的途中，照顾这些年轻人，并且为他们祈祷降福。但是，中途有三位喇嘛被俄国军队俘虏了回去，只剩下两位到了德国。其中一位在一九五一年陪着那五百多喀尔玛克人去了美国，在纽泽西建立了第一座喇嘛庙堂，而留在德国的便是这位阿格卓拉力吉喇嘛。他在一九七三年十月九日去世，享寿七十五岁。肉身火化。当地的喇嘛将骨灰洒在喜马拉雅山上的一条洁净的河流里，但愿魂魄能够回归故土。
“那年冬天，随着德国军队一齐撤退的时候，喇嘛其实和我们一样，都想着也许四五年之后，就可以重回家乡。谁会知道一离开就是这么多年，喇嘛已经故去了，我也老了。”
其实丹僧叔叔年龄并不算老，只是健康情况很差，大概是不适合作长途的旅行了。
一九八九年，辗转得到家乡的消息，家中只剩下两个妹妹。当然，下一代也还有不少的侄子侄孙，可是，属于他记忆里的那许多亲人，如今只有这两个妹妹还在世了，健康状态也都很恶劣，大概也不能前来探视他。
“你知道吗？我以前常常会做梦，梦里总是会回到家乡。但是自从得到了家乡的消息之后，好像连梦都没有了。”
１１
一九九三年九月，第一届“世界蒙古人大会”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召开，有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两百多位代表参加。
在会场里，我遇到好几位从德国、法国来的喀尔玛克蒙古人，都是旧识，大家在蒙古国的首都相见，更是十分欢欣，忍不住互相拥抱。
但是，接着来的，便是悲伤的消息：“丹僧先生在八月份逝世了。我们明天要去甘丹寺为他求喇嘛念经，你要参加吗？”
我当然要参加。但是，在静听喇嘛颂经的时候，心里想着的却是两年前的夏天，在千里万里之外的慕尼黑郊区那间小小的佛堂里，丹僧叔叔曾经告诉过我的每一句话。
这样就是一生了吗？
我与他相识不能算深，可是，在那年夏日两天的相聚之中，好像在向我讲述那间佛堂的历史的时候，丹僧叔叔也把他自己的一生都说给我听了。
甚至包括了他的渴望和梦想：“你知道吗？除了渴望回到家乡之外，我这一生还有个梦想，希望有一天能去甘丹寺朝拜，然后再到戈壁看日出。我们蒙古族说：”在戈壁看日出，是人间天堂。‘其实，我也去过一些地方，看过一些风景，不管是在欧洲还是美洲，也真有些壮观的景象。可是，我从来没去过戈壁，不知道这一辈子还有没有可能到戈壁去看日出，享受那身在天堂的滋味？我看，大概只能是梦想了罢！“
甘丹寺内香烟缭绕，古老的佛幡在岁月的薰染之下，那颜色有着无法形容的华丽和苍凉，这就是丹僧叔叔渴望前来朝拜的圣殿。置身在他永远都无法实现的梦境里，我默默向自己发誓，要把他说过的一切都如实地写出来。
这就是一个喀尔玛克蒙古人的一生。
附注：本文内有关喀尔玛克蒙古的史料部分，多有摘自海中雄先生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发表于联合报副刊《历史上最悲惨的迁徙》一文，在此谨致谢意。
七个夏天
一九八九年的夏秋之间，有多少变动在我心中如洪流般轰然决堤。
那年，夏天刚开始的时候。诗人痖弦邀我参加联副新辟的专栏“四块玉”。
在两个月里，与另外三位作家一起发表，每人写十六篇每篇五百字的功课，想必会很有趣，于是就答应了。
但是，真正写起来，才发现并不容易。因此一个夏天就都在那里删删减减，其中有几篇甚至是在旅游上修改了之后，等到了欧洲，再借用朋友的传真机发回联副来的。
那时已经是八月中旬，我带着刚考完大学的慈儿，到德国与我的父亲相聚。同时也在准备着回到台湾之后，马上就又要出发的“返乡之旅”。
因为，那个夏天，政府终于解除了公教人员不得去大陆的禁令。像我这个生在南方，长在南方，从来也没有见过原乡的蒙族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多迟延一天的。
终于去了，看见了，也感受到了。
其实不过只是从八月底到九月初短短的十几天，可是，积存了四十多年的渴望与揣想，已如高涨的河川，一旦决堤，那排山倒海轰轰然向我奔涌而来的洪流，就再也无法抵挡了。
很奇怪的感觉，在那将我没顶的洪流之中，所有的错愕与惊喜，无奈与惆怅好像都不仅只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好像已经逝去了的外婆和母亲，还有那远远地住在德国的父亲都和我站在一起，一起啁叹，一起徘徊。
回到台北之后，马上就开始写出一篇又一篇每篇都有好几千字欲罢不能的心事。一年之后，配上了好友王行恭所拍摄的幻灯片，出版了那本《我的家在高原上》。
一九九O年的夏天，带着这本刚刚出版的新书又回到家乡的时候，米吉格旗长对我说：“没想到你真守信用，真的说会再来就再回来了，还带着这本书。有多少人只回来看了一眼就再也没消息了。去年九月，我们在边界上给你送行的时候，看着你们的车子越走越远，我心里想着的是这样一去，恐怕是不会再有见面的一天了。”
虽说对于从小由长辈的讲述中所得到的印象看来，故乡如今已经是改变了很多。但是这一片苍茫大地，毕竟曾经充满了我们家族的记忆；而每次一定要遵照古礼，送到边界，敬酒敬哈达，再站在山路旁向我们殷殷挥手道别的，毕竟是与我血脉相连的族人与同胞啊！
更何况，蒙古高原那样辽阔，有多少地方可以去一一寻访！因此，每年夏天，都会一次再次地往北飞去，有如鸿雁。
在蒙古高原上，我什么都不担心，怎么样都不会觉得累，好像和那个在城市里居住了几十年的我完全相反。背着相机，我可以走很远的路，只为了寻找一个适合的角度。其实，草原上天地之间的宽阔，是任何相机也拍不下来的，这一点，林东生先生几年前在为我寻找“明安旗”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可是，这毕竟是我第一次见到家乡，很想把“内蒙古”带回来，给台湾的朋友们看，也给自己留作纪念，哪怕只有千万分之一也好。
我也想去更北的蒙古国，以及更北更北的布里雅特共和国去看一看。
在蒙古国北部库布斯固勒省，省以湖名，那一个有着九十九条河川注入的库布斯固勒湖，清澈洁净，在中国史书里的名字叫做库苏古泊。一九九一年的九月中，我在冰寒的清晨挣扎着起了床，想拍湖边日出。在用旅馆里的自来水洗了脸之后，整个脸好像都不见了，无论怎么触摸都没有丝毫感觉。我把自己裹得像个粽子一样，向着不远处的湖边跑去，没想到脚下铺满了霜的草地奇滑无比，走一步就几乎要跌一交。眼看着原本是暗红的天色在逐渐变亮，我真是心急如焚，好不容易一路跌跌撞撞地滚到湖岸边．刚好日出。湖边水草上昨夜结成的冰丝冰柱在瞬间晶莹闪烁，湖面雾气蒸腾，我一面猛按快门，一面忍不住高声欢呼，四野无人，只有湖边水鸟被我惊起，满心不情愿地哗叫着，扑打着翅膀划过如碎镜一样闪光的湖面。
还有，在暗夜里开车穿过原始森林，狭窄的石子铺成的小径上，被车灯照到的野兔不知道闪躲，瞪着双眼呆呆地站在路中央。要等我们把车灯关上之后，才回过神来，赶快逃走。
还有，又一个夏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的草原上赶夜路，另外一辆车落后了，我们这辆车就在草原中间停了下来，灯一熄，才发现整片黑暗的草原之上，群星灿亮，人与天穹的比例，在那个时候特别震撼我心。
已经走到人生的中途，才第一次看到那样深褪邃瀚的穹苍，第一次感觉到了人与大地原来如此贴近，满心欢喜的我，多想把这样的感觉带回来说给台湾的朋友听，多想把这样的美景带回来放给台湾的朋友看。
于是，除了原野之外，还去拍了都城，拍了博物馆，拍了学校。东起大兴安岭，南至鄂尔多斯，往北越过库苏古泊一直走到东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往更南穿过戈壁瀚海到了锡林郭勒盟的最南端，还上了天山山腹卫拉特蒙古族人世居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每次行旅，总是会拍上几十卷底片。
在这几年间，写得不太多，也出了一些书，最常做的事，就是带着幻灯片去演讲。
我最喜欢的是去给小学教师的进修团体放我的幻灯片。每次大约有几十位，其中总会有几位，是我在新竹师院美劳教育系，或者师专时代的美劳教育科带过的学生。十年二十年之后，如今都是独当一面的好教师了，我想，他们在台下看着这个滔滔不绝的席老师，一定会又觉得欢喜又有点无奈罢。
几年下来，我发现台湾社会对“蒙古”的认识非常模糊，对那块土地上的一切，一位大学教授和市井小民的了解层次，竟然也不会有任何差别。每次，在回答朋友或者记者的问题之前，都会应他们的要求，先把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从来没说清楚的历史和地理解说一次，而惭愧的是，这些资料的绝大部分，我也是才刚刚开始知道，刚刚开始明白的。
每次，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这些朋友与听众所给我的鼓励，这个世界，再也不复是从前那个我们曾经相信并且依从过的黑白分明尖锐对立的世界了！
七年就这样过去了。在这七年之间，我在蒙古高原上所走过的路，与我在台湾这个温暖的岛屿上所得到的回响，是连自己也无法置信的迢途与丰足。
七年就这样过去了，心意依旧如前。总想着能够多知道一些，多了解一些，才能多说一些，多写一些；让两个民族能够互相尊重，互相疼惜。
因为自身的经验，让我在这几年间看见了其他的少数民族的困境；身为女子，也逐渐发现，如果换一个角度去观察，那原是累积在心中的挫折，也未尝不可转变为反省与观照的成长来源；生命如长河，每一股暗流每一处漩涡都是压力都成威胁，可是，为什么，如今的我却反而觉得有些力量在心中慢慢滋长？
在写作的路途上，王鼎钧先生一直是我深深敬佩的良师与益友。虽然至今还没有见过面，从他的书里，我得到了许多的引导与鼓励。
有一天，隐地在电话中向我转述，说鼎公向他询问，为什么席慕蓉在这几年间写得少了？又说：
“如今可是她创作的最好年龄啊！”
有感于长者如斯的厚爱与关注，当时的我寂然自问，无法回答。
这几天，整理这几年间的文字，慢慢翻看，忽然觉得它们有点像是一面镜子，忠实地呈现了我在这七年之间的变化，反倒使我能够把心情整理起来，回答长者的那一句问询了。
对我来说，“创作”这件事，应该就是生命里的全神贯注。
而我在这七年之间的奔波与浮沉，陷入与没顶，是不是也可以算是一种生活里的全神贯注呢？
我知道长者的厚爱，我也能感觉到那深藏着的创作的欲望，可是，这条汹涌的长河到底要带我去到哪里，却是现在的我所没有办法预知的啊！
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珍惜手中的这枝笔，但愿能够好好地再写下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