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情况,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家是富农,但家庭仍受苦。
我参加了读书,树立了思想,
开阔了眼界,从此走上革命之路。
我在长沙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
1921年开会,我去了嘉兴南湖,
回来后湖南成立了省委和支部。
我们的理想和计划是亲身实践,
调查,研究,宣传,发动群众。
我没有去法国,也没有去日本,
我学的不是工业、经济或军事,
我研讨的是土地、人民和历史。
在革命早期生涯,我最大的爱好是
上课、交谈、争论、写作和读书。
在江西,我提出了游击战,
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多久,
我受到了打击,但革命的需要
思想的正确和同志们的信任,
使我在遵义被确立为革命的领袖。
真正的长征开始了,蒋介石
开始把我当作对手和死对头。
红军的危险一直没有消除,
哪怕是到了陕北之后。
我没有拿过枪,
但我不信邪,爱讲笑话,
生气了骂人,也不怕死。
49年我们打下了北京，
接着又打过了长江，
解放了南京，总统府。
我没有在南京的总统
或北京皇宫的宝座上入座，
我只想真正实现共产主义，
几十年来，这是已经牺牲
和未牺牲的同志
和我自己想做的事。
我们联合、接受了一切
可以接受的人，
我在粉刷一新的天安门城楼上
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中央人民政府。
我题写了革命英雄纪念碑，
—“革命英雄永垂不朽！”
我稳定了四方疆域，
团结了波折动荡的少数民族。
我去了苏联，去会见我们的老师
兼朋友，结局并不太好，
我们想建设自己独立的国家，
但斯大林只想要一个听话的队友。
前十年可以说仍然四面楚歌，
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敌对国家
对我们实行全面封锁，
他们二战时就发明了原子弹，
经济十分发达，把联合国控制左右。
但我聪明地把全球划分为三个世界，
再一次在穷苦人当中
找到了自己需要的朋友。
我嘲笑了美帝他们是纸老虎，
他们有先进的武器，
但我们打赢了跟他们的任何一场战争。
我们对经济进行了三年改造，
初步赢得了接管城市的考试。
我们制定了一个个五年计划，
全国人民精神焕发，人心空前振奋。
然后我主张搞起人民公社，
试图改变农村几千年的传统。
我还搞了土改，三反五反，
四清，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运动。
用心良好的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
给我们浇了一泼冷水，损失惨重。
但人民相信我，信赖中央人民政府。
由于没有先例可循，我在
国内发展策略问题出现一些错误，
我的国家领袖地位开始不稳。
有几个能人兼战友跳出来咬我，
我整掉了他们，出于公私怨愤。
我感觉被兄弟和多年战友辜负--
天下没有完人，我多少有点过份。
到了晚年，我想退居二线，
但我急于看到全面革命的成果。
党内有些人对我不再那么尊重，
少奇过早地想对我取而代之。
老战友彭德怀对我采取的突然袭击
让我震惊而失落，
我产生了怀疑，决心重做领袖。
我倡导了一场巧妙的文化大革命，
在政治、经济革命基本完成之后。
多数同志给予我理解和支持，
我们做了，但有人又做得过了火，
红卫兵、学生闹事，国家受影响，
经济倒退，听说死了不少人。
刘少奇和其他一些人死了，
后来林彪也死了，没人的时候，
我坐下来，内心感到悲痛--
我只想他们不要否认我的权威，
我并不象人们捏造的那么残酷。
我对同志和人民充满温情热度，
但内部斗争的方式超出了控制。
后来我让政治、文化思想上
都不成熟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
以摆脱他们的无知、狂热和幼稚。
在中央，我重新启用了小平同志。
这个人很直，精明能干，懂大事，
但他脾气很倔，他是个四川小个子。
江青和林彪在文革中帮了我很多，
但我对他们的目的作为心中有数。
江青她是个演员，她的毛病
主要是太过虚荣，但她不是坏人。
林彪非常富有才智，但却
缺乏理论水平和广阔的心胸；
多年来他为我们立下赫赫战功，
他不逃跑，我还打算给他安排工作。
他死了，我多少有些内疚。
但国家需要运转，人民需要领袖。
恩来病重，小平尚未成熟，
无奈之下，我选择了老实人华国锋。
70年代，我们已与美国建交，
多年来蔑视我的蒋介石已死。
我心情沉重，孤独落寞，
身体欠佳，没有了朋友与对手。
我死了，希望人民继承我的遗志，
我留下的是理想，杰出的思想，
对劳动人民朴素的爱、平等，
和永不停止的改造社会的奋斗。
我有我湖南人和男人的毛病，
但我对人民、共产主义无限忠诚。
我犯过一些错误，
我自己也感觉痛苦，
但我仍含笑，并不害怕
去见我们人生的导师马克思。
郑文斌写于2005年12月20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