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书与史
作者：曾敏之
古往今来，书可多矣，真是汗牛充栋，车载斗量，浩如烟海。但是书的撰著、记载，却未必尽是，不少以是为非，特别是对历史的记述，歪曲、篡改屡见不鲜，哪里有如日月之明?
鲁迅曾以敏锐的观察，对历史做过判断。他认为在过去的历史上，哪个皇朝时间较短，记述这一时代的历史就不一定真实，因为本朝的史学家来不及修史，就改朝换代了，别朝史家撰修上一朝的历史，就难免存“成王败寇”的评价，因此就有违事实。他认为曹操被后世史家贬为奸雄，原因即在此。
明乎此，可想到为什么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之难于修撰，也难以准确，即使是联共 (布)党史、中共党史，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就不奇怪了。
史学家是不容易做的。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良史之材，必须具备德、才、识三项标准才够格。德是指政治品质，才是指学问修养，识是指胆识。因为缺少了其中一项，就会出现偏差，就会有愧于修史的职责。古代强调过孔子的修春秋，说什么“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说什么“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认真考究一下，春秋时代的乱世，所谓乱臣贼子的界定就很难，忠义之辩也值得分析，例如伯夷叔齐之不食周粟，饿死空山，就昧于周武王的吊民伐罪，讨除暴虐之义，怎能完全美化他们呢?
值得称道的倒是司马迁之作《史记》，并不避讳对汉武帝的揭责， 因而被人诬为谤书，这也证明了司马迁不愧为良史之材。再如陈寿作《三国志》，虽然他的父亲被诸葛亮贬以髡罪，陈寿却以史家的公心，对诸葛亮做出公允的评价。比较起来，不是具有刘知几所提的标准么?
至于那些慑于权势，屈从于独裁，只知唱赞歌涂脂粉的史学家，不论是古是今，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没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