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人生杂说
作者：叶延滨
托尔斯泰有句名言，我小时候偷看《安娜·卡列尼娜》时，没看懂这本书，却记住了写在卷首的这句话：“世界上幸福家庭的幸福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我记住了这句话，要说理解这句话，却花了半辈子的时间。这是一句写小说者必读懂的名言，否则不要写小说。
正如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公平，一睁眼就会看到：一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刚拿着白血病的检查报告走出医院，他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而一个活得不耐烦的老乞丐缠着他：“可怜可怜我吧，给多给少都行。”而在路那边，一个和老婆吵了架的司机，醉醺醺把油门当刹车，将一个花季少女压在车轮下……
这样的画面，天天有，处处有，充满着不公平的命运，充满着矛盾的人生。
于是，产生了政治家。从古到今的政治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表明他们的追求：追求公平。当然，有统治阶级内部的公平，也有被统治者之间的公平，还有全社会的公平。这种公平，是在一定范畴内的程序性公平。比方说，科举制和考试制，是在试场上参考者之间的程序公平。比方说，选举制，是在选民之间有选举与被选举的公平。
于是，忙坏了社会科学家，他们写出一本又一本的著作，证明人与人之间不公平的事实存在着，而这种存在，在一定时期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须接受的。
作家不一样。作家不能通过自己的工作，把这个世界变成“公平化程序”后的世界，因此他和政治家不同；作家也不能用自己的笔，去证明那些人与人之间的不公平或不相同，是合理的存在，因此他也和理论家不同。
作家要面对人们的真实的痛苦和真实的欢乐——真实的绝对不会相同的命运，在过去，在今天，在未来都会有的命运的“不公平”!只有看到这一点的人，才配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因为命运永远不会有相同轨迹，换言之，对于每一个人生的苦难与欢乐，这个世界的分配绝对不会公平。
把托尔斯泰的话改动一下：世界上幸福的人们的幸福一样——这是政治家努力追求的公平和理论家努力说明的公正；不幸的人们各有各的不幸——这是作家真实展示的世界!
谁给命运平反?
我的母亲因为受到错误的处分，被开除了党籍，下放到大凉山里，在山区当了二十年中学教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母亲也得到平反，恢复了党籍和“红军时期老干部”的待遇，离休回省城老干部休养所。她没有当过扛枪打仗的红军，她是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进步学生，大概这也是她很容易被“打倒”并下放到大山深处当教员的原因吧，也是一种命运。
只是她没能在干休所颐养天平，回到省城不久，她就因严重的肺气肿病住进“高干病房”，开始是半年住医院，半年在家。后五年就没有从医院里出来。我的儿子一直长到五岁，每个星期天都是一个节目：到医院看奶奶，他以为星期天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到医院里看亲人的日子!
母亲最后十年是在病床上度过的，她离不开氧气管，那根管子在她鼻子里插了十年。每年都要有几次病危，母亲说：“又要让我上刀山下火海了……”每次病危抢救，都让她浑身插满管子。她说，我命不好，这“高级干部的待遇”比下放山区更苦!但她忍受着，她总说，别抢救了，一次花上万元的钱，干点别的多好!
母亲最后十后，单位每年都要花掉十多万元医药费。单位的负责人来看她：“老大姐，您是老红军，是我们的宝贝，再花多少都是应该的哟……”母亲听完只是轻叹一口气。
也许这就是命运，命运无法平反。如果没有那个错误的处分。我的母亲不会从六十岁起就长住医院。如果这几十万元的百分之一早些用在母亲身上，她的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如果她不是老红军，她不会多活这十年，也少受十年的病痛之苦。如果……
“平反”只能让犯错误者改正自己的错误，但谁能给命运平反?那位领导看望母亲慷慨地说花多少都应该的时候，我坐在他身旁。我记起和母亲在大凉山度过的最艰难的日子。三年自然灾害的周末，我从学校回到家里，得了浮肿病的母亲，从抽屉里拿出两，根放蔫了的胡萝卜，那是她给儿子留了一个星期的可以充饥的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