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测试官员的冷漠指数
作者：徐怀谦
但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平头百姓不是以消费者而是以弱势群体甚至是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现的，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享受“微笑服务”的奢望。他们只是在呼吁在乞求，得到的却常常是失望。
我只举两个例子。如果仿乐坛十大歌曲排行榜或年度十大新闻评选的做法，给2003年的官员做一个冷漠指数排行榜，孙志刚被虐致死案和黄勇杀人案背后透出的官场冷漠绝对可以入选。
孙志刚案发生后，其家属赶至广州后，他们“整天到处跑”，先后到了黄村派出所、收容站、医院、天河分局、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法院、市民政局、市人大信访部门、市卫生局、市医学会……想弄清楚孙志刚是怎么死的?但得到的答复是：管不了、不属于他们管或根本就没人理……他们到市公安局信访办，竟被工作人员用“站好”、“你还呆着干嘛”一类侮辱性词句进行呵斥。
河南平舆农民黄勇，自2001年起，采用欺骗手段将受害人从网吧、游戏厅、录像厅等场所骗到家中，先后杀死17名青少年，杀伤一人，其中大多数为正在上学的学生。如此旷日持久的杀戮，并不足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几个受害学生的家长告诉记者：“尽管一知道孩子失踪的消息就立即去刑警队报了案，但是报案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得到警方立案的消息；去问，对方承认一直没有立案，说孩子们可能是跟家里怄气，或者出去打工了，没有立案价值。”这个回答并不能让家长满意，再问，“刑警队就让我们找县公安局；县公安局又说这事应该由刑警队管”，皮球又踢了回去。无奈之下，2003年9月初，7名学生家长带着相关材料来到北京求助于有关部门。9月7日，已经返回平舆的学生家长接到通知，县上已经就此事“立了案”。但据家长们介绍，“此后平舆县警方也从未就学生失踪一事在县城范围内发布任何形式的警示或者通告”。结果悲剧再次发生：2003年10月24日，平舆一高中学生、17岁的秦继飞失踪——也是最后一个失踪并遇害的孩子。
而当丢失孩子的家长到县委、县政府门口拦车告状时，他们好不容易看到县委书记的车出来了，可惜车上下来的不是书记，而是秘书。秘书接了材料看了看，只说了一句：“噢，丢了这么多孩子?”小车就一溜烟似的开走了。去找县长，没找着。这么大的人命案，最后是靠惟一一个逃出魔窟的机灵少年报案才得以侦破的。
这两个案子中所透出的官场冷漠，可以说已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
不过，这也只是群众的一面之辞。另一种真实是，官员们从来就不缺乏热情，只是这种热情表现在接待上级领导、与同僚吃吃喝喝、与小蜜卿卿我我上。有位朋友给我讲了这样一件小事：说有位高级官员去某地视察，原定去某县吃午饭，就提前给县领导打电话说吃腻了大鱼大肉就想吃一种山野菜。那个季节山野菜已经很少见了，县领导放下电话，立刻发动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到野外挖菜。费了好大劲终于把野菜准备好了，高级领导的秘书来电话说，日程安排有变，没有时间到县里吃野菜了。县委书记觉得无比可惜，颇有未能尽孝之慨。
“群众利益无小事”，在这里换了一个个儿——“领导利益无小事”。本来嘛，乌纱帽的决定权在上而不在下，谁的利益大谁的利益小是明摆着的事情。
但是，群众的呼声从来就不是可有可无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是连封建帝王都明白的道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共产党人应该而且能够贯彻得更好。有个县委书记，在任期间，结党营私，大开受贿之门，口碑很差。他调走的那天，一大群老百姓打着“送瘟神”的条幅，放着鞭炮，到县委门口“欢送”他尽快离开县境。最后他只好灰溜溜地从县委大院的后门逃走了。这种景象，和我们从影视中看到的老百姓与海瑞、与焦裕禄、与孔繁森等依依惜别的情景，相差何止千里!
为什么革命战争年代没有官员冷漠症或者很少，为什么现在官员的冷漠指数居高不下，官员冷漠与冷漠的民间基础(如医生不拿红包不救人等)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如何根治官员冷漠症……这都是值得研究的题目，但这不是本文所能穷尽的。最后，请有关官员重温一下老诗人臧克家《有的人》中的诗句吧：“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活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