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我印象中的巴金老人
作者：文洁若
1954年5月与萧乾结婚后，我多次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巴金，虔诚地聆听他的教诲，受益匪浅。巴金是我心灵的导师，他的热情点燃了我。巴金悲天悯人，真诚坦率，是一位罕见的磁力人物，我看得出，周围的朋友们何等爱戴他，拥护他，他本人却虚怀若谷。
毫无疑问，给我印象至深的是进入新时期后的巴金。据说林贤治在《南方周末》上公然发难，讥讽道：巴金在《随想录》里反复强调的“讲真话”是“小学二三年级的水平”。我没看过林贤治的文章，只读了李辉对林贤治的批评。我想，用“小学二三年级”的孩子也能读懂的“水平”来写，又有什么不好?
1966年起席卷全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些“天兵天将”，响当当的红卫兵，大多是出生于1949年以后，在红旗下长大的娃娃。他们自幼学雷锋，学王杰，学焦裕禄。也许那年头的学习仅仅停留在表面，根本没有触及灵魂。十年浩劫伊始，这些完全不会判断孰是孰非的少男少女上街破四旧，抄家打砸抢，丧尽天良。
有一位罗马教皇说过一句名言：“只要交给我一个7岁的孩子，我就能让他(她)终身皈依天主教。”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教育后代方面，绝不能甘拜梵蒂冈宗教领袖的下风。为了提高国民素质，使民众养成“讲真话”的习惯，道德修养的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
巴金著作等身，《憩园》、《寒夜》这些力作，艺术性非常高，对人物的刻画及性格描摩，细腻深刻。
我是个健康人，偶尔有点头痛脑热，就觉得慵惰，立即休息，及至不适感消失殆尽才再拿起笔来。而巴金写《随想录》时，非但年迈，且病魔缠身。他又不习惯于口述，手中的笔即使像铅块那么沉甸甸的，也坚持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因为他必须把“心中的火”喷发出去，“灵魂的血债”也非偿还不可。这是何等崇高的使命感!
为了祝贺巴金百岁华诞，神州大地掀起了巴金热。我衷心渴望“向巴金老人学习：讲真话”能够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运动。
今天(2003年11月15日)我荣幸地参加了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巴金百岁喜庆艺术大展》开幕式。活动结束后，趁热打铁，将此文一气呵成。文学馆本身就是巴金用心血凝聚而成的，是经威望颇高的巴金倡议，得到好几位老作家的支持，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才创建起来的。开馆以来，已产生不同凡响的社会效应。
巴金不但自己写，还不断地扶掖后辈作家，敦促大家一道写。我巴不得这种忘我的献身精神在21世纪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