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1期
看看吕日周到底干了些啥
作者：童大焕
推动当地舆论监督，曾经是吕日周最叫座的一招。然而我们知道，监督的惟一空白点就是，吕日周自己。犹记得2002年4月11日，我曾经在《舆论监督的悲壮力量》一文中写道：“谁能保证这样一种权力下压式的单向度监督不会沦为某些人排挤对手、打击异己的工具?”事实不幸而被言中。弓中甫事件则是最好的说明。吕日周自己说：“弓这个事，也没有把他作为敌人。我当时就认为，街上那些东西(指当时大量针对吕日周的匿名信，说明正道不行小道行——作者注)不一定是他弄的，应该是班子里的人挑动一班散兵游勇所为。”针对匿名信，当时的公安还派了大量便衣监控邮局邮箱，发现寄匿名信者动辄抓走。
如今，吕日周前脚刚走，弓中甫后脚就被无罪释放；而吕日周通过廉价变卖长治最大煤矿建造的“山西最大广场”——占地1008亩的开元广场在投入4000万元后终于烂尾，按今年国家四部委出台的新规，长治市城区人口仅30多万，只能建设2公顷(约合30多亩)以下的广场，意味着开元广场的“死刑”已定。与此相适应的，是 4000万元打了水漂，还有1000亩土地撂荒，如果复耕，还必须投入巨额资金!
一个“一心为民”的“好官”“清官”，就这样走进了历史的轮回，走进了“主观为别人，客观为自己”的悲剧。个人的毁誉无关痛痒，但留给300万长治人民的，却是永久的痛和伤。
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一个人所共知的政治学常识：吕日周自己也承认的“我认为只要一把手想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不了的”。“但是一把手权力大也有弊端，就是当他对民主的认识不到位时，会做出各种错误决策。”在长治，吕日周的权力几乎可以伸到任何领域(我曾把这种现象称为中国的“模糊政治”，即权力向下永无边界)。这也不是吕日周的“个人专利”，中国基层的权力结构，都有这个特点，就是资源的高度垄断性，几乎社会的所有资源，包括媒体和司法，统统集中于一个人或者一个小团体身上。地方法院成为地方或少数人的法院，地方媒体成为地方或少数人的媒体。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资源的主体比较复杂，权力的交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高度垄断的自然消解和制约。而中小城市则不然，这种自然制约几乎全线丧失。因此，就形成了中国社会特有的“中层生态”：一个人，或者一个小团体，足以左右整个地区的基本社会生态。这也就不难理解，贪官李铁成在任吉林省靖宇县县委书记期间，全县范围内没有一个单位不向李行贿，全县科、处、局干部除了李本人和其妻子外，几乎无一人不向他行贿。
中国社会以市县两级为主体的中层社会，是中国进入现代化的第一道门槛，也是联系中国底层社会的桥梁，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改革的原生力量就在这里。如果中层社会的资源高度垄断局面不能被打破，改革的原生力量将永远无法成长，中国的现代化也永远遥遥无期!一个独立、自主的公民社会将永难形成。
历史已经证明而且仍将证明，所有的强权都有原罪，所有的专权和垄断都是地区落后社会腐败之根——不管这样的专权和垄断出于多么高尚的目的，都无法改变这个基本的规律和事实。如何切实地打破专权和垄断，激活中国社会改革的原生力量，是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尖锐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