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不须放屁

作者：王乾荣

　　
　　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法兰克福写的《论屁话》，是一本什么奇书，居然在今年６月初荣登美国畅销书榜首？我在《参考消息》看到此书摘要，它对“屁话”的解释，即“言不及义”，“讲一些连自己都不知所云的话”。这个阐释令我觉得，咱们生活中确实不乏“屁话”，而“屁话”也有一“论”之必要——所谓“话糙理不糙”也。
　　据语言学家研究，人的交流方式，说话和书面语只占７％，行为语言占９３％，但是人们却只看重说话和书面语——似乎如此才能把意思传达得更精确。那么按照法兰克福的研究，如果人们写的和说的是屁话，则不见得能使看的或听的人明白其然，即鲁迅所谓“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人为什么说屁话？
　　我以为首先是糊涂，对事物不明所以却自以为“明了”，在此前提下率尔操觚或胡乱发言，则必然言不及义。有一则广告说：“商品有价，文化无价。”“文化”当什么讲？它怎么就“无价”了？我买了一个文具盒，它是商品，还是文化？它定价１０元人民币，值（有价），还是不值（无价）？不过这样的愚人尽管说屁话，倒还不失勇敢和可爱的一面。
　　其次是刻意打扮成“万能专家”，自以为博识而不知己之浅陋，对什么事都争着抢着大发宏论，试图“影响”受众，却是屁话连篇，也如鲁迅所言：“他们的悖，未必悖在讲述他们的专门，是悖在倚专家之名，来论他所专门以外的事。”比如有活跃异常的所谓“文化学者”，今天培育“文化生态”，明天修筑“哲学架构”，后天纵论“全球一体化”，又是“后现代脉络”，又兼“文明的冲突”……仿佛什么都懂，一通神侃海聊，直令读者或听众如坠五里雾中。如此看，名人的名言一旦成屁话则危害多多——老百姓即使说了屁话，除了他的亲朋好友，没几个人知道，受糊弄者自然也少。
　　再次是赶时髦，耍花活儿，人云亦云，人家说“集体无意识”，他连“集体”之所指都不甚了了，也跟着嚷嚷“无意识”，他的话便是人家的话的“互文”，于是便全国一片“无意识”起来——那意识跑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还有，人家说“山峦崚嶒”，崚嶒什么样儿，他没见过，却似乎有所“悟”，也爱说“崚嶒”之类——这也是屁话。
　　《论屁话》把屁话和谎言区分开来，说谎言旨在故意避免碰触真理的核心，屁话则是对真理采取漠不关心甚至亵渎的态度。如此，似是而非的屁话也许更不易被识破——因为说者尽管云里雾里地胡说，却并非明显地撒谎。法兰克福教授说：“当情势要求某人讲一些连自己都不知所云的话时，屁话就不可避免。”这情势，就是勇敢的需要，身价的需要，以及时髦的需要。
　　法兰克福没说，也不可能说，而我想，在咱们中国，还有一种“真诚的屁话”，即贪官的“忏悔录”。我在报上颇多读过这玩意儿，每读则必生极大厌恶。您瞧那一个个“落难”贪官老爷哭哭啼啼似乎“彻悟”的样子：什么“没学习好”啊，“忘本了”啊，“好悔”啊，云云。也许他表达的是真的，但是其言及义吗？若问他之“学习”、“忘本”指什么，他说得明白吗？被抓前他并没有自觉终止犯罪；如果没有偶然“落到这个可悲的下场”，他会“悔”吗？所以听这样的“忏悔”，无异于听屁话。人民不相信眼泪，也不愿意听那些屁话，而要可行的民主监督机制的建设——有了这个，还怕你不“学习”？怕你“忘本”？而这个“忏悔”屁话，又是如何发生的？我认为是那些贪官至落马，至受到严惩，其思维仍然陷入老的桎梏而未能自拔的缘故。这屁话也是迫于一种“情势”，即“受党教育多年，得对党和人民有一个交代”。我们稀罕这暧昧的“交代”吗？
　　［陈文涛荐自《检察日报》２００５年６月８日／严震铨图《某公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