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搬掉看病难这座“大山”

作者:何 申




  我到山里去,看到一些贫困户,发现其中多数是因病返贫的。那真是“辛辛苦苦干几年,一场大病全都完。”不仅把积蓄花光,而且还欠下一身债,日子比先前还难了。村民渴望能有一种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能帮他们闯过那个天有不测风云之时。
  说来吃五谷杂粮是没有不闹病的。但问题的要害是有了病能不能得到及时治疗。山区种一亩玉米,到秋下收入也不过二三百元。这钱若拿到大医院,面对任何一种检测仪器,都是九牛一毛。我见到个村民,得的是慢性阑尾炎,本来该手术切除,但就因为怵头花费,拖来拖去,用土法抗着,结果穿孔发炎,花了上万也没治彻底。其实,这种小手术,在乡镇卫生院满可以解决。面对现实,如果能让农民也享受医疗保险,那么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小病扛,大病挨,不行才往医院抬”的尴尬现象。
  建设新农村,除了减除农业税,搬掉看病难这座“大山”,亦是农民急切盼望的大事。眼下农村实行了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中央、地方和农民(本人)三方筹资,正有针对性的解决这个难题,开局不错。但在这其中担负重责的乡镇卫生院(在这看病报销的比例高),面对患者对它倾斜,却一时又有点力不从心了。一是设备老1日。在山区,不少地方还是一个听诊器一个血压计,有点设备也是多少年前买的旧货。如此一来,检测手段太低下,治不好病不说,万一误诊,还会造成更大的麻烦。二是卫生院医务人员素质偏低。我问了两个院长的学历,都没超过中专,更别提大学本科了。当然,实践很重要,这儿的院长可能日后受过培训,能力会提高。但一方面是学医的大学毕业生在城里就业难,一方面乡镇卫生院又奇缺专门人才,这不能不让人在为之着急的同时有所深思。
  我写农民,就想了解农民。写新农村,也想弄清这其中的难处。去冬今春,除了看城里医院新建的大楼,我重点看了山里几个乡镇卫生院。那是腊月的傍晚,乡镇街道还有夕阳的光亮,照着摞在店外成箱酒和饮料的包装,就融成一团团花红叶绿的色彩。天冷,又是饭口时分,眼里见不到几个人。在卫生院里,无论门诊还是住院,却是不乏人在。这是村民不愿来但不得不来的地方。几个村民在走廊一头悄悄地在商量什么,是在筹钱,还是说病人病情?我略走近,他们就不说了,但看得出正在犯愁,脚下都是烟头。有几个人说笑着从病房出来,扭着脸说别着急,明天就接你出院回家过年。在药房外,有人仰着脸看贴在墙上的价格表,比看火车时刻表还仔细。厕所在大院的墙角,一位老人在儿子的搀扶下,很艰难的登上冻着冰的石阶。此情此景,不由得让我想起城里医院新建的住院大楼,赛过宾馆高档的病房,还有价格不菲的房价……
  城乡差别存在久矣。“两会”期间,赵本山做客电视台,很生动地解读了这个差距:两家相距不过50里,生孩子,叭叽,这个就是城里人,叭叽,那个就是乡下人。其实哪用得着50里,我年轻时住宿舍楼,有人对象是农村户口。同在一个楼出生在一起玩的孩子,就因为“户口随母亲”这一条,城里的小学校就不收他读书。
  现在好多了,横在城里人乡下人之间的鸿沟正在往千里填。但真正填平,还有待时日。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今年提了好几个建议,其中就有希望国家加大对乡镇卫生院(财力、设备、人员)的投入。我和几个作家代表说起此事,他们都赞同,说应该提。
  [周军宇荐自《今晚报》2006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