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似曾相识”的印度知识分子
作者：周 彪
近几年里，随着印度经济的快速崛起，大篇大篇介绍印度的文章源源不断地涌入眼帘，那片模糊的大陆次第显现了其清晰轮廓：先进的高科技、崛起的民族工业、快速增长的GDP，等等。最难能可贵的是在其快速发展的背后，有一批具有高贵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有自尊，有自信，不自私，不自欺，不自虐，为民族的崛起不懈地奋斗。
坦率地说，我不曾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也没有机会到印度去“实地考察”，但我每次翻阅那些长长短短的篇什却总觉得他们的面孔是那样的亲切，他们的背影是那样的熟悉，可又无法和我身边的人真切地联结起来。后来我终于明白，原来我这种感觉源于一种时空的错位，他们确实无法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真切地挂起钩来，却和我们上世纪30年代前后的知识分子有着惊人的相似。
固守独立的人格，勇于担当，乐于奉献，关注底层，淡泊名利，甘坐冷板凳等等高贵品质，就是当今印度知识精英的写照。过去，我们有鲁迅、胡适、傅斯年之类具有担当精神的知识分子，今天，他们也有在公共场合不给官员留面子的知识分子。《印度时报》的一名编辑曾在一个庆典会上对一位政府部长关于中国为何比印度发展快的原因是在于中国是全国一盘棋印度是一盘散沙的观点当场作了反驳，说中国发展快是因为政策正确，印度落后了是因为政策错误，政策错了，如果全国还要一盘棋，则会更加落后。这样的场景让我们的与会人员大为惊讶。为何？因为这种情况在当下国内是不可想象的，咱这儿才不会有这样的“傻瓜”！不过傅斯年上世纪40年代就做过这样的“蠢事”，在“国民参政会”上“炮轰”过“行政院长”宋子文，而且让宋院长灰溜溜地下了台。人家是“当众反驳”，傅斯年是当面“炮轰”，虽然力度有差别，但不唯上，不媚官，敢直言的精神和品质却是一致的。
过去，我们有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之类的平民教育家，他们办平民职业学校，办乡村师范，搞乡村建设，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底层民众，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乡村落后面貌，改善农民的生存状况。如今印度也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带头深入农村扫盲，下农村做调研，搞实验；很多人在农村一待就是好几年，自己动手盖房子、种蔬菜、养家禽，真心真意地帮农民脱贫；有的人不仅不要报酬和补贴，而且自己掏钱给贫困者治病。我们现在当然也有一些人在帮农民脱贫致富，但有多少是自觉自发的行为呢？恕我直言，恐怕有不少是由于“有任务”或者是“做课题”。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是公平正义的担当者，是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这是中西方知识分子的共识。我们的先辈曾经用良知去实践，用生命去恪守。出自内心的使命感、责任感是当今印度知识分子和我们当年的梁漱溟们的共同点。
过去，我们有陈寅恪、陈省身、华罗庚之类的学术大师，更有钱学森们冲破重重阻力，放弃优越条件，毅然回到祖国，报效国家的典范。他们不图名、不图利、甘坐冷板凳，为祖国的学术事业和科学发展，奉献了毕生心血。当今印度的知识分子对工作的最大特点也是扎扎实实，不急功近利，无浮躁之风，研究课题从不挑肥拣瘦，脑子里没有“跳槽”“下海”之类的念头；在知名高校里，也没有一栋一栋的办公楼，更没有厅级、处级官员的概念，在高校和科研部门工作的知识分子，基本选择不是升官发财，没有人去傍大款，也没有哪所高校为了创收去办研究生班，而是认认真真地教书育人，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大学是做学问的地方不是培养官员之所，读书不是为了做官。当年蔡元培、梅贻琦们的办学宗旨就是如此啊！可观照现实，我们的大学早成了商业公司，成了产业机构，学而官，官而学，早成为通行无阻的潜规则。和人家比起来简直有天壤之别啊。
6年前读余秋雨先生《千年一叹》有关印度章节之《人口爆炸》和《我拒绝说它美丽》，我也为印度的人口爆炸、穷人之多、贫富落差之大、生存环境之劣而惊讶，为自己所生存的环境和国度而欣慰。虽然近年来我也知道我们的南面邻居正在迅速崛起，经济增长的势头很强劲，但因有余秋雨先生的素材铺垫，我以为大象腾飞尚需时日。但近来读袁南生《感受印度》之类文章时，印度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忧患意识和奉献精神震撼了我。一个国家或族群里有一批富于担当精神的知识精英，就等于给这个民族灌注了一种奋发向上不断开拓进取的内在驱动力。西方曾有人预测不久的将来，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赶上并超过中国，从近年其GDP增长直追我们的势头并结合其潜在的软实力考察，决非凭空杜撰啊。
［文史荐自《湘声报》2007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