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有感于退休后说真话
作者：庞 旸
董乐山。翻译过《西行漫记》《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九八四》等名作，获得过“中美文化交流奖”的翻译家，虽然年轻时代就显露出写作的才华，但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中。一直是“戴着镣铐跳舞”，只能靠有选择的翻译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直到晚年，退休前后，他才开辟了一个相对能够自由挥洒的领域——用杂文、随笔来直舒胸臆。他以锐利的笔锋，深刻的见解，抨击了文化专制主义，揭露了国民性中的弊端和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无情地嘲讽了封建主义传统和官场的腐败。他的《译余废墨》《边缘人语》《文化的误读》等集子，一时成为知识界独立思考的一面旗帜。
严文井早年是一位唯美主义的小说家，延安整风后知趣地选择了儿童文学作为避风的小港湾。后来他担任文艺界领导，讷言谨行了一辈子。退休后，他洗尽铅华，回到书斋，开始对灵魂进行严格的反思与拷问，开始了求“真”的心路历程。他说：“我仅存一个愿望。我要在到达我的终点之前多懂一点真相，多听一些真诚的声音。我不怕给自己难堪。”用他的传记作者巢扬的话说：“晚年的严文井成为了一个勇者。达到了大彻大悟的境界。他这一生，被政治折腾得七荤八素，当从怪圈中冲出来之后，他开始在自己的文章中大声呐喊真理。”他写真话，甚至不惮得罪人，就是“希望今后人人讲真话。希望中国不再重蹈过去的灾难。”
尽管在大难过后的“新时期”，韦君宜领导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了“思想解放澎湃洪流中一朵翻腾奔涌的浪花”，但她真正写自己想写的话、干自己想干的事，还是在1985年退休以后。在她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她以“杜鹃啼血”般的无畏精神写出《露沙的路》和《思痛录》。这两部敢于吐露真言、充满忏悔意识和历史反思精神的作品，在思想文化界引起一场震动。《思痛录》出版后不到一个月就再版，一连印了好几次，被誉为“继巴金《随想录》之后又一本真正讲真话而方显品位的书”。洁泯先生说：“她是怀着明辨是非的勇敢精神而勤奋写作的。她的《思痛录》是真实的。我想，也只有勇于面对人生并说真话的人，才值得人们的敬佩。”
袁鹰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人民日报》副刊部主任，是文艺界公认的一位德高望重是温厚长者。他和《人民日报》副刊一起经历了几十年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在这个特殊的思想文化阵地为尽可能求真求善求美而默默耕耘，其间自有种种坎坷与无奈。1986年退休后。他开始反思亲历的这段历史，用自己的笔再现时代风云，总结经验教训，呼吁一个更加科学与民主，更加宽松与和谐的社会。最近出版了一本讲真话抒真情的书。书中追忆新中国办报史上件件令人扼腕的往事。为读者留下了一部“史鉴”式的作品。
随便想到上面几个例子，其实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萧乾说：“要尽可能地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是在退休后：
赵丹说出“党对文艺不要管得太死”的真言，不但是在退休后，而且是在临终前；
舒展、牧惠等老作家，写出辛辣大胆，带“刺”的杂文，是在退休后：
张中行写《怀疑与信仰》《月是异邦明》《刚直与明哲》《吃皇粮与颂皇权》等颇有见地的散文名篇，也是在退休后：
就连大半辈子研究戏曲，并未对风云变幻的政治历史多说什么的章诒和。也是在退休后写了本书。这本书虽有争议，但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再现了一些历史人物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为历史留下一份真实的参照与记录。
这就让人不能不想，为什么这些“说真话”的文字，都是写于或发表于作者退休以后?
固然，退休后，他们才有更多的闲暇思考，总结，疏理，感悟，并把结果见诸文字。
但一个事实是，他们退休前，大多也是从事文字和写作工作。只是那时的写作与发表，自觉不自觉地多了一些禁忌。几十年的政治风雨。早已教会人们要谨于言而慎于行，不如此不足以自保。
更重要的是，退休前，他们都有一个“单位”，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职务。他们是单位人，职务人。这就使他们的写作与发表，不能仅仅代表他自己。而不能不有所顾忌。不仅在“单位”说话做事要三思而行，就是在单位以外，在媒体、社会上发表与出版，也要谨小慎微。这就像唐僧给孙猴子套上了紧箍咒，立地画了一道圈，你只能在那个圈子里活动。稍有逾越，就会尝到苦头。
而退了休，虽然那个单位还在，但职务已卸。无官一身轻，他们与单位的联系已很松散，这时他们的写作与发表，才获得了相对的自由，才能想过去所不敢想，写过去所不敢写。就像孙猴子搞下紧箍咒，迈出师父画的圈，还了个自由身。许多“说真话”的文章，只有在这种心态和环境下。才有可能呼之欲出。
退休，使他们脱离了职务人，回归到自然人。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做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自由撰稿人”。
平心而论，能在退休后相对地畅所欲言，说真，话，已经是历史了不起的进步——曾几何时。管你是什么人，都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因言获罪已成为可笑可悲的历史。尽管你的书或文章可能会招来物议，被一些人所诟病，有权的人也可能会限制和禁止它的发表、出版或发行，但你作为人的基本尊严还不至于受到侵犯，也不至于因此领不到退休金。
但我们还是有疑问：这个进步难道就够了吗?为什么只有在退休后，人们才能获得这种身心的释放与自由?如果是凭着良心说出的真话(尽管它不一定正确)，为什么不能在退休前就得到一个自由发表的环境?
人们在谈到“宽容”这个词时常爱引用一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发表观点的权利”。这样的观念，什么时候才能被我们的“师父”——单位以及单位的单位的领导们真正意识并奉行?
[钟茂昌荐自《炎黄春秋》2007年第5期／本刊有删节／王成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