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忧患意识是一种民族精神
作者：张雨生
众多的经典作品，饱含着忧患意识，以《国歌》最为深沉，最为典范。这种忧患意识，因唱她的时代不同。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临危救亡的忧患，一是居安思危的忧患。这首歌原名叫《义勇军进行曲》，新中国成立后定名《国歌》。唱于两个不同的时代，处在两种不同的环境，肩负两项不同的使命，从中获得的感受也就不同。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时代，激发的是临危救亡的忧患。唱《国歌》的时代，激发的是居安思危的忧患。议定《国歌》的时候，毛泽东明确指出：这首歌教人们“居安思危”。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二者一脉相承。临危救亡的忧患与居安思危的忧患，同样一脉相承。《国歌》是民族精神的典型体现，她对忧惠意识的急切呼唤，也是对民族精神的强烈张扬。
临危救亡，呼唤全民族的忧患意识，这很好理解。中华民族是历尽风雨的民族，也是饱经忧患的民族。天灾人祸，弱肉强食，暴力战争，使得她的子孙多灾多难，常常处在危亡之中，不能不产生忧患意识到了近代，内乱变成了外患。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入侵，中华民族走到了沦亡的边缘。最危险的峙候，不发出最后的吼声，民族将会遭受灭顶之灾。民族救亡是大患，由大患而大忧。从大惠中奋发，为大患而抗争。这种忧患意识，泰山压顶般的沉重，杜鹃啼血般的悲壮，椎心刺骨般的痛楚。由这种忧患意识激发出的民族救亡责任感，鼓舞起的奋发抗争精神，也就最为强悍，最为奔放，最为激荡心胸，最为坚韧不拔。
居安思危，人们对它的理解就差得多。和平时期，及至高速发展时期，忧惠意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很容易被忽略。安与危，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两种相反的状况，要把它们紧紧地扭结在一起，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确实不那么容易。以至于有人认为，中华民族的忧患时代过去了，成为历史了，不堪回首的岁月离我们愈来愈远。时代确实不同，但对于要不要忧患意识，这却是一种错觉，一种误解。不同的时代，忧惠意识有着不同的内容，内容可以转变，但忧惠意识却不能少。辩证法告诉人们，相反相成，相克相生，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安与危，动态地存在着，不会凝固不变，而会相互转化。安而忘危，趋向危。安不忘危，趋向安。鲁迅称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为“一乱一治”的社会。这是高度的概括，也是经典的概括
民族复兴是不是面临忧患？这不言而喻。从国际环境看，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流，但别忘了主流下面还有暗流、旋流、逆流。国际局势错综复杂，民族矛盾和地区冲突时有激化，局部战争的炮火从未间断，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依旧肆虐，天下何尝太平？不要以为发展环境很稳定，和平时日很充裕有限的稳定环境，有限的和平时日，还要花大力气去争取。暗流、漩流、逆流，在有些时候，有些地区，完全可以搅乱主流从国内发展的实际看，资源不足，人口膨胀，环境污染，压力越来越大。发展中不断出现新问题，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缺失，正在困扰着人们。改革向深层进军，涉及到体制变革、利益调整、社会变动，难度也越来越大。改革亦如逆水行舟，时刻面临着进与退的决斗。从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看，工作做得不实不细，民生问题还有许许多多，民众对医疗、教育、社保等多有抱怨。有些干部贪图享受，大手大脚，奢侈浪费，干群关系没有根本好转，贪污腐化难于遏止一诸如此类，环境复杂，矛盾众多，问题突出，没有忧患意识，无论如何算不得头脑清醒。
总有人喜欢歌功颂德，总有人陶醉歌舞升平，总有人一味铺张造势。在中央一再倡导忧惠意识的时候，不知这些人是否感到了格格不入？感到了就好，改变了不良作风更好。不是为忧惠而忧惠。忧患的目的是清醒头脑，正视问题，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忧所患是为了去所患，以及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歌功颂德成了习惯，歌舞升平成了风习，铺张造势成了经验，那是社会的一种病态，也是民族精神的一种弱化
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华民族从自身发展中，从风雨岁月中，认识到了忧惠意识的极端重要，并对忧患意识做了理性总结，将其提升到了民族精神的高度。“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成了至理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成了高尚情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成了神圣责任。忧患意识深深地镶进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唱《国歌》的时候，既能强烈地感受到她的庄严、隆重、神圣，又能深沉地焕发浓厚的忧患意识，那才算得上融入了她的韵律。民族复兴需要居安思危，不能不居安思危。
[三宝荐自《学习月刊》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