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１１０年前的“戊戌维新”
作者：屈超耘
一百一十年来，国人一方面哀叹这次运动结局的惨烈和失败的快速，同时也在总结失败的原因。比较权威的说法有以下几种：一、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的势力过于强大和以光绪皇帝为代表的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石头和鸡蛋较量，结果只能是鸡蛋被拼得粉碎；二、维新派只把希望寄托于光绪皇帝身上，没有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先天不足，是致命的弱点，三、当顽固势力进行凶猛反扑时，维新派又错误地依靠袁世凯，企图让他“捉荣(禄)逼后(慈禧)”，因为认错了人，反而被出卖，致使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染菜市口。
站在今天看昨天，实事求是地说，以上三种说法都有道理。但是，人们忽略了一点，也是重要的一点，这就是维新派对时局缺乏科学的分析，心太急，犯了左倾盲动症，步子跨得太大，以致顽固派反扑过来，立即顾头顾不了尾，自己先乱了阵脚。仔细一想，事实确系如此：自甲午战争失败和德国强行夺走胶州湾后，清廷上下满朝皆惊，稍具点爱国心的人，都在思考中国如何走出积贫积弱的困境，就连慈禧太后这样极端顽固的人物，也不例外。在这样的形势下，才有可能产生康有为的数次上书陈说国是、受到光绪皇帝重视的事情发生。可以设想，如果维新派能够知己知彼，把国内的情况分析得准确一点，把改革的步子放得稳健一点，逐步推行，循序渐进，效果就会好得多。(这从光绪把变法的想法向慈禧汇报、很快得到准许就可证明。如果老佛爷不点头，他说什么也不敢于6月14日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可惜，维新派骨干人物不懂这些，光绪皇帝也不懂这些。他们不知道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的硬道理，企图一口吃个大胖子，恨不得一天走完万里路。特别是27岁的青年皇帝光绪，因为同治无子死后由4岁的他继位，先是年幼由慈禧“垂帘听政”，后是“训政”，直到1889年“撤帘归政”，还要饱受被控制的无奈，一旦要进行维新，急躁之情油然而生，恨不得一时三刻把积攒了一肚子的窝囊气全部放出。于是，从下诏宣布变法之日起，前后一百天就发了一百零八道诏令，平均每天一个还多，几乎涉及政治、经济、体制各个方面。与此同时，除大力提升维新派骨干分子，还撤销了所谓“奉事不谨”的大批官员，裁并机构并延聘外国专家，请他们讨论改革制度。如是的盲目“迈大步”、“急转弯”和“紧拉弦”，很快就得罪了一大片官员。据统计，中央大员和省级督抚，除过他的老师翁同和和湖南巡抚陈宝琛，压倒多数的都是反对派。于是，这些顽固的守旧分子，便纷纷到慈禧处告状，说小皇帝“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和“位置党羽”。慈禧遂于9月21日发动政变，先是把光绪皇帝软禁于瀛台，然后四处逮捕维新派成员。于是，一场本来很有希望成功的体制内改革运动，成为昙花一现的短命行为。
说来有趣。对于维新派们不顾主客观条件的东冲西撞、盲目冒进，且曾一度支持变法的袁世凯，很快就看在眼里，忧在心中，觉得这样下去一定凶多吉少，便给光绪上奏折，说：推行新法“必须步步经理”，“如操之过急，必生流弊”。特别是对皇帝的用人，他也提出异议：“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事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等襄赞主持，方可仰达圣意”，“至于新进诸人，固不乏勇猛明达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缜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应该说，袁世凯的看法是对的，可惜，迟了一步。据史料记载，袁的奏折是9月20日上呈的，第二天即9月21日早晨，政变就发生了。他那正确的看法，成为无法实现的“马后炮”。
“戊戌维新”失败的教训，给后人留下宝贵的血鉴。它告诉一切有志于进行改革的执事者，一定要头脑清醒，慎重从事。每一项措施，每一项政策，都要按所处的现实从事，不能贪图快，不能心急，不能有任何粗疏，不能在盲动观念下迈步，要踏踏实实地推进，一步一个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