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传



  魏征字玄成,巨鹿曲城人。父亲魏长贤,任北齐屯留县令。魏征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穷困失意却有远大志向,不从事谋生的职业,出家当了道士。他喜爱读书,能融会贯通,见天下越来越乱,特别留意先秦纵横家的学说。

  大业末年,武阳郡郡丞元宝藏起兵响应李密,召请魏征掌管文书。李密每次见到元宝藏送来的文书,总称赞写得好,后来听说是魏征写的,就立即派人把他召来。魏征进献十条计策给李密,李密虽感到新奇但未能采用。到了王世充在洛口进攻李密时,魏征对李密的长史郑廷页说:“魏公李密虽然屡次获胜,但精兵骁将死伤的也很多了;军费又紧张,对有功的不能论功行赏,志气不高,有这两条就难得与敌人硬拼。不如挖深沟筑高垒,与敌人拖延时间,过不了十天半月,敌人粮尽草绝,不用攻打,他们就会撤兵,那时我们再出兵追击敌人,这就是取胜的方法。况且东都的粮食断绝了,王世充已经无计可施,一心想决一死战,我们实在难与陷入绝境的敌寇争锋,请慎重考虑不要与他们决战。”郑廷页说:“这些话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魏征说“:这是出奇制胜的良策,怎么说是老生常谈?”因此拂衣而去。

  李密失败后,魏征跟随李密归降唐王,到了京师,很长时间都默默无闻,他自己请求去安抚山东,于是授命为秘书丞,驱驾驿车赶到黎阳。那时,徐世责力还是李密的部将,魏征给徐世责力写信说:

  “自从隋末政局混乱,群雄竞相追逐,跨州连郡,不可胜数。魏公李密起兵叛隋,振臂大呼,四方响应如万里风驰,似云合雾聚,一下子就聚集了几十万人。声威遍及近半个天下,在洛口破王世充,在黎山摧毁宇文化及。正准备向西占领咸阳,往北进攻玄阙,让自己的旌旗飘扬在瀚海,让自己的战马到渭川饮水,不料有百胜之威反而败在奔逃的敌军之手。由此可见,天下的归属已成定局,不能以力抗争,因此魏公感念皇天才回头反省,进入函谷关而没有疑虑。您生于混乱之时,感念知己之遇,在根已拔掉的情况下,还坚持不动摇,纠集溃散的兵马,据守在一方。王世充趁着战胜的余勇,在他东边的地域休养生息,窦建德处在失败受辱的形势,不敢对南方有所图谋。你的美好的名声,足可以振动古今。然而谁没有好的开始,可结局却难以预料。把握去留进退的时机,是安危的关键。假如做官得到封地,九族就会受到余辉的庇护,如果投靠的人不得当,自己一身还不能自保。殷灭夏的鉴戒不远,是你能够看到听到的。古代勇士孟贲迟疑不决,童子都能在他之先做出决断,智慧接近神明,不整天等待。现在您处在兵家必争之地,应当速急乘机谋划,如果遇事迟疑不决,坐观成败,恐怕凶险狡诈之辈,先生出异心,那么您的大事就无法挽回了。”

  世责力得到书信,于是决定派使者到长安表示归顺唐朝,并开仓运粮,送给淮安王神通的军队。

  不久,窦建德率军南下,攻陷黎阳,俘获了魏征,任命他为起居舍人。后来窦建德被李世民擒获,魏征与裴矩西行入潼关。隐太子建成早已听说魏征的名气,把他召为洗马,非常恭敬他。魏征见太宗屡建功勋,威望越来越高,常常劝建成早定对策。太子建成失败后,太宗派人召见魏征,对魏征说:“你离间我兄弟关系,这是为什么?”魏征说:“太子如果听从了我的意见,一定不会遭到今天的杀身之祸。”太宗平素就器重魏征的敢于直言,于是任命他为詹事主簿。太宗即位后,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封巨鹿县男,派他安抚河北,授予他遇事可酌情处理的权力。魏征到了磁州,遇到前东宫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锁在囚车中押解京师。魏征对副使李桐客说“:我们动身时刚得到皇上的诏命,前东宫、齐王府的旧人都一律赦免不问。现在又把李思行等押送京师,这样做其他的人谁还再相信皇上的诏令而不疑虑呢?朝廷派我们安抚山东,人们一定不会相信,这岂不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况且有关国家利益,明白了没有不去做的,宁可自己承担责任,也不能损害国家大计。现在如果释放李思行他们,不再追究他们的罪责,那么信义的感召就会远达天下。古时大夫出使,只要是对国家有利,就可以自己做主。况且我们这次出使,皇上给予我们灵活行事的权力。皇上既然对我们以国士相待,我们怎能不以国士相报呢?”副使同意,立即释放了李思行等人,并上书呈报皇上,太宗非常高兴。

  太宗刚即位,励精图治,多次把魏征召到卧室里,单独询问治国施政的得失。魏征很有治理国家的才干,性情又耿直,从不退缩屈服,太宗与他谈论,总是欣然接受他的意见。魏征也为遇到赏识自己的君主而喜不自胜,于是把心里的想法全部说出来,毫不隐瞒。太宗曾经慰劳魏征说“:您所陈述进谏的事,前后有二百多项,不是您至诚报效国家,怎么能够这样?”那年,太宗又升任他为尚书左丞。有人诽谤魏征包庇自己的亲戚,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去查办,结果查无实据,温彦博向太宗奏道:“魏征作为一个臣子,应该使自己的行为显明,他不能远避嫌疑,以致遭受这些没有根据的诽谤。虽然没有私情,也应当受到责备。”太宗叫温彦博去责备魏征,并说:“从今以后,行为不得不存痕迹。”第二天,魏征入朝上奏太宗说:“我听说君臣一心,如同一个整体。置国家大事于不顾,一味追求行为显露痕迹,如果君臣上下都共同遵循这条道路,那么国家的兴衰就难以预料了。”太宗大惊失色说“:我已经悔悟这件事了。”魏征又跪下说“:愿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太宗说:“忠臣、良臣有不同的地方吗?”魏征说“:稷、契、咎陶就是良臣,龙逢、比干就是忠臣。良臣使自身获得美名,君主得到光耀的称号,子孙世代相传,福禄无边。忠臣自身遭祸被杀,君主陷于愚昧、凶暴的境地,国破家亡,只得到一个忠臣的空名。从这说来,忠臣、良臣相差就远了。”太宗深深地被魏征的话打动了,赐给魏征绢五百匹。

  贞观二年(628),魏征升任秘书监,参预朝政。魏征因为感到国家经历了丧乱之后,图籍散失,制度、法令纷乱繁杂,奏报朝廷组织学者校定四部书。几年之间,秘府中收藏的书籍,精要而又完备。

  当时高昌王麴文泰准备入京朝见皇帝,西域各国都想乘麴文泰入朝的机会,派使者给皇帝进贡,太宗命文泰的使臣厌怛纥干前去迎接西域各国使臣。魏征规劝说“:天下刚刚平定,战乱的创伤还未恢复,如果稍有劳役,自己就不得安宁。往年文泰入京朝见皇上,所经过的州县,尚且疲于供给,何况又加上西域各国的使臣。假如让西域的人以商人的身份来往,边地人民就会因此得利;如果作为宾客前来。国中就会消耗大量资财而深受其害。东汉建武二十二年(46),天下已经安定,西域请求东汉设置都护、派遣王子入京侍奉皇帝,光武帝不准许,是不愿因为异族而使中原消耗劳力资财受害。现在如果答应十国使者入京进贡,它们的使者不下千人,将使边地各州怎么应付?人的心性各异、头绪万端,过后即使后悔,恐怕就来不及了。”太宗认为魏征的意见很好,当时厌怛纥干已经出发,太宗命人立即追赶制止了他。

  后来太宗到九成宫游玩,因有宫人回京,住在氵韦川县的官舍里。不久右仆射李靖、侍中王王圭接着到来,县吏把宫人移到别的住所,让出官舍给李靖等住。太宗听说这件事,发怒说:“威力福禄的权柄,难道是由李靖等掌握的吗?为什么礼待李靖而轻视我的宫人!”立即命令审查氵韦川县吏和李靖等人。魏征劝阻道“:李靖等人,都是陛下的心腹大臣,宫人不过是后宫打扫庭院的奴婢。论他们付托的使命,事理各不相同。再说李靖等外出,官吏要向他们询问朝廷法度,他们回来,陛下要向他们询问民间疾苦。李靖等理所当然要与官吏相见,官吏也不能不拜见他们。至于宫人,供奉饮食之外,无须参见侍候。如果因此怪罪责罚官吏,恐怕有损皇上的声誉,使天下人听了感到惊骇。”太宗说“:您说得对。”于是开释了官吏的罪名,李靖等仍然住在官舍里,也不再查问了。

  不久,太宗在丹霄楼设宴,饮酒之中酒兴正浓时,太宗对长孙无忌说:“魏征、王王圭,从前在东宫,尽心侍奉隐太子建成,当时那么忠心也确实可恶。我能提拔任用他们,以至今日,足以说明我是无愧于古人的了。但魏征每当他进谏我没有听从时,我发话他就不马上答应,这是为什么呢?”魏征回答说“:臣认为事情有不合适的地方,所以才进谏,如果陛下不听规劝而臣马上答应,那恐怕事情就会照样施行。”太宗说:“只管当时答应,有机会再另外陈述意见,难道不行吗?”魏征说“:从前舜告诫群臣说‘:你们不要当面顺从我,退下后又有话说。’如果臣当面顺从陛下又找机会陈述意见,这就是‘退下后又有话说’,难道是稷、契事奉尧、舜的办法吗?”太宗大笑说:“别人说魏征举动粗野、傲慢,我却觉得妩媚,正是因为这些啊。”魏征拜谢说“:陛下启发引导臣让臣说话,所以臣敢于进谏,如果陛下不接受臣的进谏,怎么敢多次触犯皇上的尊严呢?”

  那月,长乐公主将要出嫁,太宗因她是皇后所生,命令有关部门办的嫁妆比永嘉长公主多一倍。魏征说“:不行。从前汉明帝准备授封地给他的儿子,说‘我的儿子怎么能与先帝的儿子等同,可封给他楚地、淮阳的一半。’以前的吏书把这事作为美谈。天子的姊妹是长公主,天子的女儿是公主,既然加‘长’字,就是有它的尊荣显贵。感情可以有深有浅,但不容许超越了礼仪制度。”太宗认为他说得对,入宫告诉长孙皇后,然后派使者送钱四十万、绢四百匹,到魏征的住宅赐给他。不久魏征晋升爵位为郡公。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王圭任侍中,尚书省长期积压没有判决的诉讼案,太宗命魏征秉公处理。魏征不大熟悉法律,但能抓住根本原则,依实际情况处理,大家都心悦诚服。

  当初,太宗命令狐德..、岑文本撰修《周史》,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史》、《陈史》,李百药撰《齐史》。魏征受诏总加撰定,对书稿多有删补,力求达到简明正确。《隋史》的序、论,都是魏征所做,并为梁、陈、齐各史撰写总论,被当时称为良史。史书撰成后,魏征加封左光禄大夫,晋爵郑国公,赐绢二千段。

  魏征自认为对国家没有功,只不过是凭借辩论、游说,就参与决策,深怕遭遇好到头会有亏损,后来借口眼疾多次请求辞位。太宗说“:朕把你从虏获的敌军中提拔起来,任命你担任关键的职务,见到我的过失,没有不直言劝谏的。你难道没有看到金在矿里,有什么值得珍贵的呢?好的工匠把它冶炼、锻造成器物,就被人们当作宝贝,朕正是把自己比做金矿,把你当成好的工匠。你虽然有病,但还未衰老,哪能就这样辞官呢?”那年,魏征又当面请求辞位,太宗很难违背他的请求。于是拜魏征为特进,仍旧让他掌管门下省事务。那以后魏征又先后上了四道奏疏,用来陈述政事的得失。其一曰:

  “臣观察自古帝王为受瑞图应运而兴,继承王位遵守法度,控制英杰,统治天下,都想让宽厚仁德与天地媲美,高尚明达与日月齐光,子孙百代,传福无穷。然而能善终者少,失败灭亡相继出现,这是什么缘故呢?所以要探求失去天下的规律,隋朝的借鉴不远,可以得到而把它说出来。

  “过去隋朝,统一天下,兵甲强盛,据有天下三十多年,教化风行万里,威力使异邦人感到震慑,一旦丧失天下,都成为他人所有。那隋炀帝难道讨厌天下太平,不求国家长久,所以施行桀的暴虐,用来造成国家的灭亡吗?这是他依仗国家的富强,不考虑后患的缘故。驱使天下的人来满足自己放纵的欲望,用尽万物来奉养自己,搜求国内的女子,搜刮远方的奇珍异宝。修饰宫宇,筑高台榭,徭役不断,战争不息。向外显示自己的威严,对内常常阴险猜忌,谗佞邪恶的人必定得到好处,忠心正直的人却自身不保。上下相互欺骗,君臣隔绝不通,人们无法活命,境内分崩离析。因而导致君王死于匹夫之手,子孙绝灭,被天下人耻笑,让人十分痛心啊!

  “圣人乘此机会,拯救天下的危难,重正倾倒的八柱,申张绝灭的四维。使远处恭敬近处安宁,不用超过一个月;使凶残人从善,废除死刑,不须等待百年。现在隋帝的宫殿楼台,陛下全都住了;奇珍异物,陛下全都收下来了;贵妇美女,都在陛下身边侍候;四海九州的人,都成为陛下的臣妾。陛下如果能借鉴隋朝之所以灭亡的原因,思索我朝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一天比一天谨慎,把盛世当成危难之时。焚毁隋宫的宝衣,废弃阿房的广殿,害怕危险脱离高大的殿宇,追求安宁住在低矮的宫室,那就出神入化,无为而治。这是德的最高境界。如果已经成就的事业不败落,继承原有的传统,取消不急迫的事物,减少再减少。在桂栋中杂以茅草,在玉阶中参以土阶,用人叫人悦服,不把劳力用尽。常考虑士人的安逸、百姓的劳苦,万民欢迎您驾临,众生仰慕而遂心。这是德的次一等境界。如果不慎重地考虑后果,忘记创业的艰难,认为天命可以依恃,忽视采椽的恭俭,追求雕情的奢侈,在旧有的基址上扩建宫殿,加以装饰。见到什么就扩展什么,欲望不知道满足,人们看不到君主的德政,而只听到要去服劳役的事,这是德中的下等。好像是背着柴禾去救火,用开水去浇息水的沸腾,以暴乱更替暴乱,走上动乱道路,没有可以让后人效法的准则,导致民怨神怨;民怨神怨,那么灾害就会发生,祸乱就必然兴起。祸乱已经兴起,而能使自己的躯体名声善终的不多啊。周武王顺应天命改朝换代,兴隆了七百年的江山,传给子孙万代,得来不易而失去却很简单,可不深思吗?”

  其二曰:

  “我听说想要树木生长,一定要使它的根长得牢固;想要水流得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源头;想让国家安定的人,就一定积聚自己的道德仁义。源头不深哪能指望水流得远,根不牢固怎么能要树木生长。道德仁义不厚重而想国家安定,即使最愚蠢的人,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何况明智的人呢!国君担负着治理天下的重任,在天地之间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将达到无穷之高,永保无穷之美。如果不考虑在安乐中想到危难,用俭朴戒除奢侈,如果道德不能保持厚重,感情不能战胜贪欲,这也像砍树根而求树长得茂盛,塞水源而想水流得长一样。

  “古代所有的君王,都是承受上天授予的使命,没有不是深深忧虑而道义显著,功业完成而道德衰落的。有好的开端的的确很多,能够善终的却很少。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守住天下难吗?过去取得天下游刃有余,现在守住天下却力不从心,这是为什么呢?在忧患深重时必定竭尽诚心地对待下面的人,一旦达到目的就放纵自己的感情傲慢地待人接物。竭尽诚心,那么胡、越也可以结为一体;傲慢待人,那么骨肉至亲也会像路人一样。即使用严酷的刑罚来督查人,用威力暴怒来震慑人,最终只能使人苟且免刑而不怀念君王的仁慈,态度恭敬而内心不服。怨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只有人民。人民像水一样,既可负载船只,也可倾覆船只,所以应当十分慎重,朽烂的绳子驾着奔驰的车,难道是可以忽视的吗?

  “为人君者,果真见到自己想要的,就应用知足来警戒自己;将有劳作就应想到停止使人民安宁;想到地位高的危险,就要谦让虚心加强自我修养;害怕骄傲自满会造成损失,就考虑要像江海容纳百川一样放宽度量;喜爱游玩,就应想到皇帝一年打猎三次的限度;担心意志懈怠,就想到办事始终都要谨慎;忧虑会受到蒙蔽,就要想到虚心采纳下面的意见;要想避开谗邪,就想到端正自身的品性而斥退邪恶小人;给人赏赐,就应想到不因为高兴而奖赏不当;给人处罚,就应想到不因为发怒而滥施刑罚。完全做到这十件应当深思的事情,发扬光大这九种美德,选拔有才能的人而加以任用,选择好的意见而加以采纳。那么智慧的人就能完全贡献他的谋略,勇敢的人就能竭尽他的全力,仁义的人就能传布他的恩惠,有信用的人就会献出他的忠心。文人武士争相驰骋,君主臣下相安无事,尽情享受游玩的乐趣,修养身心达到松乔的高寿,鸣琴奏乐,垂衣拱手,不用言词而达到教化。何必劳神苦思,代替下属履行职责,役使聪明的耳目,有损无为而治的大道呢?”

  其三曰:

  “臣听《尚书》上说:‘宣扬道德慎用处罚,刑罚是最应慎重的!’《礼记》说:‘处在上位的人容易侍奉,处在下位的人容易了解,那么刑罚就不会繁多。处在上位的人多疑,那么百姓就会迷惑;处在下位的人难于了解,那么君长就会劳苦。’处在上位的人容易侍奉,处在下位的人容易了解,那么君长就不会疲劳,百姓就不会迷惑。所以君主有一种美德,臣下就不会有二心,君主传布忠厚的诚信,臣下竭尽全身的力量,然后太平的根基就会牢固,‘康哉’的吟咏就从这里兴起。现在大道覆盖天下,功高宇宙,无思不服,无远不达。言论崇尚简明宏大,志向在于明察,刑罚赏赐的根本在于劝善惩恶,所以帝王在运用刑罚时天下依据同一的标准,不因为亲疏贵贱而有所轻重。现在的刑罚赏赐,却未必都是这样。有时断事的曲直出于自己的喜好或厌恶,量刑的轻重取决于自己的高兴或恼怒。遇上高兴的时候就惜于用刑,在法律上徇私情,遇上恼怒的时候就背离法律寻找别人的罪过,对自己喜爱的人赞美言过其实,对自己厌恶的人就故意挑剔毛病。毛病可以挑出来,那么刑罚就因此而过度;赞美之词言过其实,那么就会赏赐不当。刑罚过度,小人之道就会增长;赏赐不当,君子之道就会消亡。小人的恶行不惩罚,君子的善行不奖励,而希望天下太平,刑罚弃而不用,这是我没有听说过的。

  “况而且空闲时清谈,都笃信崇尚孔子、老子;发威动怒时,就效法申不害、韩非子。走正道的人,不是没有被罢免三次的,嫁祸别人以自求安宁,这样的事也很多了。所以道德的宗旨还未弘扬,刻薄的风气却已经煽起。上面的风已经煽起,那么下面就生出事端,人们竞相随时势转移,宪章就不统一,考察王家的法度,确实有损君王的大道。从前州黎与人串通作弊,楚国的法律就遭破坏;张汤心里有所轻重,汉朝的刑罚就出弊病。人臣的偏颇,尚不能识破他的蒙骗,况且君王居高临下,又将使人怎么举手投足呢?凭圣上的聪明,没有幽暗的地方不被照亮,哪里会有精神不能达到、智慧不能通晓的地方呢?自求安逸不以慎用刑罚为念;只求笑乐,于是忘了褒姒一笑所引发的变故。祸福相依,吉凶同域,只是人自己招来的,怎么可以不思索呢?近来责罚渐渐增多,威怒暗暗加重,有的是因为供应不充足,有的是因为别人不能顺从自己的欲望,这些都不是为达到太平急需办理的事务,实在是骄奢的浸染。由此知道尊贵没有与骄傲相约而骄傲自来,富裕没有与奢侈相约,奢侈自到,这并不是空话。

  “况且我们所取代的是隋朝,隋朝动乱灭亡的根源,可以作为圣明的对照。以隋朝的军队,比今日的兵马;以隋朝的仓库,比今日的储备;以隋朝的户口,比今日的百姓;计量其长短大小,有多大差别呀!然而隋朝以富强而灭亡,原因是国家的动荡;我们依贫困而安宁,原因是国家平静。平静就安宁,动荡就混乱,大家都知道,并不是隐晦难见、细微难察的道理。不走平坦的道路,而遵循已倾覆的车子的辙迹,这是为什么呢?在于安宁时没有想到危险,太平时没有想到动乱,生存时没有想到灭亡所导致的。过去隋朝没有乱的时候,自以为一定不会乱;还没有亡的时候,自以为一定不会亡。所以屡次发动战争,徭役不息,直到被杀受辱,竟然还没有明白自己灭亡的原因,不可悲吗!

  “照相貌的美丑,一定要用静止的水;照看国家的安危,一定要找已灭亡的国家。《诗经》说:‘殷朝的借鉴不远,就在前一代的夏朝。’臣希望当今的动静,能以隋朝为借鉴,那么存亡治乱的道理就可以知道了。如果能想到导致危险的原因,就会安宁;想到导致它动乱的原因,就会太平;想到导致它灭亡的原因,就能生存。生存灭亡的关键,在于节制嗜好与欲望,减少出游、打猎等娱乐,摆脱奢华的排场,停止办理并不急迫的事务,谨防偏听偏信带来的恼怒。亲近忠厚的人,疏远阿谀奉迎的人,杜绝悦耳的邪说,采纳苦口的忠言。让易进的人离去,使难得的货价廉,学习尧、舜征求意见,对照禹、汤检查自己,惜十家之产,顺百姓之心。近取之于身,以宽恕待人。劳苦谦逊而受益,不自满以免招致损害。有所行动百姓都附和,说话千里之外就来呼应,高超的德行超过前代,良好的风尚树给后代子孙。这是圣哲的宏规,帝王的盛业,能做到这些方面,在于慎守而已。

  “守住天下是容易的,取得天下确实很难,已经得到难以取得的天下,难道不能保持容易守住的天下吗?保持它而不牢固,是因为骄奢淫逸的欲望在动摇它。对待终结要像对待开始一样小心翼翼,能不尽心尽力吗?《易经》说‘:君子安宁不忘危险,生存不忘灭亡,太平不忘动乱,因此自身安宁而国家可以保全。’这话确实有道理,是不可不深入考察的。愿陛下追求善的志向不减于过去,闻过必改的作风无异于当年。如果能在平安无事的今天,像过去一样恭敬节俭,就尽善尽美,根本没有必要得意而自加颂扬。”

  其四曰:

  “臣听说治国的基础,必须以礼、德为根本;君子的保证,只在于诚、信。诚、信建立,处在下位的人就不会有二心;德礼具备,远方的人就会前来朝贡。所以德、礼、诚、信,是治理国家的重要纲领,对于父子君臣,不可以有片刻的废弃。因此孔子说:‘君主应该按礼来使用臣子,臣子应该以忠来侍奉君主。’又说:‘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人没有信义就不能立足。’文子说‘:同样的言语而有时被信任,是因为信任建立在言语之前;同样的命令有时能被执行,是因为诚心已经在命令之外。’因此言语不能施行,是言语没有信义;命令不被听从,是因为命令没有诚意。没有信义的言语,没有诚意的命令,对上就会败国,对下就会危及自身,即使在狼狈困顿之中,君子也不会言无信、令不诚。

  “自从帝王的大道美好兴旺,已经十多年了,威力施加到海外,万国前来朝贡,国库里的粮食日益增多,国土一天比一天扩大。然而道德没有一天比一天厚重,仁义没有一天比一天广博,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陛下对待臣子还没有完全做到真诚信任,虽然有善始的勤俭,却没有坚持善终的缘故。这样的情况是逐渐形成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贞观初年,陛下听到好的意见感到惊喜,到贞观五六年间,还喜欢听从规劝。从这以后,渐渐厌恶直言,即或勉强接受,有时也露出不高兴的脸色,不能还像过去接受意见时那样大度。直言的君子,渐渐躲开陛下;阿谀奉迎之徒,尽力施展他们的巧辩伎俩。说彼此同心的人是结党营私,说揭人隐私的人是大公无私,说刚强正直的人是专权,说忠直敢谏的人是诽谤。称之结党营私,即使忠诚不欺也值得怀疑;称之大公无私,即使弄虚作假也没有过错。刚强正直的人害怕专权的非议,忠直敢谏的人顾虑诽谤的指责。以致窃斧生疑,投杼致惑,刚直的人不能完全说出自己的想法,大臣不敢直言进谏。惑乱视听,阻滞正道,妨害教化,损伤道德,也许就在这里吧?所以孔子厌恶利口谗言倾覆国家,就是这个缘故。

  “且君子小人,表面相同而内心各异。君子掩人之恶,扬人之善,面对危难不苟且偷生,能杀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于不仁,不怕行为不义,只追求利之所在,危险的人自得安宁。对于危险的人来说,有什么不敢做的。现在要追求达到太平,就把重任委托给君子;事情的得失,有时又咨访小人。陛下对待君子是恭敬而疏远,对小人却是轻视而亲昵,亲昵小人,小人就可以言无不尽,疏远君子,君子就不能畅所欲言而产生隔阂。因此说好说坏在于小人,刑罚却加给君子,这实在是国家兴亡的关键,国家安危的要害所在,是可以不慎重对待的吗?中等才智的人,难道没有点小聪明,然而却不是经世治国之才,思考问题不能深远,即使他们竭诚尽力,仍不能免于使国家遭受倾覆而败亡;更何况心怀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的企图、承顺天子的脸色和旨意行事的人,他们所带来的祸患灾难,不是更深重吗?所以孔子说:‘君子中没有仁德的人是有的,但是没有小人而具有仁德的。’这样看来,君子不能没有小恶,但恶不多不妨害他行正道;小人有时也有小善,但善不多不足以使他成为忠臣。现在说某人是善人,又顾虑他不可信任,这和竖立一根直木却怀疑它的影子不直有什么不同呢?即使竭尽精神,费力思虑,它的不可取也已经是很明白的了。

  “君主能完全的礼待人,臣下能尽力效忠社稷,必定以内外无私、上下相信为前提。君主不讲诚信就无法支使臣下,臣下不讲诚信就无法侍奉君主,诚信的意义是很重大的啊!所以自有上天保佑它,而没有不吉利的。从前齐桓公问管仲说‘:我想让酒在酒爵里腐臭,肉在砧板上腐烂,该不会妨害成就霸业吧?’管仲说‘:这固然很不好,但也不会妨害成就霸业。’桓公说‘:那么什么会妨害成就霸业呢?’管仲说:‘不能了解人,会妨害成就霸业;了解人而不能任用他,会妨害成就霸业;任用而不信任,会妨害成就霸业;已经信任他而又让小人参与他的事务,会妨害成就霸业。’晋国中行穆伯攻打鼓国,历时一年而不能攻下,饣鬼间伦说‘:鼓国的啬夫我认识,请不必让士大夫们受累,鼓国就可以得到。’穆伯不答应,穆伯身边的人说:‘不损失一支戟,不伤害一个士兵,而鼓国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事您为什么不做呢?’穆伯说‘:间伦的为人,善于阿谀奉承而没有仁德。如果间伦拿下鼓国,我不可以不给他奖赏,奖赏他,就是奖赏阿谀奉承的人。阿谀奉承的人得志,这就使晋国的士人舍弃仁德而效法阿谀奉承,即使得到鼓国,又有什么用呢?’穆伯不过是春秋列国的大夫,管仲只是霸主的辅佐,尚且对应该信任什么人十分谨慎,远避阿谀奉承的人到这种程度;更何况陛下是治理四海的国君,受命千年的圣上,怎么可以让巍巍的盛德,又将有所间断呢?

  “如果想使君子与小人、是与非不混杂,一定要用德关怀臣下,用信对待臣下,用义激励臣下,用礼约束臣下,然后奖善而嫉恶,使赏罚分明。那么小人就弃绝他的狡诈邪恶,君子就会自强不息,达到无为的教化又有多远呢?奖善而不能提拔他们,惩恶而不除去恶人,惩罚不给予有罪的人,奖赏不施予有功的人,那么就有危亡的时候,国家或许也不能保住,王位永远世代相传又有什么指望呢!”

  太宗亲笔写诏书嘉奖赞美魏征的奏疏,格外看重他的意见。曾对长孙无忌说“:朕刚即位时,上书的人有的说‘君主必须把握威权独断专行,不能把权力委任给臣下’;有的想显示武力强大,使异族恐惧而服从自己。只有魏征劝朕‘停止战争大兴文事,传布道德广施恩惠,中原既然安定,异族自然会归顺服从’。我听了他的话,天下太平。边地的君长都来朝贡,各个民族的语言辗转相译,在路上相互远望。这都是魏征的功劳。”太宗曾经嫌进呈密封奏章的人多不切合事实,想加以贬斥。魏征说:“古时尧设立诽谤之木,想知道自己的过错。现在这密封的奏章,就是古时立诽谤木制度流传下来的。陛下想知道自己的得失,只可以听任人们上言。如果话说得对,就有益于陛下;如果说得不对,无损于国家。”太宗说“:这话说得对。”对进呈奏章的人加以抚慰后才让他们离去。

  后来太宗在洛阳积翠池宴请群臣,酒喝得高兴时和群臣各以一事为题赋诗。太宗赋《尚书》道:“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魏征赋“西汉”道“: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太宗说:“每次魏征说话,必定用礼来约束我。”不久因魏征修订《五礼》,按例应当封一个儿子为县男,魏征请求让孤兄的儿子叔慈受封。太宗很伤感地说:“卿的这份心意,可以勉励民俗。”于是应许了他的请求。

  贞观十二年(638),礼部尚书王王圭上奏说:“三品以上的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都下车,违反法度来表示恭敬,这违背了礼仪的标准。”太宗说“:你们自己的地位都尊贵,就轻视我的儿子吗?”魏征进言说“:从古至今,亲王列在三公之下。现在三品都是天子列卿和八座之长,为亲王下车,不是亲王所应当受的礼。求之于旧例,又没有可以作为凭证的依据;施行于现在,又违背了国法。”太宗说:“国家所以立太子,是准备他做国君。然而人的长短,不在老少,假如没有太子,那就依次立兄弟。这样说来,怎么能轻视我的儿子呢?”魏征说:“殷代崇尚质朴,有兄长去世其弟即位的礼义;自周以来,立太子必定要是嫡出的长子,以这杜绝各个兄弟的私念,堵塞祸乱的根源,这是国君应当十分慎重的事。”于是太宗同意了王王圭的奏言。适逢皇孙诞生,太宗召公卿入宴,太宗对侍臣说:“贞观以前,跟随我平定天下,辗转奔波于乱世,这是房玄龄的功劳。贞观之后,尽心对我,进献忠直的劝告,安国利民,敢于冒犯国君尊严直言规劝,纠正朕的过失的,只有魏征一人而已。古代的名臣,也不能超过他们。”于是亲自解下佩刀,赐给他们两人。

  魏征因认为戴圣《礼记》编得没有条理,于是编《类礼》二十卷,依类排列次序,删削其中重复的内容,搜集前辈儒家的注释,择善取用,精心研究深思熟虑,经过数年才完成。太宗看了后认为写得好,赐绢一千段,命抄录数本用来赐给太子和诸王,收藏在秘府中。

  在这之前,太宗派遣使者到西域立叶护可汗,使者还未回来,太宗又派遣使者携带金银绢帛到西域各国买马。魏征说“:现在确立可汗的事还未定下来,陛下就派人到西域各国买马,西域人一定会认为陛下意在买马,不是专意去立可汗。可汗得到确立,一定不会感念陛下的恩德。西域各属国听说这事,就会认为中原轻义重利,不一定能够得到马却先失去了义。从前汉文帝时,有个献千里马的人,文帝对他说:我不顺利每天走三十里,顺利每天走五十里,銮车在前,跟着的车在后,我单独乘千里马将走到哪里去呢?文帝于是赏给献马者旅费让他回去了。汉光武帝时有人献千里马和宝剑,汉光武帝让马去驾鼓车,把宝剑赐给骑士。陛下所施行的事,都远远超过三王之上,怎么到了这件事,却在汉文、光武之下呢?再说魏文帝想寻求购买西域大珠,苏则说:‘如果陛下恩惠遍及四海,那么大珠就会不寻找而自来;寻找而后得到它,也不值得宝贵。’纵然陛下不能敬慕汉文帝的高尚行为,可是能不敬畏苏则的言论吗?”太宗采纳了魏征的意见,停止派遣买马的使者。

  当时公卿大臣一起上书,请太宗举行封禅。惟独魏征认为不可。太宗说:“我想让您尽情说说这事。难道我的功业还不高吗?道德还不厚吗?天下还没治理太平吗?异族不仰慕我的仁义吗?为什么不能封禅?”魏征回答说“:陛下的功业虽然很高,但百姓受到的恩惠还不多;陛下的道德虽厚,但恩泽还没有遍及每一个角落;天下虽已太平,还不足以供应用度;异族仰慕仁义,但还不能满足他们所求;祥瑞虽然到来,但网罗还很密;虽然连年丰收,但仓库还嫌空虚;因此,我认为还不到举行封禅的时候。臣不能用很远的事来比喻,暂且借人来打个比方。现在有一个患病十年的人,经过医治已经好了,但体力还未恢复,就想让他背一石米,一天走一百里路,一定是做不到的。隋朝的祸乱,不只十年,陛下像良医一样把它治好,疾苦虽然治好太平无事,但财物还不是很充实,向天地祭告说已经功成业就,我私下还有些怀疑。而且陛下东去泰山封禅,各国都要派使者前来祝贺,域外极远的地方,没有不奔走前来的。现在伊水、洛水以东,直到海边,灌木丛生,大泽纵横,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荒凉,行旅艰难,怎么可以引那些异邦外人进入,看到我们的虚弱?就是竭尽财力给以厚赏,也不能满足异族的欲望;即使连年免除赋役,也不能抵偿百姓的劳力费用。再遇上水旱灾害,风雨的变幻,庸人肆加议论,即使后悔也不能追回了。哪里是惟独臣诚恳规谏,也有众人的讽诵。”太宗听后不能反驳。那以后,右仆射空缺,太宗欲拜魏征任职,魏征坚决推让不受,才没有任命。

  后来皇太子承乾不学习德行和术业,魏王泰的宠爱一天天增长,朝廷内外众官,都有些疑虑和议论。太宗听到后很厌恶这些议论,对侍臣说:“当今朝臣忠诚正直的,没有人能超过魏征,我派他辅佐皇太子,用这杜绝天下的怨言。”贞观十六年(642),太宗任命魏征为太子太师,知门下省事如旧。魏征自称有病推辞,太宗下诏回答说:“汉朝的太子以四老为辅佐,我现在依靠您,也是这个道理。知道您患病,你卧病也可以保全太子。”

  那年,魏征病危,宫廷中派出使者探望。魏征的住宅原先没有正室,太宗把原来自己准备建小殿的材料为魏征修造正室,五天就修成了。太宗派宫中使者携带白色的褥子和布被赐给魏征,用这满足魏征崇尚简朴的心愿。到魏征病重,太宗再次到魏征的府第,抚摸着魏征流泪,问他有什么要求,魏征说“:寡妇不愁织布的纬线少,而忧虑宗周的危亡。”过了几天,太宗夜里梦见魏征像平时一样,到清晨魏征去世的消息就奏报上来了,时年六十四岁。太宗亲自到魏征家中吊唁,哭得非常悲伤,下令停止上朝五天。追赠魏征为司空、相州都督,赐谥号文贞,宫廷供给手持羽葆、班剑的仪仗队和吹鼓乐手共四十人,送给办丧事用的绢帛千段、米粟千石,让魏征陪葬昭陵。将要下葬的时候,魏征的夫人裴氏说:“魏征平生节俭,现在让他按一品官的礼节安葬,所需仪仗、器物极多,不符合魏征的心意。”对朝廷供给的一切仪仗和物品都推辞不受,竟用布车载棺柩,没有花纹色彩等装饰。太宗登上御苑中的西楼,望着魏征的灵柩痛哭,诏令百官把魏征的灵柩送出郊外。太宗亲自为魏征做碑文,并将它书写在石上。魏征死后,太宗对他追思不已,赐给实封九百户。有次上朝时太宗感叹地对侍臣说“:用铜做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知道兴衰更替;用人做镜子,可以了解得失。朕常保持这三面镜子,用来防止自己的过失。现在魏征去世,我失去了一面镜子!魏征去世后朕派人到他家里,得到他的一页遗表,才刚起草,字都难以辨识,只有前面几行,稍微可以辨认,上面写道:‘天下的事情,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国家就安定,任用恶人国家就衰败,公卿大臣中,感情有爱有憎,自己憎的就只看见他的恶,自己爱的就只看见他的善。爱憎之间,应当审慎,如果爱而知道他的恶,憎而知道他的善,除去邪恶不犹豫,任用贤人不猜忌,国家就可以兴盛了。’遗表的大意就是这样,然而朕思考这事,自己恐怕不能避免魏征所说的这些过错。公卿侍臣,可以把这些话写在手板上,知道朕有过错一定要进谏。”

  魏征的相貌不超过平常人,而很有胆量智慧,常冒犯天子的尊严进谏,即使遇到君王威吓震怒,也神色不变。曾暗地推荐中书侍郎杜正伦和吏部尚书侯君集有宰相之才。魏征去世后,杜正伦因罪被罢免官职,侯君集叛逆朝廷被杀,太宗开始怀疑魏征与他们是同党。魏征又自己抄录前后谏言多次给史官褚遂良看,太宗知道这事,更不高兴。于是亲手下诏取消了衡山公主与魏征长子叔玉的婚约。魏征的家族从此渐渐衰落了。

  魏征有四个儿子:叔玉、叔琬、叔王..、叔瑜。叔玉承袭魏征的爵位,官至光禄少卿;叔瑜官至潞州刺史;叔王..任礼部侍郎,武则天当权时被酷吏杀害。

  神龙初,继封叔玉的儿子魏膺为郑国公。

  叔瑜的儿子魏华,开元初任太子右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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