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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平反的第一个“右派”
作者：戴 煌
他1938年到延安，就在陕北公学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哲学、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概论和社会发展史，编写了《自然发展史提纲》和《社会发展史讲义》；后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参加调查研究国民教育并编写《中国现时国民教育问题》一书。
1941年7月，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他被调到这个研究院的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担任学术秘书和研究员，参加了“五四”以来中国哲学思想课题的研究，并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参与编纂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同时写了《伽利略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客观事实与主观愿望》等文。
1943年1月，他被调到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副刊部，先后担任秘书、编辑和主编。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结合编辑工作，他陆续写出了一百多篇适应报纸读者需要的科学小品和历史人物、历史知识．等文章，如《学习科学》、《黄花岗的故事》、《马克思的生平》、《辛亥革，命》、《孙中山晚年对和平统一的主张》等文。
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温济泽被调任新华社口头广播部——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尽管战争的日日夜夜，使他把全副精力都用到了广播工作上，他仍然挤时间写了《蒋介石罪恶史三章》等小册子。1948年《中国青年》复刊后，他又应约写了些科学小品。
新中国成立之初，他相继担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并兼任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常委和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笔耕不辍，先后编写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武器》、《人和自然的斗争》等小册子和《关于原子弹问答》等科学小品。
1949年3月进北京后，他已检查出肺病复发，但仍坚持工作，直到大口大口地吐血，才不得不住院治疗。在一年半的疗养中，他坚持读了20卷的《鲁迅全集》(包括译文集)，在病。床上写了好几本读书笔记，后来写了一本《鲁迅和他教导青年的话》，成为许多青年爱读的一本书。
“反右”时温济泽想起了王实味
1957年“反右”时，他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中央广播电台副总编和对国外广播部门的负责人。局党委办公室的负责人对他说；“你们部门二百几十人，按平均百分之五计算，应打出十几个右派分子。”温济泽说：“如果有百分之五，我不会放过；如果投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
温济泽这样说，是因为延安“抢救运动”和批斗王实味的教训，使他牢记难忘——
1942年，他和王实味同在中央研究院。王实味主要因为写了杂文《野百合花》等，在整风中的态度又不够端正，受到批判斗争。
温济泽因为临时被调到院党委搞整风工作，曾找王实味谈过几次话。他希望王实味认识错误，诚恳地做个检查，不要与大伙对立。王实味后来哭着对温济泽说：“像你这样说服我，我愿意检查；但有些人说我是‘托派’、‘反党’，说我是‘敌人’，我实在受不了，太冤枉了！”
温济泽随即向院党委书记汇报说：“对王实味的问题，应该作为思想问题批评，不要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和反党问题。”第二天，院党委书记对温济泽说：“你的意见，我向康生汇报了。他批评了我们，还批评你有温情主义。”
结果，康生给王实味定了三大罪名——“反革命托派分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1943年下令将他逮捕；1947年又在晋绥区批准将他枪决！
1943年1月，王实味还没被逮捕，温济泽与艾思奇一道被调到《解放日报》副刊部。康生的“抢救运动”初发时，鲁迅艺术学院等单位就搞起了车轮战，问不出，就硬逼。《解放日报》学委会负责人说：“人家能逼出来，我们为什么逼不出来?”也是学委会委员的艾思奇说：“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不能搞逼供信。”结果副刊部一个“特务”也没有搞出来。
这时“上面”说：整个陕甘宁边区只有一个白点——就是《解放日报》副刊部！还有人说“这是大特务包庇了小特务”。艾思奇被撤掉了学委会委员，温济泽也因为有个叔叔是国民党少将，被说成“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幸好这“抢救运动”很快被扭转了，温济泽才幸免落难……
事隔十几年，残酷的敌我斗争也已结束了好几年，现在又搞起了“反右”，而且强行规定比例数来大抓“敌对分子”，温济泽的耳际不禁又响起了王实味的哭泣声，他当然要脱口而出：“如果没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结果，对外广播部门的“抓右派”未能达到这个规定数。
但是，保护了别人的温济泽最后却保护不了自己。由于他梗直的性格得罪了中宣部的一位领导，终于在“反右”斗争基本结束十一个月之后，他在中央司局级干部“反右补课”时被成成了“右派”，并“揪出”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反党小集团”。
胡乔木和廖承志都大吃一惊
1958年10月的一个夜晚，已快半夜了，胡乔木听说温济泽也被打成了“右派”，十分震惊，匆匆跑到廖承志家说：“你知道温济泽被打成了‘右派’吗?”
廖承志也大吃一惊，说：“这怎么可能呢?”
他们两位都认为，应该历史地全面地看人，绝不该这样乱打一气。他们相约，第二天上午一起去中宣部问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结果，得到的答复是：这是广播事业局党组划的，中宣部已经批准，并报到了中央书记处，没法改了……。胡乔木当即长叹一声：“又毁了一个好同志！”廖承志也不禁叹了一口气。
胡乔木与廖承志所以为此痛心，是因为温济泽的的确确是一位好同志，他们都很了解。
1929年，温济泽刚读江苏省立淮阴中学一年级，就加入了党的秘密支部领导的文学团体“稚鸿社”。在召开成立会时，温济泽和十几个同学被捕，罪名是“共党嫌疑犯”。其实这时温济泽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共产主义。经过半年审讯，他才以“年龄不足12岁，不负刑事责任”而被交保释放。
从此温济泽反而决心寻找共产党，结果加入了共青团。不久，学校将他开除，他改名考进了全国有名的江苏省立扬州中学高中部，一面读书，一面想方设法恢复了不久前被破坏的秘密共青团支部，并被指定为团支部书记。可是只过了三个月，淮阴和扬州两地的国民党县党部和警察局，就联合派出军警来搜捕温济泽。在一位老师的保护下，他化装跑到上海，辗转进入复旦大学附中，又在那里建立了共青团支部，也被指定为支部书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被选为附中学生救国会的执行委员；第二年又发生了“一二八”事变，他担任了附中在内的复旦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淞沪抗战被出卖后，在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