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1期
周恩来与江青维特克事件
作者：张 颖
我看到这篇所谓采访以后，真是哭笑不得；维特克教授这番假设，奇妙之极。我觉得她好像并不是一位历史学教授，倒像是一位幻想小说家。
事情已过去二十年了，居然有人有兴趣把旧事重提，而且造那种谣言，真是荒唐已极。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种诽谤，是法律所不容许的。二十年前的事，虽然我不可能淡忘，但不曾想再重话当时。现在我醒悟了。我必须把旧事说清楚。当然啦，每个人写回忆录都带有自己的看法观点，记忆也不可能绝对准确，但历史事实却是不容窜改的。
“文化大革命”中期，也就是1972年，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在北京当时可以说是街谈巷议，无人不知，在全国甚至国外也广有传闻，那就是江青与《红都女皇》事件。根据当时的传说，毛泽东看了由香港出版的一本书《红都女皇》，大发脾气，批评了江青，而且江青也就从此“失宠”了。在国内，我们许多人都曾经听说过。“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曾多次批评江青他们是“四人帮”，那是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四人帮”违背了毛泽东的原则，而绝不是因为一本《红都女皇》。这些情况到现在当然都已真相大白。当时在香港也确实出版过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文革”以后我阅读过这本书。书中极力吹捧江青，而许多事实都属子虚乌有，稍微知道江青的人都会认为那不过是胡吹乱捧，不是事实，写作水平及文字也拙劣得很。此书在内地也很少见。
无独有偶，在与此差不多的时间，美国有一位女副教授，名洛克珊·维特克，于1972年夏季在中国访问期间，曾采访江青，谈话时间长达六十多小时。她回到美国以后，曾多次发表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又在1977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江青同志》。维特克这本书与《红都女皇》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直至如今仍是非颠倒，甚至以此造谣生事，这倒是我始料不及的。
维特克采中国访问期间，特别是与江青的所有接触，我作为主要陪见人员(另外还有六人)都是参加了的。当时我的职务是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是由外交部领导决定派去工作的。本来外交部干部被指派去见外宾是很普通的事情，而这次陪见却非同寻常。
1972年8月12日，乔冠华副部长告诉我，当天下午三点，江青要接见一位美国客人——洛克珊·维特克，派我去陪见。那时江青已经“声威”大震，随便说句什么话就能置人于死地，所以谁都不愿意和她的什么事沾边，我当然也不例外，于是就找借口推辞。但乔冠华说这是他们几位副部长共同研究决定的，并耐心地向我解释了一番，我只好服从。
维特克是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的中国现代史副教授。这次是根据她本人的要求，经我驻联合国代表团推荐，由对外友协邀请她于7月19日至9月1日来华访问的。按照当时的惯例，一般都不安排江青单独接见外宾，因她的工作与外事无关。但维特克一再要求采访江青，友协只好请示周总理决定。周总理于8月10日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江青见到批示，立刻决定会见。
会见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进行。外交部除了我，还有翻译小沈、礼宾司一位副科长和一位速记员，友协来了负责人老丁和陪同老陈、小俞。姚文元也来了，坐在。江青身旁。
谈话开始不久，江青就问维特克：“我听说你回去以后准备写一本书……是吗?”维特克一时不知所措，因为她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要写书。迟疑片刻以后，她说：“如果有足够的材料，能够写一本书，那是我最高的向往，我将会尽力去做的。”江青高兴地说：“很好呀，我们也希望有一本由美国人写的书……我们合作吧，我给你说，你来写……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她说的是维特克，想的显然是她自己要在世界上扬名了。
周总理批示的是礼节性会见，只谈一个小时，江青却兴高采烈地东拉西扯了整整一个下午，完了还在江苏厅大摆宴席，又边吃边谈了一个多小时。回去后，我们分别向部里和友协汇报了这些情况。17日夜，周总理召集所有陪见、接待人员开会，说江青已飞往广州，走前留下话，要把维特克接去广州继续谈。看来那时周总理对江青的事也颇感棘手，后来又在19日晚和24日半夜找我们去谈了两次，最后表示，江青一定要把维特克接到广州去，你们还是原班人马陪同吧。他让我们到广州后立刻把他的意见转告江青，再见一次就够了，只谈谈文艺，不要谈其他。还说维特克的签证是28日到期，不要再延期了。
但是，江青根本不理会总理的指示，从25日到31日，她一连在广州与维特克谈了六十多个小时，不仅大谈个人经历、私人生活、文化艺术，而且大谈解放战争的“历史”，甚至说西北战场就是她“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还谈了不少党和国家的机密。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向部领导请示汇报，也一次次不得要领。回到北京以后，江青又催逼着我们反复整理修改几十万字的谈话记录，说要送交周总理和张春桥、姚文元审阅，然后寄给维特克。我们加班加点一直忙到10月底，大家商量，无论如何应该向周总理汇报一下了，并推我去。于是我给总理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请秘书转达我们的意愿。
第二天下午，周总理在西花厅接见了我。总理正忙着批阅文件，让我先说说重要的情况。我说：“如果要简单地说，那还真说不清楚。我们去广州前，总理的交代，我都转达了。但江青同志没有那样做。她和维特克谈了六十多个小时，什么内容都有。现在还要整理成记录稿，翻成英文，寄给维特克。我们都感到这样做不妥当。所以要向您汇报请示……”我上气不接下气，一连串说下来，倒惹得总理笑起来：
“我看你要说的话恐怕不少，别那么急。今天我确实时间不多，你先向邓大姐说说吧。江青同志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以后找时间再谈。”他说完朝客厅那边喊邓大姐，我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