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1期
拍案一怒，各走各路：我与蒋经国的决裂
作者：贾亦斌
为了防止国民经济出现总崩溃，国民党政府经过一番酝酿，决定实行包括发行金圆券、限制物价和收兑金银《外币等内容在内的“经济改革”，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和《金圆券发行办法》等法令，正式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同时宣布在行政院下设经济管制委员会，负责实施经济管制和改革。紧接着，南京政府宣布任命俞鸿钧(当时任中央银行总裁)和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正、副督导员并即时赴任。上海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蒋介石这一不同寻常的任命表明：他在“经济改革”上下了很大的赌注，具有“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的决心。
然而，当时的舆论对于用行政手段管制经济，强制推行币制改革的前景却忧虑重重，并不乐观。《中央日报》在社论中表示：“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这个“割盲肠”的任务，实际上落到了蒋经国的身上。俞鸿钧名义上是正职，但只是挂个名而已。蒋经国有蒋介石给他的尚方宝剑，声势煊赫，但他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下推行改革困难重重，而改革的成败又关系着国民党政府的命运和他个人的前途，势成骑虎，只有干到底。他在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不可不干到底了。”但蒋经国不是个轻易退让的人，他对自己的那一套颇为自信。他宣称：“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革命意义，不仅是经济上的。”“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
蒋经国决心真打“老虎”
在正式宣布蒋经国出任上海经济管制副督导员的前一天，我到南京励志社去找他；请他出席苏州青年军夏令营结业典礼。他对我说：“我另有重要任务不能出席，你代表我去吧！”我问他什么重要任务，他有些激动地说：“这次领袖委派我去上海负责执行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的工作，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一定要排除任何阻挠，只要是违犯国法者，不论其官职有多高，财力有多厚，我都将坚决依法惩办，不徇私情，相信成功可期……”我未等他把话说完，就急忙问他：“发行金圆券的基金从何而来?”他回答说：“只需四五千万美元就够了，数目不多，好解决。”我见他说得如此自信，还是有点半信半疑，但认为如果能由此使贪官污吏和奸商得到惩处，物价得到平抑，这对饱受物价暴涨之苦的人民还是有好处的，所以也感到高兴，当即对他提出了八个字的希望和祝愿：“秉公执法，早日成功！”然后握手告别。
蒋经国一到上海，就在九江路中央银行大楼三层设立了经济督导员办公室，并立刻雷厉风行、大张旗鼓地行动起来。
首先，公布了有关的经济管制法令和物价管制办法，规定：一、从8月19日起发行金圆券，10月22日前收兑法币；二、限于9月30日前，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元和外汇，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违者严办；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存放外国银行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四、一切商品不得超过8月19日的物价水平，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和国际开支。
同时，蒋经国以《上海向何处去?》为题发表告上海人民书，宣称：“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天下再没有力量比人民力量更大，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他再一次表示自己的决心：“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不折不扣，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他借用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名言“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表明自己对豪门巨室决不留情，扬言要用高压手段来实行限价：“不惜以人头来平物价”！还提出了“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打倒豪门资本”、“铲除腐化势力和地痞流氓”、“打倒奸商和投机倒把”等一系列口号。这些动听的言词，一时确实打动了-许多人的心，认为蒋经国与其他国民党官员大为不同，由他来实行经济管制或许有成功的希望。
为了执行经济管制法令，蒋经国立即在上海组织自己的执法队伍。他将赣南系、青干校和青年军的干部从全国各地纷纷调到上海，一时上海成了“太子系”紧张活动的中心，王升、李焕、江海东、江国栋等蒋经国系重要分子麇集上海，随即成立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9月22日，这个“服务总队”在上海复兴公园举行成立大会，共有队员1万人，编成20个大队，分布在上海各个区，由王升任总队长。蒋经国邀请我出席了成立大会，但我们都未发表讲话。蒋还抽调一部分大学生，成立了一个经济研究小组，由江国栋负责。
蒋经国法出令行，果真轰轰烈烈地打起“老虎”来。他接连召见上海经济界的头面人物刘鸿生、荣尔仁、钱新之、李馥荪、周作民、杜月笙等人，软硬兼施，要他们拥护政府措施，交出全部黄金、外汇，否则即勒令停业；甚至声色俱厉地拍桌扬言：“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谁手里有多少黄金美钞，我们都清楚。谁不交，就按军法办理！”青年服务总队也四处出动，设立岗哨，检查行人；并与警察局、警备司令部人员混合组成许多三人或五人小组，检查商店、工厂和仓库，登记囤积物资。对违反规定者，蒋经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米商万墨林、纸商詹沛霖、申新纱厂大老板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六十余人，均因私逃外汇，私藏黄金，或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被捕入狱；荣、胡、韦三人后经托人疏通，分别罚款100万、30万和35万美元，才得以交保获释。连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因“囤货炒股”的罪名被捕入狱，判了八个月的徒刑；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因泄露经济机密也被判刑。蒋经国还大开杀戒，以贯彻他“用人头平物价”的主张，借此威慑人心。林雪公司经理王春哲因私套外汇被处死，报上还刊登了王被处死时的大幅照片；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大队长戚再玉因勒索罪被枪决；后来还杀了破坏经济管制的宪兵大队长姜公美。蒋经国还杀气腾腾地宣称：“不管你有多少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要毫不留情地送你进监狱，上刑场。”
蒋经国的“铁腕”暂时发挥了作用，上海的物价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稳定，岌岌可危的财政金融危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