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2期
蒋经国险遭枪毙
作者：邱 路
1925年11月，年仅15岁的蒋经国作为中山大学的第一批学生，来到了冰天雪地，但却是红旗招展的莫斯科。在距离克里姆林宫不远，掩映在树林之中的一座二层小楼里，他重又开始继续自己的学业。
蒋经国只断断续续上过两年中学，如今他却成了一名大学生。说起来，他取得这个资格几乎是再简单不过了，即使没有他那个在广州身居高位的父亲，只凭一纸报表和他在上海和北京上学时的光荣历史，就足以上这个大学了。只不过，在这所学校里，他要学的不再是中学的基础知识，而是莫测高深的革命理论和让不少人望而生畏的俄文。
据说，蒋经国还在上海读中学时，就因为参加反帝游行被学校开除；以后在北京读书，又因为参加反对北京政府的游行而被关过。仅仅从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出，蒋经国上这所革命大学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与蒋经国同年级的那些骨干人物，无论哪一个都比他大得多。第一任中山大学党支部书记，后来做了国民党理论家的任卓宣和第一任中国共青团书记、中共中央指定做指导员带队来中山大学学习的俞秀松，都比蒋经国大了十几岁，分别是1896年和1899年出生的。后来做过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是1900年出生的。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显赫过一时的王明是：1903年出生的。人们今天最熟悉的邓小平也曾与蒋经国同过学，而他是1904年出生的。其他如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王稼祥，当过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左权，任过外交部副部长的伍修权，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等，也都是1906年或1908年出生的，都比蒋经国大。但是，如果我们从档案记载上来看，在中山大学的两年左右时间里，除了王明这个在俄国人眼里红得发紫的人物以外，蒋经国也算得着是学校里最活跃的分子之一了。 据不完全统计，蒋经国这两年里在学校里担任的各种课内课外职务，至少有十个之多。仅从1926年11月的一个登记表来看，蒋经国当时一下子就兼了七个职务，包括俱乐部书记兼副主席、俱乐部政治委员会主席、搜集中国情报委员会委员、活报组副组长、少共委员、第十一班俄文书记等。
从档案记载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蒋经国的活跃，与中山大学里面那些国民党学生的情况有着明显的不同。当时国共两党正在亲密合作之中，中山大学也不例外，从学校名称到学生成分，都是服从于国共合作的实际需要的。因此，学生当中有相当一批国民党人，国共两党在学校中也设有专门的合作机构。但是，既然学校设在莫斯科，直接负责各级组织、教学及其领导工作的，又都是俄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支部，因此，国共两党学生中间还是存在着明显的矛盾，相互之间并不十分融洽，各有各的圈子。作为堂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照理应当与国民党学生的联系最多，关系最好，但恰恰相反，蒋经国早早就加入了共青团，凡事总是要站在共产党学生这一边，因此，他的朋友也多是共产党或共青团里的人，如与他关系密切的俞秀松、卢贻松等。这种情况突出地反映出他这时在思想上受革命影响之深。
像当时所有热血青年一样，由于思想上极端活跃，对革命运动又充满热情，蒋经国在学校中表现得相当激进。蒋介石1927年公然发动“四·一二”事变与共产党为敌，不可避免地激起了蒋经国的愤怒谴责。他甚至公开在报纸上和学校里宣布，坚决断绝同蒋介石的父子关系。不仅如此，当苏联党内围绕着中国革命等问题发生严重政争，出现了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为首，公开反对斯大林的激进反对派之后，蒋经国竟然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到这种争论之中，同情起反对派的观点来了。好在当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反对派还没有成为被整肃的正式对象，学校中同情反对派观点的中国学生也还没有被苏联专政机关列入黑名单，否则，到了1927年冬天，他非成了专政对象不可。因为后来在整肃中国学生中反对派分子时发现，蒋经国曾经多次参与过同情反对派的激进中国学生的集会和活动。幸亏俞秀松警觉到蒋经国的这种倾向性，及时地阻止了他。而且，当校方拟定毕业深造名单时，参加推荐人员的俞秀松又极力举荐了蒋经国。因此，当苏联党内的反对派开始成为被整肃对象之际，蒋经国已经从中山大学转往列宁格勒的军政学院深造去了。这样，当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举行纪念十月革命的盛大活动时，中山大学游行队伍中没有了这位活跃分子的身影。恰恰在这一天，就在这支游行队伍中，少数同情联共反对派的激进中国学生走到检阅台前的时候，公然当着斯大林等人的面，不顾死活地高呼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引起了一片混乱。事后，在中山大学以及莫斯科所有有中国学生的校园里，马上开始了打击托洛茨基分子的严厉斗争。尽管有些交待和揭发材料后来都讲到蒋经国参与过托派分子活动的情况，他却鬼使神差地躲过了这一劫。而其他参加过托派活动的中国学生，几乎全都遭了殃，不是被立即送回国内，就是被关押、被流放。
乱开玩笑，惹祸上身
蒋经国没有被当成托派分子或者托派同情分子被整肃，却没有能够逃脱“江浙同乡会”事件。
追根溯源，“江浙同乡会”事件是1927年暑假在炮兵学校野营军训结束时的几句玩笑话引起的。当时，中山大学这一届学生已经毕业，都已知道了自己的去向，蒋经国、卢贻松、屈武、左权等人被分到了列宁格勒的军政大学或陆军大学，俞秀松、周达明被分到列宁学院，其他像黄仲美、朱茂榛、胡世杰、刘宜山、甘青山、郭景纯、周策、刘仁寿、张师等分到了莫斯科附近的炮兵学校、步兵学校或飞行学校。由于中国学生的乡土观念一向较重，对俄国饭又总是不很适应，因此，每逢节假日，这些江浙来的老乡总是喜欢聚在一起，或者下中国馆子，或者烧些家乡菜，热闹热闹。这回军训结束，大家要分开了，难免有些恋恋不舍，因此又聚在一起聊天叙旧。谈话当中，不知谁提到军政大学和陆军大学生活费较高，而步、炮、飞行三校生活费较少，三校的同学于是都抱怨说：“中国饭吃不上了!”卢贻松心直口快，当场拍胸脯说：“只要我们领的生活费比你们多，你们的中国饭是有希望的。”蒋经国和屈武也很仗义地主动附议说：“假若这两校发薪水很多，则每人每月应拿出几分之几送给他们三校同志去吃中国饭。”这对于三校的同学当然是再开心不过的事了。当即，一位炮校的同学就提议：“好罢，那我们就组织一个储金互助会，你们把钱拿出来，我们去吃饭好了。”
关于“储金互助会”的这个玩笑，很快就成了莫斯科三校同学用来向列宁格勒同学“敲竹杠”的一个专有名词，以致大家分手后也还不断地提到它。9月初，炮校同学刚入校不久，就由黄仲美等写信给卢贻松等，要后者“交会费”。卢贻松把信拿给蒋经国看过后，在复信中也开玩笑称：“储金互助会在莫斯科已蒙你们登记，本会章程第一条首在会费，我与经国商量，本月会费应当多少缴点，事实上亦可能。”随后，蒋经国和卢贻松还真的通过正要去莫斯科的李翔梧将钱带了过去。这边步校的同学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