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2期
从俄罗斯秘档看中山舰事件
作者：佚名
没有消除中国军阀制度的陋习。应该考虑到将领是中国人，顾问——是俄国人。……最能独立思考的中国将领都觉得出来，他是中国人，可是身为俄国人的顾问却在那里‘指手划脚’。”他说，“是俄国顾问，那你就老老实实当顾问，不要越雷池一步，不要发号施令，不要惹中国将领们厌烦。务必要做到这一点，要有分寸。”(同上书第145—146页)
布勃诺夫指示顾问团说：“应该马上做以下各事。第一，要根除锋芒毕露的做法，尤其是根除俄国顾问从旁直接发号施令的做法。新顾问组长应该下达相应的指令；同时，要为将领们松绑，减轻对他们的监督。在宣传鼓动工作中要更加谨慎(不要大张旗鼓地说什么新军阀，小资产阶级特性等)。”“一定要记住，国民革命军不是工农红军”。(同上书第148页)
布勃诺夫指示：“应该通过国民党左派开展：工作，目前不应着力于在国民党左派中加强共产党的影响，而是要通过在国民党左派中的工作直接巩固国民党本身。应该说，这项工作定将颇费时日，要坚持不懈，要求中国共产党采取非常灵活、十分平稳、十分克制的策略。”(同上书第141页)
关于中国共产党，布勃诺夫认为，这个年轻的党做了大量工作，数量上发展也很快，但是党有些“太热衷于军事工作”，今后“要把党的力量均衡地重新分配到各个军去”，“还要把一定数量做军事工作的党员派到党的其他工作领域，首先派去做党内的教育工作。”(同上书第144—145页)
4月24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吴廷康也致函陈独秀说：中共一方面要从数量和质量上加强自己的组织，使它“更加独立，更加强大”，同时要与一些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发号施令的做法进行斗争”。(同上书第188页)
布勃诺夫的“指导性纲领”与克里姆林宫的策略
从俄罗斯档案看，苏联顾问决定对蒋介石让步的另一原因是为了打击右派，争取被他们视之为“左派”的蒋介石，从而维护左派的团结。
4月23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吴廷康致函苏联驻上海副总领事维里杰说：“我得悉右派要同一部分左派特别是同蒋介石和解。目的是左右派联合起来。孙科从广州到了上海，公开宣称此行的目的，说是蒋介石也同意。”(同上书第178～179页)
塔斯社驻中国记者穆辛分析说：“蒋介石3．20的行动和此后的形势险象环生。它们暴露了国民党左派运动和广州政府的核心力量内部还比较薄弱。拥有强大军权的蒋介石派和汪精卫、谭延间、朱培德、宋子文派之间的分裂会导致国民党左派的严重分裂和广州政府的垮台”。“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广州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中的左派核心力量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汪精卫恢复工作，左派间修好并团结起来”。(同上书第180页)
3月27日，布勃诺夫从汕头给鲍罗廷写信，向后者传达代表团“在充分和全面调查”后做出的“最重要的指导性的结论”。信称：“我们对国民党的策略应该是促进它巩固其内部组织性，促进它同群众的联系。不断推动它同工人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以领导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在这项工作中应该有分寸，有灵活性并且善于利用一切条件，但绝对不可把自己当成助手或领导者。”(同上书第158页)
布勃诺夫的意见，后来基本上为斯大林接受。4月29日，斯大林在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示称：
“3，应该说，国共分裂与否的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种分裂应视为绝对不可行的。必须奉行让共产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的路线。
4．因此，在共产国际的例行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从组织上改变相互关系(指国共关系)的任何做法，都断不可行，而且对于国共两党都是十分危险的。
5．设法让国民党右派离开(或曰将其开除出)国民党。
6．在内部组织问题上向国民党左派让步，即更换一些人员，以求基本保持组织方面相互关系的现状。”(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记录第22号，特别记录第16号，1926年4月29日，同上书第202页)
5月17日，布勃诺夫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题为《总的结论和实际建议》的报告，其中称：
“中国共产党应当通过国民党左派开展工作，目前应当力争做到的不是在国民党左派中巩固共产党的势力，而是在国民党左派中直接巩固国民党本身。如果说国共关系是国民革命发展的首要问题，那么第二个异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国民党左右派的问题。国民党已经不统一了，显而易见，右派毫无疑问正在竭力把国民党中派争取过去，走独立组织力量的道路(试图建立自己的中央，西山会议派今年3月底在上海召开的代表大会，试图通过孙文主义学会在军队中站稳脚跟，企图利用自己的影响笼络军界要人等)。国共两党依然面临着一个重要任务——阻止国民党右派与左派分裂而走上独立组织力量的道路。因为国民党右派已经另开门户，有独立组织，它将成为吸引反革命分子的中心。不过，与此同时，还应当最坚决地阻止右派的企图，甚至不惜把最活跃最顽固的右派分子开除出国民党”。“现在就应该采取措施取缔国民革命军内的孙文主义学会。取缔的形式要据形势而定。但鉴于广州现状，最佳做法当为让他们自我取缔。”(注：1926年4月20日该学会自行宣布解散。)(俄罗斯总统档案，全宗3，目录65，案卷563，第123—125页，引自同上书第215页)
克里姆林宫的上述政策，后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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