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3期
我所知道的胡乔木
作者：杨尚昆
社会党的关系，关于和平过渡等问题。乔木修改过的稿子，经主席看过，由我交翻译组阎明复、赵仲元、李越然等同志连夜赶译成俄文，交给苏方。到莫斯科后双方讨论，苏联方面说不出什么意见。乔木执笔作的重要修改，后来大多被正式发表的宣言所采用。苏斯洛夫还提出，这个宣言草案可以作为苏中两党共同向会议提出的草案。小平同志说，不用了，宣言草案还是由苏共向会议提出比较好。后来又经过协商，宣言草案还是由中苏两党共同提出。那时，苏共处境困难，对我们比较尊重；我们则从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大局出发，强调“以苏联为首”。1960年11月，乔木和我随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再次到莫斯科，出席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时中苏分歧已经公开化了，乔木参加会谈，就同苏共激烈地争论开了。
在一系列国际国内重大事件中，乔木的敏锐和坚定，我是很佩服的。他的文思的敏捷，文辞的犀利洗炼，更是许多搞文字工作的人所难以企及。他有独立见解，并敢于向毛主席提不同意见，甚至同主席争论，这也是没有多少人能做到的。而快慰和苦恼也常常由此而来。
1959年庐山会议，乔木赞成“成绩讲够，问题讲透，前途光明”的指导思想，对印发彭德怀同志的信，把会议的方向根本改变是有意见的。后期要他起草决议，他不赞成把彭德怀等同志的问题说成是反党集团。他晚上来找我谈过，说无论如何不能写成反党集团啊。但没有办法，只能服从。1961年他两度到湖南调查，深入到了毛主席的老家韶山，回来如实地向毛主席反映了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严重问题。主席采纳他和其他同志的意见，在农业六十条中，把办公共食堂这一条实际上取消了。在他那个位置上，有许多事情确实也很难办。庐山会议后期，少奇同志同他有个谈话，意思是还要写一个反对“左”的文件。他在当时的气氛下，不敢去跟主席说。武昌会议要公布粮食生产数字，这个数字水分较大，陈云同志主张不公布，要他转告主席，他也不敢去跟主席说。三年困难时期，“左”倾的毛病暴露无遗。毛主席怪乔木：为什么不跟我说！副主席的话你有什么权利不报告！平心而论，那时就是报告了，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乔木受批评后，有点想不通，加之长期劳累，身体本来就弱，结果他的精神衰弱症越来越重，只能长期休养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就被关起来。他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后来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一晃十多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才重逢。他不无幽默地告诉我，“文化大革命”他是被“冷冻”起来了。
八十年代初，乔木在书记处，我在军委，十二大以后，我们又都进了中央政治局，工作上的往来很多，互相了解也更深了。乔木参加了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决策，对拨乱反正，解放思想，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党的基本路线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都作出了贡献。他被誉为“党内第一枝笔”。他的主要工作，依然是为中央起草重要文件。
随着乔木同志文集的出版，现在大家都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叶剑英同志国庆三十周年的讲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十二大的党章，十二大的政治报告，1982年的宪法，这些带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都是乔木同志在中央领导下起草和修改完成的。他善于领会和贯彻小平同志和陈云等同志的指示，也善于吸收和概括大家的意见。他研究问题非常深入细致。修改宪法时，为了体现加强人民民主，尊重人民权利，把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从第三章提前到第二章，在他指导下，对世界上111个国家现行宪法关于公民权利义务的结构安排作了调查统计。他对文辞的考究是尽人皆知的，自己写的或别人写的文稿，他都反复修改，直到改不动为止。后来，在我们这些老人中间无形中形成一个习惯，重要一点的东西，拿出去之前总要请乔木过目把关才放心。乔木也总是来者不拒，尽心尽力。
乔木主管思想理论这一特别复杂的战线，在反倾向斗争的掌握上，我觉得是好的，是比较得当的。记得在十二大召开之前，有一位高级干部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与十二大报告精神相背离的文章，宣扬“左”的观点。乔木多次和我商量，排除阻力，进行了不点名的公开批评。同时，他又要求批评文章“要有充分说服力，逻辑要谨严，说话分寸要有节制”。当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时候，乔木又毫不迟疑地进行斗争。虽然有来自各方面的非议，有各种各样的压力，他一点也不动摇，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忠诚和坚定。
乔木关心党史研究机构的建设，亲自过问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班子的组建。1990年夏天，他又同我和一波同志商量，把开展国史研究提上日程，向中央提议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请力群同志指导，一方面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方面为将来建立国史馆做准备。党史、国史、军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我都同他商讨，求得合乎实际的认识，作出适当的处理。
1991年乔木得了不治之症。他自知来日不多，拼命工作。在加紧撰写关于四十年代毛泽东的回忆录的同时，为纪念建党七十周年，还写了《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力作。这年夏天，他又在北戴河找我主持召开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会议，审阅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他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还是那样地一丝不苟，不放过一个词，一个标点，并亲自提笔补充一些重要的观点和史实。临了还奋力完成一篇“题记”，表达他对这部书稿的赞许和期望。他为历史著作做到政治性和科学性统一而作的努力，对辞章完美的追求，令我敬佩。
1992年9月中旬，正当十四大快要召开的时候，我听到乔木病危的消息，赶到医院去看他。但我去时，他已经说不出话来，只能用目光交流感情。我没能听到他最后的嘱托，这是憾事。但我想，他的思想，他的感情，他的期望，都已经流泻在他毕生写作的不计其数的文字之中了。这些文字写上他个人名字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量用的是党的和国家的名义。他个人已经同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融为一体了。这是一个终生闲笔来为人民服务的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境地，也是我们最应该学习乔木同志的地方。
(本文为作者纪念胡乔木诞辰85周年所作，收入即将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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