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3期
“华企事件”的启示
作者：姜千里
错误判断。这的确只能说是受“左”倾思想的干扰。
邓文钊其人就出身和经历看，的确可说是资产阶级(邓文钊当过外国银行的华人经理，他自己说是买办资产阶级)。但决定他的思想的并不只是这种阶级成分，还有在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有因素和各种个人的因素。邓文钊跳出了阶级的局限，成为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为革命事业做了别人做不到的贡献。全国解放后，他主持的华企的经营方法当然不可能和国营企业一样，大概可以说是采用了许多资本主义的办法。但它正因为采取了与国营企业不同的经营方法，才能做到吸引港澳和海外华侨资本，才能在对外贸易上做到国营企业做不到的事。而且，华企也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种资本主义企业。
现在我们在回顾历史时都认为，“左”的错误倾向的滋长是从1957年开始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左”的倾向在这以前已开始在这里那里发生了。夏衍同志为《我的父亲邓文钊》这本书作的序言中说，“解放初期党内外都有一股‘左’的情绪”，这恐怕是不能否认的。华企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当时存在的某种“左”的倾向。要知道，华企创建于1950年，被遏制于1953年，这还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前，还是执行新民主主义的纲领的时候。华企的事例已经表明，人们对子带一点资本主义色彩的东西多么害怕，不愿意承认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能够为革命作出特殊贡献，不敢利用带有资本主义某些色彩的企业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我们不能脱离历史条件来设想在1953年当时，实行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政策。但是华企的事例使我们看到，在50年代初，已经有同志想到用华企这种形式吸引境外国外资金，取得了初步经验，收到明显的效果。在当时情况下按照事实肯定这种经验，加以推广，而不是不顾事实予以否定，应该说是可能做到的。如果这样做，显然对后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能够起很大的积极作用。“左”的倾向扼杀了正确的很有价值的想法和做法的萌芽，实在是很堪惋惜的。
《我的父亲邓文钊》一书(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资料详实，行文流畅，语言简洁，笔触生动，虽是一本仅有7万字的小书，但其中不仅“华企事件”能给人启发，还可以给我们香港历史方面的许多知识，值得一读。特别是在今年香港回归之年，读来更感亲切和饶有兴味，获益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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