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4期
共产国际压制毛泽东了吗？
作者：青 石
毛泽东之所以会有抑制不住的委屈要向斯大林倾诉，当然是与俄国人有关。斯大林逝世后，有关莫斯科长期以来不信任他，甚至直接或间接地排挤他、打击他的经历，是毛泽东一度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话题。于是我们过去和今天几乎所有的书和文章都重复着同样的说法。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从教科书上，而是真正从历史事实当中来了解中共党史的话，那么，简单地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看成是莫斯科对毛泽东压制和毛泽东与莫斯科斗争的历史，就未免太过片面了。比如，如果我们把时间界定在毛泽东从参加革命到成为党的最重要领导人，也就是从1920—1935年遵义会议前后的这个阶段，我们恐怕很难同意那些缺乏深入考证和研究的说法，即所谓共产国际始终在压制和打击毛泽东。
毛泽东曾被看成是“马林的人”
与我们今天许多读者了解的多少有些神化了的毛泽东不同，早年的毛泽东其实与相当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一样，他们接触并且转向共产主义的时间很短暂，投身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准备都不很充分。因此，他们不仅对俄国革命经验充满了迷信，渴望着俄国的直接援助与干涉，而且开始时对来自莫斯科的指示确实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孔步亦孔，孔趋亦趋”，毫无保留地去理解、去执行。
具体到毛泽东来说，他恐怕不是现在一些书上所说的那样，早早就成了一个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种革命者，早早就开始创立共产党了。他几乎到1920年，即中国有共产主义小组之日，还是崇尚“呼声革命”、“无血革命”，主张一点一滴、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去改造社会的。很多书中都注意到毛泽东在1920年初就已经“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并因此肯定他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确定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了。但事实上，在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毛泽东还是在致力于那种点滴的“政治改良”，而非革命。这一年，他为驱逐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实行“湖南自治”，呕心沥血，奔走呼号，一心指望通过这种改良方式的驱张运动，促成一个新湖南乃至新中国的诞生。直到年底，眼看张敬尧被赶走了，湖南一切照旧，他这才对这种改造社会的办法彻底失望，慨然长叹曰“看透了”，认识到“政治改良之一途，可谓绝无希望”。恰好他在法国的好友蔡和森接连来信讲述有关俄国革命方式的种种益处，陈独秀的《新青年》以及《共产党》月刊也在宣传引导俄国革命成功的列宁主义，这些都促使他毫不犹豫地走向了革命。他在这一年的12月写道：“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毛泽东后来有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叫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显然，毛泽东转向列宁主义，就是从他放弃政治改良一途，转而接受“这个恐怖的方法”开始的。到1921年初的时候，他已经写信告诉蔡和森说：你关于“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的说法，“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事实上，“非得政权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毛泽东对政权的高度重视，多半即源于此。
1921年以后，毛泽东已经信仰了列宁主义，并很快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少数成员之一。一旦成为共产党人，他就不得不开始为组织民众和发动革命奔波操劳，而他从《共产党宣言》等少数几本书上了解到的浅显知识，显然还远不足以用来指导他的革命实践。因此，同当时多数年轻的共产党人一样，毛泽东渴望着来自莫斯科的指导和帮助，相信：中国的改造“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帮助”，特别是“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毕竟，这个时候的共产党只有那么几十个人，而且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要成就俄国式的革命谈何容易。况且，俄国式的革命靠的是千千万万觉悟的工人和士兵，特别是大工业中的产业无产阶级，而中国这时有多少可以用来从事阶级革命的“产业无产阶级”呢?如果要把那些“无自觉、无训练、无组织”，分属这个“帮”那个“帮”的工人群众都组织起来才能革命，中国何时才会有真正的革命发生?因此，当1922年共产国际提出中国革命应当分两步走，先搞国共合作，发动广大民众首先反帝反军阀时，毛泽东立即举双手拥护。
要搞国共合作，就有个为主为次的问题。有些一心指望在中国也像在俄国那样能够一举成就阶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怀疑共产国际的这一主张，他们不相信有与国民党合作的必要。不过，在这个时候，尚处年幼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世界共产党即共产国际下面的一个支部，它的重要方针政策，大都是由莫斯科那里管中国事务的俄国人来制定的。莫斯科不光制定方针政策，而且还派出一些有革命经验的外国共产党人，来中国党的中央做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工作。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是一个叫马林的荷兰共产党人，他有过在东方国家工作的经验。而他根据经验判断，不仅认为共产党必须与国民党合作，而且还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通过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才能实现这种“合作”。
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谁主谁次，一望即明。这自然更让党内的一些人感到不满了。这明摆着是承认国民党是革命的主体，最革命的共产党反成其客了。因此，围绕着两党合作的问题，中共党内很快就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争论。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投身于实际工作中的一个，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属于党内比较务实的一群。在当时的党内争论中，毛泽东显然支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观点。直至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前夕和会议期间，党内争论仍在继续。从马林记述当时争论内容的笔记看，毛泽东对马林的观点颇多赞同。在发言中，他根据一年多来从事湖南、江西工运工作的切身体会，态度鲜明地指出：目前中国工人一是人数少，力量小，二是斗争的水平低，最高利益仍是改善生活条件，要把工人的斗争迅速引上政治轨道目前还有相当困难。与此相反，目前中国小资产阶级政治上比较活跃，小资产阶级控制的国民党有发展前途，也可能领导目前的运动，因此，“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公开发表文章，帮助当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宣传革命要分步进行的观点。他明确讲：现阶段的革命，应当由国民党来担负起最重要的革命责任，他呼吁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商入团结起来，强调商人越团结，“领袖”国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