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5期
万里访谈录
作者：张广友
写人物传记必须忠于事实，尊重历史
张广友(以下简称张)：这部书稿(即《改革风云中的万里》一书)经过多年的准备和一年多的写作，初稿已基本完成。按有关部门的规定，现在送请你审定。
万里(以下简称万)：审定什么?写不写、写什么，那是你的事，“文责自负”嘛，为什么要我来审?
张：有关部门规定，凡发表和出版涉及健在的领导人的作品，必须征得本人同意。
万：我过去是不同意写我的，现在你已经写出来了，我只好同意。我同意你写，同意发，反正不是我要你写的，我也不看了。
(张将送审报告给万里看，说：“如果你同意，那就在上面划个圈吧!”万里在他的名字上划了圈。)
万：现在有一些东西(指一些传记、历史作品)华而不实，过分夸张，甚至弄虚作假，哗众取宠。其目的无非是想多发行，好赚钱。结果脱离了事实，欺骗了读者。失去了真实性，也就失去了真正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一些真假难辨的东西，制造了历史的混乱，后果严重，后患无穷。这不是小说，不能虚构、编造。朴素的客观事实，最具有说服力。所以，我主张写人物传记，写回忆录，必须忠于事实，尊重历史，不能浮夸，更不能杜撰。怎么分析是另一回事，但前提是事实必须准确。我还主张不仅要写成绩的一面，缺点错误也应当写。要写“过五关斩六将”，也要写“走麦城”。应当如实地写，应当尽可能写得全面些。
铁路整顿实质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张广友请万里翻翻书稿中有关“文革”后期铁路整顿的部分内容。)
万：“文革”的时候要想干点事很难。当时抓整顿，困难重重。记得1975年春天，就在北海公园，我同周总理谈了一次话。分手时总理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记忆深刻，终生难忘!
当时，北海公园还在封着，不开放。周总理在养病，有时来这里散步。我很想念他，但那时总理病重，不准随便去探望。后来我知道他经常去北海散步，便有意去等。那天我终于在北海公园等到了周总理，他见到我很高兴。那时我刚到铁道部不久，交谈中他问起铁道部的情况，我简要地作了汇报。 总理十分关心铁路运输情况，他在病中还组织有关部门去江苏的徐州、南京等地调查。我说到，现在铁路的情况很混乱，很复杂，派性严重，很多问题涉及到从上到下的不同看法，我感到很难办。这时，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时间过了，快回去吧!”总理不得不离开。但他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安慰我说：“不要紧，有小平同志呢!”没有想到，这竟是我同周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也是总理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含义很深。后来我一直按照总理的嘱咐，紧跟小平同志拼命抓铁路整顿。
张：周总理当时是把纠正“文革”错误，使国家工作走上正轨的希望，寄托在小平同志身上了。一般人当时想不到上层的斗争会那么激烈。小平同志在那个时候冒了很大风险，坚决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张广友请万里看书稿中关于贯彻中央九号文件的讲话。)
张：1975年3月5日中央制定《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中央九号文件)，非常有魄力，矛头针对造反派：谁再干扰正常运输，就坚决处理，决不手软。文件一发出，你就率工作组先后去了徐州、南昌、株洲、昆明、郑州这几个问题最严重的地方，大批派性，大讲党性，运用组织措施解决问题，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万：那次我从徐州回来，向小平同志作了口头汇报。他很高兴，也很重视，专门要我到国务院全体会上讲了一次。张春桥就坐在我旁边。我当时特地讲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话，就是冲他讲的。我说：“有些人甚至抵制和反对九号文件，说什么九号文件是‘搞复辟的纲领’，是‘一股寒流’，是什么‘右派上台’，‘拿着鸡毛当令箭’。这些话有的是领导干部讲的，有的是在领导干部影响下讲的……。”张春桥听了之后，气得鼓鼓的，但他无话可说。
张：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小平同志借着铁路整顿的成果，特别提出“铁路上来了，你们怎么办?”这个问题，推动各个部门都迅速行动起来。
万：当然，那个时候的斗争是很复杂的。我们这些人也还是不能不举着“阶级斗争为纲”、“三项指示为纲”这样的旗帜。这是历史事实，回避这种情况就不真实了。我们必须尊重历史事实。那时我是真心真意地抓阶级斗争的，不过我抓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资产阶级派性。当时，我的脑子里就认准了派性是资产阶级的，同派性作斗争，就是抓阶级斗争。当然，还有打砸抢，有破坏分子进行破坏，这也是我抓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我没有反对“阶级斗争为纲”，这是事实。回过头去看，我所讲的阶级斗争，与“四人帮”所宣扬的阶级斗争含义不同，对象不同，立场更不同。我不是对着老干部，不是对着“走资派”的，而是对着那些打砸抢的，对着那些造反派头头的。“三项指示为纲”，我强调的是“三者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阶级敌人破坏了安定团结，而破坏安定团结，就是破坏生产，就必须狠狠整顿。实际上我们着重抓的是把生产搞上去这一项。后来“四人帮”批判我“以生产压革命”、“唯生产力论”，我当时都认了。我就是从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看待阶级斗争的。所谓“抓革命，促生产”，其实生产是中心，“革命”是空的，是在阶级斗争的口号掩盖下抓生产，用所谓的“阶级斗争”来为抓生产开道。在那时，这样做就是个进步。许多事情，我们不能脱离历史、脱离开实际去分析，去评价，不要给人一种不真实感。其实，那个时候狠批派性，狠抓生产，客观上也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公开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毛主席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他说对“文革”要“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我们这些做法发展到一定程度，他是不会容忍的。所谓“批邓”，批的是什么?还不是批否定“文化大革命”!当时我们这样做也总是担着心，总觉得说不定哪天又会被打倒。果然，到了1976年，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我就跟小平同志一起被打倒了。
农村改革是对人民公社“左”的错误的否定
万：如果说铁路整顿的实质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那么也可以说，在农村改革中普遍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对人民公社“左”的错误的否定。
农村改革意义重大。我曾经说过，解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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