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5期


博古拥护新中央的几件事

作者:张培森




  当人们说到长征中的博古时,往往只知道他遵义会议前犯过严重的错误,却很少知道他遵义会议后的表现。然而在笔者看来,后来在长征中至少有三件事足以表现这位年轻领导者的坚强党性。
  第一件事是服从组织决定,无条件地向洛甫交权。1935年2月初,在中央红军向云贵川边境转兵时,党中央就在酝酿核心内的人事问题。2月5日,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在政治局常委分工上,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习惯称总书记)。随即有人在背后鼓捣,叫博古把住权力不交。但博古态度明朗,不受挑拨,坚定地表示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并立即将他在行军中掌管的装有中央文件、档案和印章的几副挑子交出,无条件地向洛甫交了权,使长征中党内最高职务的交接得以顺利实现。
  第二件事是盛赞红军强渡大渡河的胜利,表现了对新的中央领导的衷心拥护和自己在军事路线上的认识转变。1935年5月,中央红军来到天险大渡河畔。这里72年前曾是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地方,红军会不会沦为石达开第二,成为当时中外人士特别注目的问题。结果,红军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挥下,经过英勇顽强的战斗,胜利渡过了大渡河,赢得了遵义会议后的又一重大胜利。这一胜利也深深触动了博古这位犯过军事路线错误的领导人,他当即写了一篇题为《前进,与四方面军会师去》的文章,热情赞颂、高度评价了这一胜利。文章说:在数倍优势的敌人围追堵截下,“我们胜利的飞越了石达开所不能渡过的大渡河”,“这是中国军事史上开纪录的史绩!”文章在列举取得胜利的诸因素中,特别指出了“军事上无比的灵活与机动”这一因素。文章满怀信心地说:“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太平革命悲惨地失败了,新的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太平革命’(苏维埃革命),它毫无疑义地要胜利,而且在全中国胜利。”
  第三件事是当面批评张国焘,旗帜鲜明地站在新中央的正确立场上,同张的错误进行斗争。党中央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在相继强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之后,1935年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可是中央同张国焘在关于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上发生分歧。6月16日,中央军委两次致电四方面军,指出今后一、四方面军的总方针应是向着岷江、嘉陵江之间发展,占领陕、甘、川三省边界广大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而张国焘这时出于对革命形势的悲观估计,却提出“西进”政策。他在6月17日给中央的复电中,强调川北给养困难,岷江水深流急,不宜沿江北打松潘,而主张向西或向南行进。为了统一思想,党中央于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博古不仅表示完全赞同中央的北上方针,而且当面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他尖锐地指出:“西进就等于是麻雀飞进阴沟里,对于红军来说只能是死路一条。”他的这一鲜明态度,以及他在后来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行径的斗争中始终如一的坚定立场,遭到张国焘的极大忌恨。张国焘在同中央闹分裂成立伪中央时,就将博古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宣布把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博古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虽然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犯过严重错误,但他后来知错改错,勇于自我解剖,并在改正错误的过程中为党和人民做出了不少贡献。
  1946年春他和王若飞、邓发、叶挺等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而遇难,党中央对博古等牺牲的同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精华,中国人民的珍宝”。毛泽东为悼念他们专门著文,赞颂他们:“为人民事业而死,虽死犹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