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5期


忆彭真二三事

作者:于光远




  年初我已动笔写回忆彭真同志的文章。这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彭真是在1937年,到今年整整六十年。他是我入党后的第一位领导人。这些年一直没有去打搅,但常常想念他。文章刚起了个头,就因为别的工作而中断了,没有写下去。4月下旬出差在外地,有一天忽然听到彭真同志以95岁高龄离开这个世界的广播,原来准备在他生前写的回忆文章,只好写成在他去世后的追思了。
  
  第一次见面时他才三十五岁,但看来已完全是一个长者了
  
  我第一次见到彭真是1937年7月29日。这个日子记得这么牢,是有原因的。在彭真逝世后新华社所发的《彭真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中,写他“1936年任中共北方局代表、组织部长,并直接领导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是1935年中央决定把共青团(C.Y)并入共产党(C.P)后,在“一二九”运动后成立起来的、党领导下的骨干青年群众团体。初成立时只有北平和天津两个地方队部,后来别的地方也陆续成立了一些队部。于是在1936年下半年开了一个代表大会,把它建立为全国性的团体,并成立了总队部。总队部的党团(相当于后来的党组)就由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领导。而从1937年3月起,我就在这个总队部做代理组织部长的工作。但抗战以前,我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他。
  我第一次见到彭真,是在北平沦陷几天后的保定。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城内的党员和民先队员一直在从事慰问二十九军与宣传、组织和带领群众抵抗日寇、保卫北平的活动。考虑到如果在北平城内进行保卫战,民先总队部与各地方队部联系的工作将不能进行,组织上决定让我和赵德尊(清华党支部书记)二人带上各地方队部的通讯地址去保定,在那里以全国临时总队部的名义与各地联系,指导他们的工作。于是,我们就在7月28日到了保定。第二天下午,保属特委的金杰通知我,北方局的一位领导同志也从天津来到保定,要见我。我估计这一定是彭真,一见果然是他。
  《彭真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中写他“1937年改名彭真”,这个情况我当时不知道。那时我们都称他“老魏”,还知道他有一个笔名“玮玉”。那天见面是在一个旅馆里,那是一座临街的二层楼房。房间相当宽敞,家具相当新,环境也清洁,在当时的保定是一个档次比较高的住处了。第一次见面,彭真的模样我记得很清楚。现在知道那时他才三十五岁,不过从那时只有二十二岁的我的眼光来看,他完全是一个长者。他穿着大褂,戴着礼帽,说话带着山西乡音。他的身份是山西商人,而他的打扮也的确很像个商人。
  见面后他问我北平沦陷前的情况和我们从北平来保定路上的见闻,我向他作了汇报。我讲到在北平西郊我们怎样遭遇日军坦克车小队,日军的坦克车如何从我身上开过,而我正好在坦克车的两条履带之间,一点伤都没有;我还讲到我们又怎么被释放等情节。他听得很有兴趣,诙谐地说:“这次你算是活下来了,死的机会以后还会有的,你别着急。”接着又不无感慨地说:“你们这些青年党员好像兔子和猪一样,是一窝一窝地成长的。”
  接着我向他汇报,在进保定城后的几个小时中,我们已经写好了一封关于北平沦陷后的形势和当前各地民先的任务的指示信,准备立即油印后发往各地。他说,你们工作抓得这么紧很好,不过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保定也很快会被日军占领。他要我把民先临时总队部立即迁往太原。他还说,我们红军从来没有到过河北,高蠡暴动也失败了,但是河北的党的地下组织是全国最强的,将来建立革命根据地时,这是很有利的条件。但是像保定、石家庄这样的城市是保不住的,敌人一定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领着它们。不过我们的活动地盘还是很大的,只要在广大的农村扎下根去,敌人也没有办法对付我们。最后他和我约定,8月2日上午九点在太原海子边公园再碰头。
  
  他用手在地图上画的一个圈,
  不久就变成了现实的革命根据地
  
  我在8月1日到太原后,找到民先山西省总队长马寅处住下。8月2日清晨一起床,就直奔海子边公园。
  进公园时刚过八点钟。记得那天是星期一,公园里几乎没有游客,非常安静。我在靠近门口的地方找了一张椅子坐下看报,以便彭真一进公园就能在我的视野之内。快到九点钟时他来了,穿的还是那件大褂,戴的也还是那顶礼帽。我站起来慢慢地走近他,看看旁边没人,就一边同他一起散步,一边向他汇报一些情况,然后向他请示可否在太原吸收两个党员来担任民先临时总队部的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他表示同意,接着就要我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他告诉我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办一所“陕北公学”,吸收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来受教育,把他们培养成为我们的干部。他说延安已经有了一所抗日军政大学,其实学习的内容也是革命的道理,但给人的印象是学武的地方。现在要办的陕北公学完全学文,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他说全国各地都需要有很多青年做革命工作,在各地发展民先、发展党员的工作当然重要,但是让他们到延安接受教育也是很重要的。民先不要只顾在外面(指国统区)开展青年工作这一头,还应该把动员青年到延安去,特别是进陕北公学去,作为任务之一。而且在那里学过一个时期的青年中,也会有一部分回到外面来工作。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第二件事,是他问我从北平带出来的民先地方队部通讯录中,有没有晋察冀三省接壤那个地区的。我说有,而且不算少。我告诉他,这些地方的民先队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平津学生中一些民先队员1936年暑假回到家乡时建立起来的;还有一种是当地的地下党组织为了能从民先总队部得到一些对当地工作有用的资料,就以民先地方队部的名义来与我们联系,事实上那里并没有民先组织。彭真说,不论哪一种情况,你带出来的通讯地址都很有用。于是他告诉我八路军已经编成了三个师,有一个师很快就要从陕甘宁.地区开拔,经过太原开到晋东北和冀西北接壤的那块地方,那儿很快就会变成我们抗日的前线。他说你们民先总队部要动员群众对经过太原的八路军进行慰问,这对鼓舞士气是很有用的,也是对群众进行一种教育。然后他让我把带来的通讯录赶快抄一份给他,说要交给将到那个地区去的部队政治工作干部,让他们到那里同原来民先总队部的联系对象取得联系,便于部队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同时也便于开展那里的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当然,民先总队部和这些地区的联系也不要中断。
  说到这里,他看到路边有一张长椅,就要我和他坐在一起。他从随身带来的一个包袱里取出一本中国分省地图,翻到山西省那一页,用手指在晋东北、冀西北和察哈尔省靠近的地区画了一个圆圈,说我们的军队正在向这个地区开拔,要在那里打仗,将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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