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5期
一次否定公共食堂的“幸运”调查
作者：李 庄
在此之前，一位原在《人民日报》工作、后来调到科学院的我的老战友，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认为公共食堂有八大弊病，当时绝不可办，写了一个很有见地的调查报告给党中央。在中央最高领导批转贵州省委的报告，认为公共食堂是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兴头上，公然提出这种逆耳之言，还不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于是左批右批，定为“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谁知过了不到一年，中央修改人民公社条例(草案)，要取消公共食堂，我这位老朋友的帽子也就摘掉了。
我们调查的村庄是北京郊区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两百多户人家，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在郊区都属中等水平，有较大的代表性。郊区粮食征购任务比较轻，每人平均能留三百斤口粮(原粮)，如果自炊，并精心计划，干稀搭配，勉强够吃。这里的干群关系比较好，我们蹲点的一个月时间，无人反映干部有多吃多占现象。我们住在大队长吴士华家里，只有他家能挤出两间房子，一间住五个男子，一间住两位妇女。吴冷西很忙，他不可能完全脱离现职工作专事调查，只能过一段时间到调查组指点指点。吴士华原来是村里最穷的贫农，解放前对敌斗争、解放后土地改革都是积极分子，所以分得地主这座房子。经过一个月的观察，他的生活还很贫苦，这也是村里的干部比较廉洁的证明。
进村时，群众用惊异的眼光端详我们：这些人来干什么
刚进村，一片静悄悄——情况不妙。过去在农村多年生活的体验，鸡鸣犬吠，人喊马嘶，才是兴旺欢快的景象；如果死气沉沉，人们连话都懒得说，必有什么大事。当时正是“四月闲人少”的农忙时候，还有不少人在门洞里闲坐着，用惊异的眼光端详我们：这些人来干什么?
过了几天，我明白了，这是农民近年来积累的经验在起作用。他们很怕上边来人，不知道又有什么新花样。其实不只农民，干部也是如此。我们进村第二天，县委书记带着办公室主任来看望。他风闻中央正考虑停办公共食堂，取消人民公社的供给制，但未得确信，听了我们的介绍，眼睛马上睁大了。办公室主任奋笔疾书，大概是把我们又像透露又像传达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以便将来有事以此为证。我虽然反复解释这种新的决策，还不能完全打消他的疑虑，第二天，县委派来陪同我们调查的工作员就撤走了。我估计这是自保之计，可在将来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时，表示“县委概未参与”。
村里的干部和社员很快弄清了我们的身份——报社派来的调查组，不是他们的上级派来的工作组；弄清了我们的任务——了解群众对公共食堂、对供给制的意见和要求，向中央据实反映，不插手村里的任何工作。他们的顾虑很快消失，像自家人一样反映各种情况，表达积累多年的愿望。我们又分别邀请干部、老农、妇女、劳动力多和劳动力少家庭的户主、手艺人……开各种座谈会，又挨家挨户访问，征求意见。由于调查组有两位中年女编辑，工作十分方便。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除调查了羊头岗解放前后的社会情况，“大跃进”前后干群关系的历史变化，又着重了解了当前群众心里的主要“疙瘩”，确认中央新的考虑同群众的愿望完全相符。其实群众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能把当前最不合理的一些事情纠正过来，他们就满意了。
真正沉到群众中，听到群众的知心话，我不能不痛苦地承认：这几年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在一些领域确实不如根据地时期和刚解放那几年。例如密植，曾经是大力提倡的增产措施，载人“农业八字宪法”的。实行合理密植，在其他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能增产百分之十几到二十。但是，“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在不少地方，合理密植层层加码，到了基层实际上变成越密越好，不仅不能增产，反而大幅度减产以至失败。农民靠种地吃饭，不愿意再搞密植；干部要完成任务，强迫群众密植，于是闹出笑话。种棉花，工作员要群众增加一倍播种量，群众知道这样不行，又不敢违抗，就把一半棉籽背着工作员煮熟，同未煮棉籽掺合在一起，工作员监督过秤、下种。结果只有一半棉籽出苗，避免了过密的损失。羊头岗的干部、群众向我们介绍时说，这不是讲笑话。当时是认真办的，劳民伤财，败坏党的威信，何苦打这种“哑谜”!
有些事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施行，在另一种情况下就成了“乌托邦”，群众看着不行，有些领导干部却认为很好，强制推行，只能碰壁。例如供给制，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根据地部队、干部中普遍施行，曾经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在和平建设时期，在几亿农民群众中，这种制度就行不通了。羊头岗生产大队辖几个生产队(规模相当过去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队之间贫富差别不小，勉强实行全大队统一分配，原来比较富裕的生产队就认为吃了大亏，群众生产情绪普遍下降，幸喜不久就改正了。有些领导干部对供给制似乎情有独钟，认为这种共产主义因素应该尽量保留，就让羊头岗大队想法带头。于是队里选定一个社员，二十多岁，出身不错，略认几字，从小不爱劳动，家有一妻二子，生活比较困难。生产大队送他到城内上学，说是“培养新一代农民，为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创造条件”，他的学费由村里出，孩子由村里养，结果一家高兴，全村不满。群众说得好，全村200多户，论负担摊到一家一户没有多少，主要是觉得“太不公平”，提起来就恼火。支部书记徐德贵当时间我的看法，我避开此人此事，尽量通俗地说一通什么是共产主义因素，什么是“乌托邦”，目前我们国家处在什么阶段，应该实行什么政策等等“大”道理。看样子徐德贵听出了我的意思，听说过了一段时间就把此事改正了。“文革”期间造反派几次到羊头岗了解我在那里调查研究时的“罪行”，曾经反复追问这件事，大概想拿到我“反对共产主义萌芽事物”的一个例子。徐德贵尊重事实，准确介绍我们在该村调查研究时的所柞所为，帮助我渡过了这一劫难。
农民最恼火的就是公共食堂，许多宣传像天方夜谭
农民最恼火的是公共食堂。过去干部下乡都吃“派饭”，主客皆大欢喜，现在我们只能到公共食堂吃饭。这也有好处，把公共食堂总算摸透了。羊头岗大队当时每人平均口粮(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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