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5期
胡适在香港讲演引起的风波
作者：耿云志
迳付执宪，庶几乱臣贼子稍知警悚矣。否则老口北返，将笑广东为无人也。”同时并发电给广西当局，要求于胡适入境后即加逮捕，“否则，公方剿灭共匪，明耻教战，而反容受刘豫、张邦昌一流人物以自玷，天下其谓公何?”此两电于报上发表后，李沧萍先生以事前不曾预闻，特予否认。古、钟二人本已十分尴尬，却又玩弄词句，发一声明，把胡适再骂一顿，同时声称李先生本“同此慷慨，是以分之以义，其实未尝与闻，今知其为北大出身也”云云。
古直、钟应梅的头脑不论如何冬烘，总不至于认定对胡适应置之重典，要动用武力加以追捕。况且，胡适在广州停留两天半，其时欲加整治，有何难哉?何必等到胡适离开广州后，再由身居广州的古、钟两先生发电报给同城的诸军宪头目?明眼人很容易看出，古、钟二位不过在扮演大声吆喝的跑龙套角色，以使这场“戏中之戏”更加引人注目。
如果我们再看看1月14日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所登中山大学教授、广州《民国日报》总主笔梁民志所写的英文来函，就更能显出上述“戏中之戏”的观赏价值。其函云：“我盼望能借贵报转告说英语的公众，胡适博士在广州所受冷淡的待遇，并非因为(如贵报所记)‘他批评广州政府恢复学校读经课程’，其实完全是因为他在一个香港教员聚会席上，发表了一些对广东人民很侮辱而又是‘非中国的’(UnChinese)批评。我确信任何人对于广州政府的教育政策如提出积极的批评，广州当局诸公总是很乐意听受的。”
广州当局的拥戴者们，很聪明地实现了当权者的意图。因为如果如实地只用反对读经的理由排斥胡适，不但暴露了当权者们的意图，而且这个理由远不如“认人作父”和侮辱广东为“生番蛮族”，更容易激起一般公众的同情。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任湖南省主席兼所谓“追剿军总司令”的何键，曾为此事特发一电报给广东当局，其中有云：“自胡适之倡导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煽惑无知青年，而共党乘之，毁纲灭纪，率兽食人，民族美德，如扫地荡尽。我政府惩前毖后，近特隆重礼孔，用端趋向。举国上下莫不翕然景从。独胡氏惧其新文化领袖头衔不保，复于《独立评论》撰文，极词丑诋，公然为共匪张目，谓其慷慨献身，超越岳飞、文天祥及东林诸君子之上[注]。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可胜浩叹!……键身膺剿匪重任，深恐邪说披猖，动摇国本，故敢略抒所感，以为同声之应。”军阀何键将排胡的真正理由和盘端出，广州当局诸公接此电报，恐怕是尴尬多于兴奋。这可算是一段“戏外之戏”吧。
胡适离港北返之后，香港报纸登出他对记者的一段谈话，略谓：“中大(指中山大学——引者)当局对予之误会，反而惹起一般青年之注意，为予增加极大之宣传。例如，予每至学校参观时，竟有数百青年学生围而不去。彼此虽不发一言，而心心相知之怀，历历可见。”胡适并不是失败者。而那些力倡尊孔读经的人，显然并没有保住自己的荣光。
[注]1934年胡适在《独立评论》撰文《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说近数十年中国社会之进步，与孔子实无多大关系，同时却盛赞同时代无数热血青年英勇献身的精神。文中写道：“我们谈到古人的人格，往往想到岳飞、文天祥和晚明那些死在廷杖下或天牢里的东林忠臣。我们何不想想这二三十年中为了各种革命慷慨杀身的无数志士!……我们试想想那些为排满革命而死的许多志士，那些为民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而死的无数青年，那些前两年中在上海在长城一带为抗日卫国而死的无数青年，那些为民十三年以来的共产革命而死的无数青年，——他们慷慨献身去经营的目标比起东林诸君子的目标来，其伟大真不可比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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