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6期
招来横祸
作者：刘 冰
1975年9月间，我们发现迟群在宣传队的活动不正常，曾经考虑过在干部中揭开迟群的问题。但又考虑到他那样做是错误的，我们不能以错对错，去做违背原则的事。10月5日迟群公开挑衅以后，我们在发出第二封信的同时，考虑到在斗争的紧要关头给少数干部就迟群问题的性质打打招呼，这不违背原则，而是捍卫党的利益。于是我们分别找了系党委书记以上的几位同志，提醒他们保持警惕。遗憾的是，这件事我们做晚了。
11月3日下午，迟群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到我的住宅扣门说：“3点钟在第二教室楼召开常委会，迟群让我告诉你。”这位年轻人，平时见面总是笑眯眯的，此刻他面色沉重而又有些为难，表情很不自然地站在门口。从他的神态和吞吞吐吐的话语中，我意识到有什么事要发生了。送走了年轻人，我立即打电话给惠宪钧，请他通知老柳迅速到我办公室来。我们分析，召开常委会不和我们商量，搞突然袭击，很可能与我们的上告信有关，那就证明毛主席支持迟群，而不支持我们。怎么办？正在这时，迟群到我办公室来了。他倒背着手，大摇大摆、喜形于色地提高嗓门说：“啊!你们都在这里。”我问：“你干什么？”他说：“3点钟在二教楼开常委会。”我说：“你不是已派人通知我们了?如果没有别的事，你可以走了！”他讨个没趣，溜走了。我看看手表，离开会还有10分钟。你一言，我一语，我们三人紧张地商量着，认为我们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一切按党的原则行事。既然是关于信的问题，很可能要我们在会上宣读，于是老惠跑步到他办公室取来信的底稿。然后我们三人快步走向第二教室楼，进了会议室刚好3点整。
满屋子都是人，黑压压一片。我们按惯例径直走到常委会开会时书记们的席位就坐。这时我才注意到，除了常委、各系党委书记、校级各部处负责人外，还有很多北大的人。今天的会非同一般，大概是两校党委联合批斗我们。怎么办?运用我多年挨斗的经验应付就是了。3点一刻，吴德在迟群、谢静宜的簇拥下进入会场。这位我们盼望了70多天要求接见而不予理睬的市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今天总算见到了。出于礼貌，我站起来同他握手，他冷冰冰地点点头，我已伸出的手只好收了回来。看到他与迟群、谢静宜肩挨肩亲密交谈的样子，我感到失望了。吴德从座位上站起来，清了清嗓子说：“这一个时期，清华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刘冰、惠宪钧、柳一安三位副书记和常委吕方正四人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信，告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同志和我们的市委书记谢静宜同志。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于他们的信作了批示，现在我把批示的主要精神给大家传达一下。”然后，他对主席的批示隐而不露，用他自己的话说了一大篇。哪些话是主席的，哪些是他自己的，谁也分不清楚，但给人的印象是：刘冰等人是反对毛主席的。他提示说：“这个问题是什么性质?这个是非要弄清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进行讨论、辩论，认清问题的性质。”然后他宣布这个会由迟群主持。这时，迟群仰起头，神气十足地站起来说：“现在开会，先请刘冰他们把他们的信在这里念一念。”我站了起来，拉过话筒，开始念信。我想这是难得的好机会，要利用这个讲台揭露、控诉迟群、谢静宜的罪行。我放大嗓子，大声朗读，心想要让到会的每一个人、全清华所有的人都能听到。但迟群事先布置的喽罗们不断对我围攻，没法念下去，我几次提出不念了，他们才不得不暂停围攻。
念完了信，接着是对我们的批判，发言者不用说都是迟群、谢静宜事先布置的。帽子、棍子一齐向我们打来，骂我们是“诬告”，是“恶人先告状”，是“欺骗毛主席”，是“用写信的办法反对毛主席”，等等。我申辩说：“我们给毛主席写信反映问题，正是对毛主席、对党中央的忠诚。信里反映的问题都是事实。”迟群的一个亲信说：“我可以证明，他们信中说的什么烧被窝、摔杯子等等都是编造的，我天天在迟群同志那里，我怎么没见到。”这时，吴德火上浇油，插话说：“刘冰！你应该老老实实，把你们的活动拿到桌面上，不要在桌子底下活动。”也许吴德有什么难处，但这种时候，说出这样违背事实的活，迫使我不得不说：“我们没有搞桌子底下的活动，我们完全是按照组织原则办的，给市委科教组汇报过，给吴德同志报告过。”吴德说：“你没有给我报告，你那是信。”我说：“信也算数吧！我们还两次请求你接见，要向你汇报，这是在桌子底下活动吗?”他哑口无言了。
已是6点钟了，迟群宣布散会，并要我和惠宪钧、柳一安留下，给我们宣布纪律：“不准相互串联，不准到校外，不准请假，要按时上下班，不准迟到早退。”从此，实际上我们已失去了自由。我慢步走出第二教室楼，和老惠、老柳相互握手示意，目送他们两人并肩朝“工字厅”方向走去。11月初的北京，6点多钟太阳就落山了。清华园的天空灰蒙一片，北风阵阵，寒气袭人。我独自沿着二教楼到甲所的小路，翻过土丘，朝十公寓方向走去，沿途一些教师和职工或站在路旁默默地看着我，或向我点头示意。一位穿着工作服的同志问：“你推着车为什么不骑呢?天气冷，赶快骑上回家吃饭吧！”同志的关怀，温暖了我冷却的心，我说：“谢谢你，我想这样走走。”这位同志陪我走了一段，他要到公寓食堂吃饭，向我握手告别了。多好的同志啊!遗憾的是因为天黑，他的模样我没有看清，也不便问他的姓名，至今我不知他是谁。
回到家里，苗既英第一句话就说：“一切我都清楚了，你先吃饭，吃完饭再说。”我用温水擦洗了一下手脸，坐在饭桌旁。端起饭碗，看着满面愁容的妻子，我一边吃，一边在想：真是患难夫妻啊!远在千里之外的儿女们不会想到他们的父母又要遭殃了。吃了饭，我们来到我的卧室兼办公室的小房间。她让我躺下，盖上棉被，她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听我详细讲述下午会议的情况。她毕竟是经过风雨、受过磨练的女同志，没有流泪，也没有惊慌，镇静地说：“给你扣的帽子，真要都是主席的意思，那也没办法，说明主席也会有错误，起码是听了谢静宜一伙的片面之词；要不就是你们错了，但错在哪里呢?难道对错误的东西向主席报告也错了吗?我看我们于心无愧。我们对党、对主席是忠诚的，不然为什么写信呢?我们挨了那么多斗、吃了那么多苦，对主席的忠诚坚定不移。我们冒着风险给主席写信，不是表明了这一点吗?现在主席不相信我们，但事实终归是事实，总有一天主席和党中央会弄清谁忠谁奸!”我说：“你说的我赞成。今天吴德讲了一大篇，最重要的是要大家搞清问题的性质。他对迟群、谢静宜亲切地称呼同志，亲热得很，而对我们一句‘同志’也没有称呼，就是说问题的性质是对抗性的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