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1期
唐达成访谈录
作者：丁 东
唐达成(以下简称唐)：80年代初，白桦创作的剧本《苦恋》，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彭宁执导，拍成了电影《太阳和人》。当时影片并没有公演，只是内部观摩。我和唐因都在《文艺报》任副主编。彭宁是烈士子弟，电影拍成后，请军队的一些人先看，也请我们看，希望得到捧场。但我看了以后，先是感到艺术上漏洞很多，许多情节设计站不住。比如画家爱上了黄浦江上的摇船女，怎么出国，没有交待；画家到国外办画展，摇船女居然到展览会上与画家重逢，抱头痛哭。她怎么去的，没有签证，没有入境手续，一切像是天方夜谭。而丑，理念的东西太强了。为了反对造神运动，就写一个大佛，被善男信女薰黑了。当时反对个人迷信已成共识，但这个片子把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寓言化了，也就简单化了，不能真正揭示出这种社会历史现象形成的复杂原因、背景及其严重后果。与当时张弦的短篇小说《记忆》相比，就不那么有说服力。
丁：您和唐因是怎么想起要写这篇文章的呢?
唐：当时，《解放军报》登了黄钢一篇大文章，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批判作者反党反社会主义。文化界思想界都很受震动。文艺界的不少同志看了很不满意。《苦恋》与《太阳和人》虽然水平不高，有重大缺陷，但不能这种批判法。大家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惊恐感，好像“文革”又来了，大批判又来了，言谈之中，都很不以为然。文艺界在“文革”中饱受摧残，本来就是惊弓之鸟，心有余悸，好不容易恢复了一点元气，再搞一次大批判怎么得了!
当时党的总书记是胡耀邦同志，他很注意文艺界的事，要看片子。邓小平同志也要看，看了之后很不满意，说了很尖锐的话。这话已经收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里。
当时耀邦说，文艺界对《解放军报》的批评有意见。邓小平说，那就让《文艺报》再来写一篇。小平同志说了话，《文艺报》不能不写。当时主编是冯牧，他不愿意写。白桦在云南时是他的部下，他说我写不合适。我和唐因是副主编，我们就推不掉了。张光年当时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他决定让我和唐因写。
丁：您平时写文章一般都用笔名唐挚，唐因写文章用笔名于晴，为什么这篇文章用了真名呢?
唐：我们提出用笔名，光年同志让署真名，表明我们是负责任的。
于是，我和唐因住进了厂桥中直机关招待所。文章很难写。第一稿是我写的。当时电影没有公映，老百姓没看过，写影评不行，大家会莫名其妙，于是只好评剧本。本来我对作品艺术上的缺点有看法，但这篇文章光谈艺术交待不了。我自己当时认为，毛泽东晚年确有错误，这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已经作过全面的分析。个人迷信要批判，根据当时的认识水平，我认为毛主席有一系列失误，但作为一个历史伟人，要全面看。战争年代他施展雄才大略，把艰难曲折的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有大功绩，不能也不应该全盘否定。《苦恋》这种寓言式的写法说不清楚，理念模糊，把历史的发展简单化了。这部分我写得比较有分析。然后讲艺术。最重要的是最后一部分。黄钢的文章是一棍子打死，按他的调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白桦就不能再写作了。对于白桦，我们认为不能沿用“文革”中那种无限上纲、不允许改正错误、无情打击的态度，因为这涉及到如何保护和引导作家创作积极性的问题。如果对白桦的问题处理不当，不实事求是，就会大大挫伤文艺界十年浩劫后刚刚开始复苏的元气。小平、耀邦同志他们从大局出发，认为对于有错误倾向的作品要展开正常的批评，同时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艺界的实际情况出发，要求《文艺报》写一篇更加有分析、更加以理服人，不至于使作家无所措手足的文章，用意是积极而深远的。这并不仅仅是一篇评论的问题。更何况白桦写过《曙光》、《阳光不能垄断》等好作品，他是在革命队伍里多年的作者。悟往者可鉴，知来者可追。他还是世界观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只要重新认识、改正就可以了。
丁：听说写作的过程很不容易，您能进一步回忆一下吗?
唐：当时唐因和我的思路不完全一致。我写第一稿后，他又写了第二稿，我觉得他的稿子比较烦琐，未能抓住主要的东西。两稿都打印出来，让光年、冯牧看。光年同志让我把唐因稿子的优点吸收一些，我又搞了一遍，写成第三稿。唐因还觉得不合适，又写了第四稿。唐因写评论的长处是很细，很具体，但容易琐碎。光年同志也觉得他的稿子有些琐碎，太长了，有些重要的东西反而湮没了。于是让我在第三稿的基础上再来一次。冯牧同志一看光年同志管起来了，就没有再发表太多意见。写出第五稿后，请韦君宜、秦兆阳、葛洛几个文艺界的老同志看了，韦君宜还动手改了一些字句。大家都知道小平同志的意见，我们围绕这些意见进一步对作品进行了具体分析。这一稿指出毛泽东晚年有错误，对毛泽东的分析符合六中全会决议，比较客观，大家认为基本可以，让我在此基础上再整理成第六稿。光年、我、唐因拿上这一稿送到中宣部审查，王任重、赵守一、朱穆之等看了以后，说文章分量不够，《苦恋》对毛主席的评价很不对，是全盘否定的态度，文章政治上还要加强。我很为难，还怎么个加强法呢?坦白地说，如果他们的意见全采纳，我们的文章和《解放军报》的文章就没有什么区别了，那文艺界就很难接受。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要和《解放军报》的文章有区别，更有说理性，更以理服人。和《解放军报》文章一样，也不符合小平、耀邦同志的精神吧?最后的结果，为了加强政治性，只好把小平同志的原话加上去。文章一开始实际上是小平的原话，但没有加引号。
这样送上去以后，有人还是不满意。但耀邦同志比较满意，说我看写得可以。听说两位同志写了很多遍，很辛苦，是不是眼都熬红啦?就这样发吧。文章就这样反复修改了七八遍，前后大概两个月，最后发表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应当说是在小平同志的提议下，耀邦同志的关心下，光年同志和文艺界一些老同志的指导和参与下写成的，实际上已经不单纯是我们两个署名人的文章了。
丁：文章发表之后白桦有什么反应?
唐：后来我和他见了面。我说，那篇文章对你的作品谈了一些意见。他和我一边握手，一边表示：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丁：现在回想这件事，您有什么想法?
唐：从当时的背景看，文艺界大体上还能接受，认为这篇文章不再采用把作者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政治上艺术上都是有分析的，也是与人为善的，是希望白桦吸取教训，继续写出好作品。在这一点上与黄钢有区别。现在看，文章还可以写得更周到，更细致，但那时很难做到。经过这么多年，人们对文艺的态度更开明了。对作家应该有一个客观态度，不可能篇篇作品都非常精彩，非常符合社会需要。作家也可能写出一些思想上有缺点、有毛病的作品。对这些情况不宜过于夸大，更不应当无限上纲。作家的作品有偏差，可以展开说理的批评；作家如果不接受，也可以写文章讨论。文艺批评是不能取消的。没有批评，光说好话，或不理不睬，对文艺的发展是不利的；如果把批评弄成政治判决，以势压人，使文艺家无法创作，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今年(按指1997年)年初我们在某刊物上又看到这种政治判决式的东西出现，给人以“似曾相识”的印象，但是已经成不了什么大气候。这反映时代大大前进了，要想返回到二三十年前的那种状态，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