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3期
周总理的两次发火
作者：李慎之
一次是1956年12月23日，在巴基斯坦的海得拉巴，正当总理访问亚欧十一国(越、柬、巴、印、苏、匈、波、阿富汗、尼?白尔、锡金)前半段的末尾。那天上午，主人安排总理参观他们认为管理得法、效益很好的一家刀片工厂，好像是一家合资工厂。厂方特别热情地介绍总理去看他们非常得意的一个模范工人工作的情况。这个工人其实是一个童工，年纪无论如何不会超过十四五岁。他的工作是包装刀片。我们没有见到他包装单个的刀片，而是把一些 (可能装一打刀片的)小包再包成中包。把中包再装成大包就不是他的事了。他瘦小的个子，枯干的皮肤，目不转睛地盯着手下的刀片，两条胳膊、一双手、十个指头的动作完全同机械一样规律、整齐、匀称。只见他微微一欠身，手指头不知怎么一动，一包刀片就已经包好，平平整整、四楞八角地跟着传送带走了。厂主就笑眯眯地请总理阁下(Yom Excellen-cy)注意他的动作，等着总理赞扬。不料刚才还满面春风的总理看了一会，二话不说，就扬起声音指着厂主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人，他还是个孩子呢!你们怎么能把人当作机械来使唤，这是不把人当人嘛!……”总理越说越激昂，脸都涨红了。厂主大概没有想到中国的总理会有这样的反应，不好再说什么，只有连连说：“是，是，是。”同时，旁边早就有人用盘子托了一大包刀片(估计总超过一千张)，上面还用缎带扎了一朵大红花，厂主就拿过来作为礼物送给总理。更出人意外的是，总理接过以后，不是像往常一样表示一下感谢以后就交给随行人员，而是迳直走到那个工人身旁，双手捧着送给了他。可怜那个孩子心无二用地还在继续做那完全机械式的工作，根本不知道刚才在他旁边发生了什么。总理与厂主的说话是通过译员用英语进行的，虽然英语同乌尔都语一样是巴基斯坦的国语，但那个出身下层的贫民子弟多半是听不懂的；即使听得懂，他那高度紧张的神经也不大可能听得进周围的人在说什么。总理对他说：“这是送给你的，祝你一切都好。”这话最后翻成乌尔都语，那孩子应该听懂了，但还是反应不过来。他接过了那一大包刀片，还是两眼发直，显得手足无措。总理接着还问了他一些问题，如家里还有什么人，生活怎么样之类，他可只是发呆，一时竟答不上来。
这件事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总理已经逝世二十多年，那孩子如果还活着，也应当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我相信他一定会同我一样永远记着这一幕。1978年初，我的右派分子的问题还没有改正，但是气氛已经缓和了。外交部的老同志不知怎么想起了这个在50年代常给他们干活的人，把我拉去为他们写纪念总理的文章。我把这一幕没有见到有人提起过的场景写了进去，为的是想说明总理的人道主义精神。我以为再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能表明总理的人性美了。这篇名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的文章完稿以后，部领导几乎没有什么修改就以“外交部理论学习小组”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可就是把这一段删了去。根据我也干过十年“刀笔吏”的经验，理由不用问也知道，因为它违反了“外事纪律”：不能得罪“友好国家”，而巴基斯坦正是友好国家。
其实，1956年12月23日上午，随同周总理参观的摄影记者们，不论中国的，巴基斯坦的，还是其他国家的，都已经把这一幕拍入历史了。
第二件事与我个人有关系，发生在1954年7月21日，是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闭幕的那天晚上。
好不容易，日内瓦会议开了三个月，第一阶段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议讨论了两个月，无结果而终；第二阶段总算开了不到一个月就达成协议，通过了最后宣言。我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任务是负责会议新闻，因此每逢开会就随团进入会场去听会。可是那天下午，因为事先知道要通过最后宣言，总理嘱咐我不要去会场了，而是拿着最后宣言的初稿在别墅里等会场的通知，每通过一段就交给电台向北京发一段，会议对初稿有什么修改就照改，等全文发完，就大功告成。这本来是最简单不过的工作，不料总理“所托非人”。
我这个人办事一般来说，还可以算是认真负责的，但是天性不能细致严密，因为马虎或者糊涂或者一时慌神而出错，在我是常事。
别墅楼上，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我每等来一个电话，就改正一段，然后用剪刀剪下来，送到电台。没事时，就享受着日内瓦的阳光和空气，看看窗外花园里极美的景色，自以为“兢兢业业”地完成了任务。一直等到总理率领代表团回来，我才回到自己住的日内瓦湖边的旅馆去，过了10点就上床睡觉了。
不料到了半夜12点左右，床边电话铃响了，是总理的机要秘书陈浩打来的。她说：“你快来吧!你怎么搞的，从来没有见总理发这么大的火!”我大吃一惊，赶快赶到别墅，心想不知犯了什么大错误了。等我赶到别墅，陈浩告诉我：“北京来电话了，说我们发回去的最后宣言比别的通讯社所发的少了好几段，总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正等着你哩!《人民日报》已经印了24万份了，因为新华社把你发回去的稿子同外电对，对出了问题，已经停机不印了。”我仔细回忆，才想起大概是打在极薄的打字纸上的原稿，在被我剪成一段一段的时候，有的竟被风吹走了，因为我的办公桌正好临窗。
我怀着极其惶恐的心情走进总理卧室，看他似乎还有余怒未平，就叫了一声“总理”，等着挨一顿严厉的批评。不料他说的竟是：“你来了，我气也生过了，火也发过了，不想再说什么了。你到机要室去看看我给中央的电报，然后赶快补救，北京还等着呢。”
我去看了总理亲笔写的电报，一个字也没提到我，只说他自己“应负失察之责，请中央给予处分”。
那天晚上，感谢陈家康同志陪着我把最后宣言的中文同英法文原文仔仔细细重新校订了一遍，也改正了一错误(家康同志是懂法文的)，最后发回北京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了。校订定稿以后，家康自己去睡觉了，我则一个人在屋里写检讨，又誊正了一遍，第二天早晨交给总理。总理一句话也没有说，叫我交给李代表。李克农同志笑着对我说：“你们知识分子就是有这个不严密的毛病，要好好向总理学习。”
回到北京后，人家告诉我，7月X日的《人民日报》到中午才出版。
我自以为受过良好的公民教育，料定这次玩忽职守罪是逃不了啦。我也绝无逃避的意思，准备被起诉，坐牢半年或者三个月。这是我心甘情愿的，决无怨言，总理都自请处分了嘛。
不料第二天，也就是7月23日，总理又叫我随同他一起访问柏林，然后是华沙、莫斯科，最后回北京……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