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3期


倒孔运动中的张治中

作者:余湛邦




  谈到倒孔(孔祥熙),大家自然而然地想起马寅初和傅斯年,但少有人知道对此主张激烈而又见之行动的张治中。
  倒孔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史上是一件值得注目的事。“满腔热情,不知洒向何地!”(国民党最高法院检察长郑烈致傅斯年信中语),是具有代表性的话。我当时是张治中身边的机要秘书,亲身参与了这个运动,及今思之,仍有心潮澎湃的感觉。
  现在我把所知的往事,如实地写下来。
  孔、宋的势力由来已久。远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在东京就是孙中山先生的秘书。以后蒋、宋联婚,孔祥熙更成了蒋介石的连襟,所以很早就受到重视和重用,历任财政部长、行政院长。问题不仅在于官大、权大,尤其在于其权力不限于财政、经济,而扩大到政治;在于其党羽和机构遍布全国,形成祸国殃民的毒瘤。
  到40年代初,一方面是国难深重,另方面是四大家族的反动统治,政治腐败,经济崩溃,贪污盛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使国人陷于极度苦闷的低气压下,而有关孔祥熙的丑闻更是传遍全国。当时有志之士谈到孔祥熙的荒淫无耻、倒行逆施、生活腐化,无不咬牙切齿,义愤填膺!
  张治中对孔祥熙十分痛恨。1941年,张被任命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书记长。三青团是蒋介石为了同中共争夺青年知识分子而设置的,大批大中学校的学生被强迫加入,其中不少是朝气蓬勃、富正义感的爱国青年,张治中就设想以这些学生作为反孔倒孔的主要力量。所以到任不久,就对全国团员发出一个文件,提出六项任务,其中强调:
  对各地把持粮食,操纵物价,营私谋利,借机发国难财者,应坚决反对之。
  官僚恶习,乃政治腐败的最大原因。凡不负责任,因循敷衍,欺骗虚伪,生活腐败者,应痛切矫正之。
  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流痞奸商,均为政治之最大祸害,应检举惩治之。
  这些话针对性很强,明眼人一看便知是为了倒孔。到1942年,酝酿逐渐成熟,各地三青团支部就领导发起了倒孔运动。昆明是首义者,不久就蔓延到全国,蔚成风潮,但遭到蒋介石的严厉镇压。张治中不得不引咎请辞书记长职务,但蒋未批准。
  然而,张治中对于倒孔并未灰心。到1943年秋天,他约集了各方面爱国忧时的反孔人士,主要是三青团的省级领导人和社会贤达、高级知识分子等四五十人,在重庆北温泉数帆楼的地下室开了三天会。我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与会者发言踊跃,一个个慷慨激昂,言到愤激处往往声泪俱下,情景十分感人,至今难忘。
  综合三天的发言,有如下重点:
  (1)由于财政、金融措施之失当,贪污腐败之公行,官商勾结,囤积居奇,以致物价高涨,使国民经济陷于困境,国家预算无法控制,民生凋敝,民气消沉,人心思乱,匪盗渐起,社会治安岌岌可危。
  (2)由于各级党政人员之日益官僚化,一些主要官员之卑鄙贪污,多数公务员之困苦怠弛,以致战时政令无法推动。县以下之乡镇保甲长,更大多数为土豪劣绅所把持,利用征兵、征工、征粮等机会横征暴敛、勒诈苛索、草菅人命之事时有所闻。而由于纲纪废弛,赏罚不明,人民敢怒而不敢言,一遇煽惑,铤而走险,势所不免。
  (3)社会风气,败坏已极,少数官吏与奸商互相勾结,骄奢淫逸,影响所及,国民道德日趋堕落,人心败坏,不堪设想。
  (4)军队官兵生活艰苦,新兵素质低劣,部队缺额过多,士气渐衰,实力日减,精神、纪律废弛松懈,万一社会发生变乱,或在反攻初期遭到顿挫,军队不能克尽保卫之责,必将影响大局。
  (5)公教人员受物价高涨之压迫,洁身自好者朝不保夕,意志不坚者同流合污,甚至满腹牢骚,企图作种种非法之活动,以致行政效率日减,教育效果日低,青年不满现状,忧闷失望,或流于偏激,或意志消沉。
  (6)同志干部,以革命理想难于实现,且目睹奸商土劣、不肖官吏利用国难发财,穷奢极欲,以致心灰意懒,情绪低落。.
  会议最后,在张治中的授意下,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万言书,末尾提出两点重要建议:
  一、“为谋巩固革命政权,确立政府威信,彻底执行政策,应付非常时期起见,请速改组政府,将已失众望之大员立即罢免,拔擢革命有为之干部,担负重任。”
  二、“为振奋人心,鼓舞士气,请严饬纲纪,对官吏之贪污腐败,发国难财致巨富者,严厉处置。”
  这里的矛头是指向孔祥熙的,蒋介石当然束之高阁,相应不理,以致这次会议活动未得实际结果。
  后来,在一次日机空袭重庆时,张治中和蒋介石、宋美龄同进防空洞。张趁机向蒋进言:“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就是大家都不说话,显得消沉衰老。”蒋问:“为什么大家不说话?”张说:“因为不敢讲,也不愿讲,如果您能鼓励大家多说话,大家是会愿讲和多讲的。”蒋听了连连点头,宋美龄在旁插话:“讲话是可以,但是不能乱讲!”这显然是在警告张,不许他再说倒孔的话。
  直到1945年,张治中仍不死心。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三青团有六十位代表参加,张看到自己能在其中掌握过半数,其他代表也还有不少能受他影响,于是就约集一批人向大会提出一个《改革政治案》,主张“真正以工农为本党组织的社会基础;彻底实行民主集中制;根绝党内小组织”。另外还提出了《限制党团员财产案》,要求规定党团员财产不得超过战前价格5-10万元,超过者自动捐献,违者开除党团籍。这又是针对孔祥熙之流的。这种与虎谋皮的幼稚想法,当时就被中共方面引为笑谈。一位中共朋友跟张治中打趣说:“如果你们的提案得到通过,那么国民党在全国就成了左派,我们共产党将成为右派了!”
  张治中和傅斯年都主张反孔倒孔,并且有一个共同的天真想法,就是反孔而拥蒋。所以,傅斯年最后随蒋逃离大陆,老死台湾;张治中则继续充当蒋的和谈代表,直至1949年4月北平和谈失败,才最终与蒋决裂。
  “多行不义必自毙”,孔祥熙最后还是被攻倒了。这当然是各种因素促成的,包括全国的舆论,人民的向背,以至美国的压力等,但傅斯年、张治中等在这方面坚持不懈的努力,在历史上无疑是应当写上一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