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3期
“古为今用”然否论
作者：李华兴
细读之后，受益与困惑并起：“古为今用”究竟该如何理解和应用，它是否与“写真史、信史的要求”相矛盾?是否必然导致“按某种特定的政治需要去写历史”2对此，我有些不同的想法，谨向师友请教。
“古为今用”源于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指出：“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魏源尤其强调：“书各有旨归，道存乎实用”；“文资于救时”，“取经世之益”。因而，毛泽东在50年代提出的“古为今用”，只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经世致用”的现代表述。从这个意义上看，范文澜说“我们中国的史学历来就有‘古为今用’的传统”，也是有道理的。
如果从社会实践的角度考察，我以为，对于“古为今用”，史学界一直存在两种理解、两种应用，并由此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效果。
判断“古为今用”之然否，以史学研究是否坚持实事求是为分界。事实是研究的出发点，“有用”是研究的结果，实事求是乃历史科学的生命。诗人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音乐家可以捕捉灵感的音符，史学家却只能以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作为研究学问的起点。唯有坚持实事求是，“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恩格斯语)，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非臆造的规律，才能产生历史研究“古为今用”的正面效应，使历史科学发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温故而知新”、“鉴古以知今”和扶正祛邪、儆恶扬善的作用，从而增进人类智慧，顺应历史潮流，推动社会变革，向着富强、民主、文明的理想境界迈进。显然，历史研究只要以实事求是为“古为今用”的前提，就不仅与“写真史、信史的要求”不相矛盾，而且能更好地履行历史科学的社会使命，体现史学家的人生价值。
事实上，我们不必旁征博引，李新同志发表在《百年潮》首期上的《范文澜的“史谏”》，就是确认本文持论的最好证明。《史谏》写道：1958年夏天，正当中国大陆上如痴如狂地“大跃进”之时，范老却在《中国通史》隋朝那一章里专列一节“隋炀帝”，“把隋炀帝的骄奢写得淋漓尽致，读后既令人愤慨，又发人深思”。范老“以史为鉴”，“诚心诚意地进行史谏”，他的书正如陈毅所说，是会流传下去的，因为他写的是真史、信史。他主张研究历史要坐冷板凳，认真搜集资料，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出历史的真理，只有这样的历史才有用，才能以史为鉴。而那些根据政治需要伪造历史、篡改历史的人，总是要被人唾弃的。”可见，《史谏》就是对《失误》一文中所提“古为今用”问题的准确回答，可谓鞭辟人里，深得吾心!
相反，如果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将“有用”当作目的，将“历史”当作手段，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就势必与“写真史、信史的要求”背道而驰。其结果，轻则曲解历史，好心而办蠢事；重则卑鄙作伪，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揭露某些帝国主义御用史家时曾深刻指出，他们以历史“为政治提供了任何一种目的所需要的一切论证”。这实在是对影射史学入木三分的写真。
浩如烟海的史料，既可成为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取之不尽的素材，也可成为捏造历史的用之不竭的“泥巴”。假若为了某种政治野心或个人私利，将历史当作可以随意捏成方形、圆形、扁形、菱形的泥巴，当作可以任人摆布的一串大钱，当作百依百顺可以任你装扮的女孩，那么，热衷于此类“古为今用”的人，非但与“写真史、信史的要求”水火不相容，而且是人格的卑鄙堕落和自我毁灭。
值得深省的是，即便像范老那样受人尊敬的、革命的、正直的、进步的历史学家，如果片面地理解和应用“古为今用”，哪怕是出于激发人民爱国热情、革命义愤的善良愿望而借古说今，以致有悖历史科学实事求是的原则，也会发生某种失误。人们能够理解甚至同情抗战时期范老在延安撰写《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的良苦用心，一望而知，他是在指桑骂槐，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殃民。历史上的传主被骂得十恶不赦，一无是处，现实生活中的委员长成了“以曾国藩继承者自许”的“卖国能手”，这样，政治上似乎达到了“古为今用”的目的，但在历史研究中却是败笔。刘大年在《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序文中说得对：“用类比来表示革命性，必然让人觉得历史科学是一种太廉价的商品。”“任意类比不能起好的作用，反而对历史研究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说到底：一种是以实事求是为前提的“古为今用”；一种是背离实事求是的“古为今用”。前者应该提倡，后者必须唾弃。如以实事求是为历史科学之体，以“古为今用”为历史科学之用，那么，“立体以明用，可也；徇用以丧体，不可也。”
然耶否耶?伫候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