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3期
谈论人物应坚持求实态度
作者：如 玉
读了《百年潮》1997年第4期秦德君的《我与茅盾一段情缘》后，感到其中有三处内容明显失实。
(一)写到茅盾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情绪，说他到日本后已沉沦得不能自拔，似乎全靠秦德君的帮助和鼓励，才振作起来。
1927年北伐失败后，茅盾由于对革命形势突然逆转、革命低潮骤然到来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再加上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左”倾盲动主义造成的严重危害，使他产生了一些悲观消沉情绪。但是，这种情绪只是一时的思想认识问题，并非根本的立场信念问题，在他思想中并不占主导地位。而且，他思想中占主导的积极面——包括长期形成的革命信念和理想——始终在对消极面进行斗争，并不断加以克服。这足以说明，为什么他在这段时间(1927年8月至1928年6月)创作的《蚀》三部曲，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消极因素，但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阶层人物的种种表现，包括幻灭、动摇、追求、转向，还是作了比较合理的批判描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历史的、生活的真实，受到了大多数读者的欢迎和肯定；这也足以说明，为什么他在1928年2月能以完全健康、昂扬的基调，创作出短篇小说《创造》，用象征手法展示了革命低潮后前景光明的必然趋势；这更足以说明，为什么他能经过将近一年的反思，终于1928年7月写了《从牯岭到东京》的长文——这既是大革命以来他的创作和思想的总结，也是他克服悲观消沉情绪的标志。
茅盾克服这段时间产生的上述消极情绪，应当说是自我完成的。如上所述，他当时完全具备克服这种消极情绪的思想基础，同时一直在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思想斗争，这是任何外因无法替代的。而秦德君在文章里却说茅盾到日本后“失魂落魄”、一蹶不振，只是由于她的拯救才使茅盾重新振作起来。无论从当时茅盾的实际表现或是思想状况看，秦德君引茅盾称她是大风大浪里的“救生藤”这句死无对证的话，是十分值得怀疑的。茅盾于1928年7月3－5日到日本，《从牯岭到东京》是7月10日动笔，16日写竣的，距刚到日本才几天，所以可以说，此文的基本思想内容，在刚到东京时就已经形成，那么，秦文所提及的茅盾种种消极反常情绪，包括“救生藤”之类说法，从何而来?
(二)秦德君为了证明茅盾因沉沦得不能自拔而产生“动摇”和“转向”，竟说有一次茅盾对秦德君和吴庶五说，他“想到蒋介石那边去，有个秘书职位就可以了”。这瓢污水，如果是泼向某个一般参与大革命的张三或李四，也许还不能轻易否定；现在竟洒到茅盾身上，未免就太离谱得令人咋舌了。茅盾一贯忠于党的事业，大革命期间曾于1927年4月至7月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编。此时正值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凶相毕露，茅盾就在该报接连发表了二十一篇政论，公开揭露、抨击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嘴脸，其中绝大多数都署了真名“雁冰”。《汉口民国日报》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实际上可以说是我党主办的第一张正式日报。茅盾的这些政论在当时会产生多大的威力和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蒋介石不会不受到震动。大革命失败后，茅盾又是蒋介石的通缉对象。蒋于1927年6月发布的通缉令中，就将沈雁冰与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等一起列入193名捕捉对象。茅盾正因受到了通缉，先是蛰居上海家中一年，后于翌年化名逃往日本隐居。
根据以上情况不难判断，茅盾根本不可能有投靠蒋介石的思想。同时按常理推断，假如茅盾真要向蒋投靠并自首变节，他何必要在家里隐匿一年并逃亡日本，又何必要通过别人去投靠呢?
(三)通过杨贤江之口编造茅盾是“叛徒”之说。秦德君在文章中说，她同茅盾1930年4月从日本回上海寄居杨贤江家不久分手后，杨贤江曾对她说，“茅盾是个被开除的叛徒”，她上了茅盾的当。这句话的不可靠性是非常明显的。1928年茅盾东渡日本不久，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曾于10月9日发出一封致中共东京市委的复信，其中谈到茅盾只是“脱离党的生活一年余”；“如他现在仍表现的好，要求恢复党的生活时”，可经重新介绍的手续，“允其恢复党籍”。这同“茅盾是个被开除的叛徒”，完全对不上号。如果茅盾是个叛徒，已被开除，党中央就不会写这封信，不会要东京党组织考虑恢复他的党籍问题；茅盾到日本后，杨贤江也不会那样热情对待茅盾，还让茅盾搬到京都后与其同住。另据日本1995年3月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日文)第四号发表的钱青一文——《茅盾流亡生活中的一段插曲》，钱青曾就所谓杨贤江称茅盾是“叛徒”一事问过浙江老作家陈学昭。陈称，茅盾与秦德君由日回国后住在杨贤江家时，杨正住在医院治病，不可能与秦对话；即使见面，杨也不会那样说。所以，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杨贤江的“茅盾是……叛徒”之说纯系子虚乌有。
199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