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5期
梁启超游美国而梦俄罗斯
作者:梁之彦
戊戌维新之前,梁启超就暗中向往共和;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向往共和之情更常常溢于言表。但是,他一到美国这个他不久前歌颂过的“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却大大失望了。
在美国,梁启超见到了城市的壮丽,工农业的繁盛,见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出现的“怪物”——托辣斯,见到了美国的“平民政治”、“地方自治”,见到了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他也见到了纽约的贫民窟,见到了美国的“党派之私”和“选举之弊”,还见到了华侨社会的种种缺点。于是,他得出结论:共和不适用于中国。在(新大陆游记)中,他写道:“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他甚至说:“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共和。”
早在1899年,梁启超就介绍过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学说。从美国回到日本不久,梁启超又读到了德国人波伦哈克的《国家论》。这两位洋人,都攻击共和制度,梁启超觉得找到了理论根据,于是决定与共和制告别。他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写道:
吾党之醉共和、梦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岂有他哉,为幸福耳,为自由耳。而熟意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然则吾于共和何求哉,何乐哉!
梁启超的文章一向以“笔锋常带感情”著称,写着写着,他不禁哭将起来:
呜呼痛哉!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绝我耶?吾与君别,吾涕滂沱。吾见吾之亲友者而或将亦与君别,吾涕滂沱。吾见吾之亲友昔为君之亲友而遂颠倒失恋不肯与君别者,吾涕滂沱。
梁启超大概哭得很伤心,所以一连写了三句“吾涕滂沱”,又写了一句“吾与汝长别矣”,以示其悲感之深。其后,他忽然觉得有人可能会问,那末中国今后怎么办,是不是以“君主立宪”为追求对象?于是,他接着写道:
不然,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议,吾亦不自知其何以锐退如此其疾也。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
原来,他与共和、民主告别之后,梦寐以求的对象是俄罗斯——沙皇专制主义的俄罗斯。1906年,他干脆大谈“人民程度未及格”、“施政机关未整备”,提倡在中国实行开明专制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一度领导中国的思想界和舆论界,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偶像。但是,自从他发表“游美国而梦俄罗斯”的言论以后,他在那个时代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
1904年4月,上海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有一位年轻人,在读了梁启超上述关于伯伦知理学说的文章后,写了三首诗寄给他,其一云:
新相知乐敢嫌迟,醉倒共和却未痴。君涕滂沱分别日,正余情爱最浓时。
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的南社发起人,自号“江南快剑”的高旭(天梅)。
《楚辞》云:“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高旭的这首诗,前两句明确表示“共和”是自己的“新相知”,心虽沉醉,却是理智的清醒选择;后两句以调侃的语气讽刺梁启超:你涕泪滂沱地和“共和”告别,我却正在与“共和”热恋。高旭原来是《新民丛报》的热心作者和读者,这以后就明确地和改良派分手了。历史表明,这一分手是正确的。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像梁启超这样“游美国而梦俄罗斯”,或由于看到了西方民主的弊病,或觉得中国人水平不够,从共和、民主转回专制主义的,颇不乏人。他们不了解或忘记了,从总的方面看,作为政治制度,共和、民主是远胜于专制、独裁的。历史的任务,应该是吸收人类一切民主主义文化的优良部分,克服其局限和弊端,同时积极培育条件,创造出更高级更完备的民主,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