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6期
毛泽东的一次紧急召见
作者：王 殊
周总理说，你们不要他，我就要他
我得从头说起。还是在1972年7月20日晚上，我接到国内要我立即回国的紧急电报后，从西德波恩经巴黎、卡拉奇、上海回到了北京。我是新华社驻波恩的记者，当时两国还没有建交，我国在波恩只有新华分社一个新闻单位。新华社外事部的同志在机场接我时，告我回家后不要出去，周总理可能随时要见我。第二天一早，外事部的同志又通知我马上去外交部，姬鹏飞外长要见我。姬外长对我在波恩两年多的工作给予了很多的鼓励，并且要我在家里等着，总理可能很快要接见我。当天下午，我就得到了总理要在晚上7时在人大会堂接见我的通知。这件事证实了几个月来一直盘旋在我思想上的一个感觉。那是1972年初，外交部给我们分社专门发来了电报，表扬我发给国内的有关西德局势和欧洲形势的一些报告，认为有参考价值。几个月后，外交部又给分社发来电报，对我写的另一些报告进行表扬。外交部发这样的电报，而且是连续两次，是极为少见的。我估计可能是周总理甚至是毛主席看了我的报告后，有了批示，外交部才发这样的电报的。后来，又听说总理在接见一些出国代表团时，一再提到了我写的一些报告
当晚，我比规定的时间提早了一些走进人大会堂的东大厅。客厅里还没有一个人，灯也没有全开。我坐在藤椅上等候，心中非常的激动。我是在1969年12月即“文革”的第三年到波恩工作的，而且是老记者中第一个被派出国的，完全是靠周总理有关恢复国外新华分社的指示。“文革”前我大多数时间在国外分社工作，1964年中回国，在总社国际部担任发稿助理。“文革”一开始就成了“三反分子”，在社内劳改队劳动了两年，后来干部解放，恢复了原来的职务。中共九大后，总理在一次会议上问到新华社军管小组领导有关国外分社的问题，回答是绝大多数驻外记者早已回国参加“文革”，多数分社已空无一人，有些分社留下个别人看家。总理非常气愤，质问为什么不请示，不报告，并责成新华社领导立即派出记者，恢复国外分社。于是新华社成立了一个小组，着手恢复工作，但由于当时极左思潮严重，在挑选记者特别是老记者时极为困难。我经过大半年的审查和反复讨论后好不容易得到了通过，国际部还有一个领导说像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先土山下乡三年再到国外去，另有一个老编辑写信给军管小组，说这样的“三反分子”不应派到国外。
不一会，周总理一个人走了进来。他看到我就问道，你就是王殊吗?我过去曾见过总理，“文革”后再也没有见到。他显得苍老了一些，瘦削了一些，两鬓的白发也增加了不少，但他的目光仍炯炯有神，令人感到威严和信任。他以严厉的目光注视了我的一身打扮，旧制服，布鞋，就问我在波恩穿什么衣服。我说在波恩穿西服，回来后换掉了。他说，你为什么不穿给我们看看呢，有什么不可以穿的呢。我感到，总理这番话不仅是对人们在“文革”中穿着一片灰、一片黄的情况说的，而且是对当时在国外工作的同志也纷纷换上布制服、布鞋的情况说的。总理要我坐到他身边去，问我在什么学校读的书，什么时间参加革命，有些什么工作经历等。他对我说，“施罗德访华，你是应该陪同回国的，当时外交部疏忽了，没有及时通知你，因此你回来晚了几天。”他又说，“我前天会见了施罗德，谈得不错。他说要真安全，真和平，我说很欣赏他这个看法。”施罗德是西德第一个访华的资深政治家，当时西德的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副主席，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战后在他的党长期执政期间担任过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在他两次公开表示愿意访华以后，我专门采访了他。我在向国内报告时建议邀请他访华，周总理批示由外交学会邀请他在1972年7月中访华两周，在西德和欧洲引起了很大的注意。接着，周总理就开始了对我的“考试”，问我西德有多少人口，面积多大，有几个州，首府在哪里等，我总算都答上来了。他又问到西德经济和工农业生产的情况，我有的还答得上来，有的就答不出来。总理时常对外事工作人员特别是外交官进行这样的“考试”，问题往往是属于基本情况的，但应“考”者也常常会答不上来。
正谈着的时候，姬鹏飞外长、乔冠华副外长以及王海容、唐闻生同志等先后走进了会客厅。总理谈到了正题，对我说，“你就苏联战略和中德关系写的一些报告和材料，我都看过了，毛主席也看过了。你调研做得不错，你提出的两霸争夺的重点在欧洲，苏联的战略仍是向西，与美国争夺欧洲，而不是向东，转向中国，这个看法很好。”他又说，“你工作做得不错，也要注意谦虚谨慎。施罗德走时说回国后要为发展两国关系而努力，你早些回去了解他访华回国后各方的反应，把后续工作做好。”我听了这些话后心潮起伏，非常激动，特别是因为这几个月来从总社传来的消息对我的压力越来越大，先是有人告发我是“五一六”分子，提供了不少的“材料”。还有人认为我做外事工作太多，发回的公开报道太少，在波恩“不务正业”，要求把我调回北京。周总理听到这些话后，非常生气，后来在一次有各外事部门参加的会上问新华社军管小组的同志说，王殊发回来的电报你们看了没有，看到他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没有，你们不要他，我就要他。
毛主席说，你不要哭了，我请你抽支烟吧
见过总理后，我就准备回波恩去。晚上我常常出去探望亲友。7月24日晚上9时半，我乘公共汽车回宿舍，刚刚下车，外事部的几个同志就欣喜若狂地拉住我的手说，“真是好不容易找到你了。”原来他们在晚上大约7时接到电话通知，说有重要事情，要我务必在晚上9时到外交部门口，再一起乘汽车前去。他们立刻到新华社宿舍来找我，看到我家里没人，又到我可能去的几个同志家里，后来就在宿舍区内一面找一面喊，找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们决定分几个人到公共汽车站上等，这才把我等着。我乘车到外交部门口已近10时，唐闻生同志已等我很久，上了车才知道是毛主席要接见我。我到了中南海毛主席的寓所，就被引进毛主席的书房。这个地方是我们在毛主席接见外宾的影视中熟悉的，中间有一圈接待客人的沙发和茶几，因是夏天已换上了铺着席子的藤椅，椅子背后有好几只高大的有着白色大灯罩的落地灯，右边靠墙摆着几个装满了线装书的书架。
我走进去时，毛主席坐在他习惯坐的左边的大藤椅上，正在同周总理、乔冠华、王海容谈话。我同毛主席握了手，周总理给我介绍说，过去在复旦大学上的学，学的是英文，长期在国外当记者。毛主席笑着说，“我也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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