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6期
刘少奇终于未能保护他们
作者：陆 沅
刘少奇一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理解和爱护知识分子。多年来，作为党的组织、人事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他经常要求全党正确对待和团结知识分子，并身体力行，尽心竭力为知识分子干部排忧解难，主持公道。笔者曾有较长时间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秘书，少奇同志的许多指示都是通过安子文执行的，因而我得以知道这方面的一些具体情况，至今难忘。
坚持“五湖四海”的用人原则
全国解放前后，中央选拔重用了一些长期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党干部，如陈忠经、南汉宸、卢绪章、林海云等等。北京市也起用了一批熟悉城市情况、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城工部学生干部，他们多是一些名牌大学的优秀人物。当时，一些从根据地进城的工农干部，对知识分子干部不理解、不服气、看不惯，多有非议。为了党的事业，刘少奇坚持“五湖四海”的原则，多次强调要公正对待，加强工农干部同知识分子干部的团结。
我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在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的威望。1952年在全国清理中层干部的运动中，田汉的三弟被打成“反革命”，田有意见，多次上书中央为三弟辩白。毛泽东对此很恼火，认为田汉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政治历史复杂，同国民党上层文化官僚张道藩关系不清(实属地下党工作需要)，又对党的肃反政策不满，因而几次流露出对田的不信任。当时，刘少奇分工负责全党的组织工作。虽然审干工作由各级组织部门主管，但一直未对田汉进行什么审查。其后社会上对肃反工作反映颇多，许多民主人士提出不少意见，毛泽东也提出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田汉的问题遂得以进一步淡化。可惜，“在劫难逃”。由于田汉了解江青在上海那一段见不得人的历史，江对田恨之入骨。“文化大革命”中，田汉终于惨死在江青一伙的手中。
为王蒙、邓拓主持公道
1957年上半年，王蒙作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调入北京市区级组织部门工作不久，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小说发表于报刊。在反右派运动中，王文受到批判。刘少奇很快找来这篇文章，看后，即让王光美打电话给安子文，转告他的意见说，王蒙年轻，刚到组织部门工作感觉比较敏锐，发现一些问题是自然的，不要挫伤他的积极性，不应划为右派(大意)。安子文完全同意刘的意见并向有关方面作了转达。但是后来不知怎么阴差阳错，还是把王蒙划为右派分子了。当时连北京市委组织部也不了解具体情况。当王蒙被下放新疆后，分管组织工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还让查清是怎么弄下去的。
同一期间，邓拓任《人民日报》负责人，因未把《我们工人要说话了》这篇所谓“反右第一篇有分量的檄文”排到报纸的头版头条之类的事情，被毛泽东斥为“死人办报”。刘少奇了解邓拓。早在1956年八大选举中央委员时，邓即向中央上书表示自己德才不够，坚决不当中委候选人。刘少奇认为他这样谦虚，不争名利，对他印象很好。当得知邓受批评后在人民日报社呆不下去了，有的地区、单位也不敢接受他去工作时，刘少奇同中央书记处的邓小平、彭真等都认为邓有能力、有才气、有贡献，共同商定由北京市委安排工作。1958年9月，邓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1962年大区重建后，改任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
全国开展“四清”运动时，国务院文物局负责人向康生等反映说，邓拓把荣宝斋的文物字画拿到家里张挂，还和一些文化人经常在一起观摹评论。康生一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他抓住这一情况立即向中央告了邓拓等的“御状”。当时，安子文得到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多方为邓拓开脱，几次在中央组织部部务会议上讲，文人都有爱好文物古董的习惯，邓拓把荣宝斋的字画挂在家中观摹是公开的，有借有还，同一些同志在一起评论研究也是正常的，不是什么问题。直到“文革”开始，批判“三家村”时，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安子文还都认为邓拓、吴晗、廖沫沙是学术问题，谈不上什么政治问题。后来他们自身都难保，也就遑论保护邓拓他们了。
支持安子文，保护杨献珍
50年代后期，康生在中央猖狂弄权之时，要把他的妻子曹轶欧安排到中组部任理论处长、甚至副部长。安子文从刘少奇、邓小平处得到信息后，当即表示不欢迎她。为了向中央反映真实意见，安子文安排了一次部务会议讨论曹的任职问题。当时中组部的正副部长一致反对曹进中组部，有的副部长提出，曹如调来，中组部将无宁日。了解情况的同志还介绍了曹在延安时配合康生整干部的事。中组部向书记处反映大家不欢迎曹到部里工作后，中央决定调她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工作。曹初到党校时，对校长杨献珍貌似谦恭，一口一个杨老叫着，时时讨教，但居心叵测。
杨献珍是党内知名理论家，早在三十年代被国民党关押在北京草岚子胡同监狱时，他就是一群年轻共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教师。安子文等一批后生，都对他十分敬重。他生性耿直，嫉恶如仇，碰到不合理的事憋不住，直言为快，用语尖刻。在“大跃进”的年代，他曾到河南鲁山等县考察，对大刮“共产风”以及干部的虚报浮夸不能容忍，直斥鲁山的大炼钢铁是得不偿失，供给制、吃食堂为“叫花子共产主义”。为此，在反右倾运动中大受批判。康生在中宣部分管高级党校工作时，曾组织党校某些领导干部，并运动群众，连续批斗杨280多天，不让过关，以致杨偌大年纪经常痛哭流涕。安子文在取得书记处同意后，不时去党校安慰杨献珍，为他排解痛苦。安每次去党校后，都感慨良多，感叹康生、曹轶欧又故态复萌，大整好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为了保护杨献珍，决定调王从吾(曾任中组部副部长，为人公道正派)去高级党校工作。不料王调到新岗位不久，在康生的操纵下又遭到围攻，难以工作下去。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不得不又调林枫(曾任中央文教办主任，年轻时曾任刘少奇秘书)去高级党校保杨。但在1962年，毛泽东公开点名批评杨的“合二而一”论后，谁也再无法保他了。
反映民情，不能认为是反党
李锐同志是党内懂理论、善写作的学者型领导干部之一，1958年曾被毛泽东指名任他的兼职通信秘书。1959年，李锐奉命列席庐山会议。在庐山追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所谓“反党集团”案件中，当涉及到议论毛泽东有如“斯大林晚年”时，李锐为了保护田家英、周小舟等人，主动承担了责任。在最后一次核对材料的会议上，他猛地站起来说，这些话是有人听错了，不是田家英而是我议论了主席，会场哗然。当时刘少奇正主持会议；他敲着桌子严肃地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不在这里讨论。就这样把事情岔了过去，暂且保护了田、周、李等人。庐山会议结束后，刘少奇、邓小平等都认为李锐不能定罪。后来在1962年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讲话中还公开提出，彭德怀等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意见，反映民情，不能认为是反党。但庐山会议前后，全党只允许一种声音，彭、黄、张、周仍被定为“反党集团”，李锐则被定为“反党集团”的“追随者”，被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劳动。
我的父亲孟超，不幸竟是江青的同乡、邻居，又了解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底细，于是祸从天降。1962年，江青、康生强要江苏省京剧团公演孟超的剧作《李慧娘》。当时江苏方面提出公演不具备条件，既无经费，也无服装道具等，江青打保票说给予支持，并很快从上海等地为之借来了戏装，解决了演出费用等。不料公演后，江青回京即向毛泽东汇报说鬼戏泛滥，并以《李慧娘》为靶子，大造围剿舆论。当时，刘少奇另有所闻，对此事持保留态度，曾让安子文弄清楚演出《李慧娘》的来龙去脉。安子文即让我回家问清楚是怎么回事。当时保密纪律严格，特别是像我这样当过部长秘书的人，更须谨言慎行，不敢稍有疏忽，怕捅漏子；又怕给老父增加精神压力。于是，我隐瞒了领导意图，只以个人身份，似在无意中向父亲询问了《李慧娘》是怎样演出的，是有人支持还是自发写出剧本的等一般问题。当时父亲完全不了解中央的情况，更不愿牵连别人，只淡淡地回答说，是自己想写的，至于演出情况更不了解。我如实向安子文作了汇报，事情只得到此为止了。作为受害者的女儿，自己将终身引为遗憾的，就是当时没有将此事的经过和江青、康生的阴险狡诈彻底了解和认识清楚，进而让父亲知道并向中央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