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6期
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作者：张树藩
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的地区，在50年代末的“大跃进”期间，由于浮夸风、“共产风”的肆虐，竟然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为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
事件发生时，我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虽然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但这一和平时期的血的教训，无时不在我的脑海中翻腾激荡。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现场会
1958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嵖蚜山群众为了兴修水利，要求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一体，我们地委同意了群众的这个要求。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学苏联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提名叫人民公社，喳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区实现了公社化。
在1958年夏收中，当时在嵖岈山人民公社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之，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的更大浮夸典型。他们是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谎报的，当时我就不相信。地委书记路宪文跟我说出现如此的高产典型时，我说那是胡说八道，根本不可能。我想一亩晒场能晒多少，怎么会一亩产几千斤小麦呢。于是地委就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到西平县实地调查，回来说是真的。然后我亲自到现场察看，证明并不真实。就在这时，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报》也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以后，谁要说是假的就挨批斗，全区为此挨批斗的人大约有12000多人次。于是浮夸风越刮越大，信阳县有名的鸡公山公社浮夸到亩产万斤水稻，有个别的地方浮夸说亩产几万斤，还出现亩产几十万斤的大典型。不过，1958年毕竟是大丰收，虽然由于大办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10％左右的粮食，但群众生活没有出大问题，这年全区完成征购任务16亿斤。
在当年的大办钢铁和工业运动中，同样是浮夸成风。且不说炼钢的质量根本不行，数量也都是假的。许多地方把日产几百斤说成几千斤，商城县更绝，竟浮夸成日产6000吨。为此，中央冶金部在商城开了一次全国大炼钢铁的现场会。事先我也去商城看了一次，认为是假的，有的小土炉一天费很大劲才能炼出几十斤，好的也仅是二三百斤。回到地委，我就和路宪文谈了我的看法，并说这样下去，我们会犯大错误的。路当时对我的看法不同意，并说群众运动，气可鼓而不可泄，你看消极面太多了。所谓“看消极面太多”，就是我看到有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随便打人，将山林松木乱砍滥伐，砸群众的锅来炼钢等做法，深感不安，认为得不偿失，并预感到要犯错误。
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歉收或无收。当时地委几个书记分工，我主管农业、政法、财贸三条线。为了让全区各县市领导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我在8月初召开了一个各县市有关负责人的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秋收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将灾荒消灭在春节之前。但这个会议事先未经地委讨论，有些人就有了看法。不久，省委要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彭德怀)的会议，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产。地委办公室汇总后，召开常委会讨论。当时地委9个常委中，8个人认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我在会上谈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歉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30多亿斤，最多超不过40亿斤(后来证实只有20多亿斤，我说的也多了)。
“反右倾”使“左”倾错误变本加厉
8月底9月初，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在会议开始时，省委让各地市委书记预报秋收产量。路宪文不去，让我去参加。我先将地委集体讨论定的72亿斤总产说了，接着谈了我在地委常委会议上谈的意见。这便引起省委对我也有了看法，第二天就问路宪文说你们信阳是怎么搞的。路宪文向我问明情况后很不高兴，马上召集在省里开会的各县、市委书记，让重新报产量，各个县市委书记开始都低头不谈，在路宪文一再逼迫下，才说：不是在家里都报过了嘛，还报什么?路说，有人可不是这么认识的。这很明显就是要发动大家把矛头对准我了。当时我不管怎么样，又在会上谈了我的看法，并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虽然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是反右的，但不能因为怕反右就不实事求是。我说完后，县市委书记没有一个说话的，可见大家是了解情况的，只是不敢说实话而已。随之扩大会议按省委意图要各地市找右倾典型，展开批斗。尽管省委已把我定成严重右倾分子，可批斗就是发动不起来，没有一个对我批评的。路宪文无奈，抓住一个说过点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这也算信阳地区在扩大会议上找到了一个所谓右倾分子。随即撤销了曹明的县长职务。
扩大会议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先到西平县安排了一下，即到遂平县。县委正在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瞒产动员，然后讨论报瞒产多少。我参加了会议，看到很多人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即感到其中大有问题。于是我就下到两个公社看了一些生产队的群众生活，确实已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脸上已出现浮肿。我看到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就回到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出了征购已透底，人民生活无着落，已出现浮肿和外逃现象，不要再逼大家报瞒产了。我说，瞒产可能有，但当前急需安排好群众生活问题，然后有什么问题再解决什么问题。我知道他们县超征购了700万斤粮食，就让他们先拿出这些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有人提出动用国库粮食需请示省里批准，我说来不及了，等请示批准后再拿出来会饿死人的，你们不要怕，一切问题由我负责。我跟县委商定后，一方面让我的秘书余德鸿给路宪文写报告，一方面开仓放粮安排群众生活，使这个县基本上没有饿死人。后来戴帽批斗时，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余德鸿同志也受牵连挨了整。
其他县的情况就不同了，都说反出了瞒产几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