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6期
刘少奇“剥削有功”说的来龙去脉
作者：林蕴晖
中国搞社会主义，可以不革你们的命，可以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发展，用和平的办法走到社会主义。
他们又问，具体怎么个搞法?刘少奇说：那很难讲，那是十年十几年后的事情。一定要具体讲，那我举宋棐卿先生为例，他工厂管理得很好。20年后，他已发展到8个工厂。我们搞社会主义，就要把这8个工厂收归国有，由国家来办。只要你不反动，这8个工厂还叫你当厂长。因为你工厂管得好，很能干，国家还可以再给你管8个工厂，让你管16个厂子，那时候，你的薪水还要增加。你干不干?宋高兴地说：我为什么不干呢y刘少奇说：“这就叫和平转变。”
可见，剥削在历史上的作用，由进步到反动是一个发展过程；绝不能不分时间、地点、条件，抽象地反对一切剥削；在1949年的中国强调要欢迎剥削，正是为了创造最后和平地消灭剥削所必需的前提和条件。这才是刘少奇在天津同资本家谈话的全部内容，也是他对于剥削的历史辩证解说。高岗抓住“剥削有功”一词对刘少奇大加鞑伐，完全是一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阴谋伎俩。
经过刘少奇一番有针对性的、耐心的教育和开导，尤其是他对资本主义剥削所作的精辟入微的辩证解说，使在座资本家，b里的一块沉重石头落了地。他们不无兴奋地说：从前共产党的底一点也摸不到，现在摸到一点底了。他们中不少人感到，长期怀抱的实业建国的大志，终于有了可以实现的机会，因而纷纷筹划恢复生产，扩大生产，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兴办实业的积极性。宋棐卿可谓是其中的一个代表。1949年4月30日，宋致信刘少奇称：
阁下惠临训话(注：4月21日，刘少奇参观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所属毛纺织厂，并对职工代表讲话，阐明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以及社会发展规律和前途)后，全厂职工对于政府之工业政策有了新的了解及新的希望与新生命，至为愉快，因此已决定每人皆尽最大之努力以完成此伟大为人群服务之使命，而副政府及阁下关垂训示之至意。今将敝厂决定发展之计划奉陈如后：
一、敝麻厂决于最近期内加开夜班。
二、敝毛厂决再添购原毛增加生产。
三、敝化学厂虽已停工将近一年，今已计划即行开工。
四、敝公司并正筹划再开设麻袋第二厂，以增加生产。
以上各项知关廑注，谨先将此概要奉闻，以后进行至何程度，亦必随时报告，聆受指导也。
宋柒卿的信，如实地反映了刘少奇在天津向资本家作关于资本主义剥削的辩证解说的确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
当时最怕的是“左”
在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高岗攻击刘少奇所散布的流言蜚语，作了尖锐的批评，对刘少奇为顾全大局而在全会上作的自我批评，说了一席公道话。他说：
我们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对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的言论，常常是不经过组织，不合乎组织原则的。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
邓小平着重指出：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对资产阶级的问题，就与我听到的那些流育不同。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1949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听到的流盲就不是这样的。
邓小平在资产阶级问题上为少奇说的这一席话，不只是对高岗的揭霹，在党内主持了公道，更重要的是分清了党内的重大政策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而且阐明了一条真理，即：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以后，各项政策的正确、错误，利弊得失，其基本立足点，就是看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当时，突出反映在是否有利于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的工业生产。
天津效应在上海
上海解放前夕，工业陷入半解体状态。1．2万多家工厂中，只有30％维持开工。机器业工厂停工80％以上，面粉业由于北运通路不畅，产量只是内战爆发前的十分之一。占工业产值74％的轻纺工业，缺原料无销路，陷于半瘫痪状态。上海产业工人有83万，当务之急是稳定人心，尽快恢复生产。上海纺织厂的纱锭229万，占全国40％；贸易额占全国一半。上海工厂的烟囱若不冒烟，全国经济就将垮掉一半；上海市场一混乱；全国财经就会失去控制。全市私营企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的76％，较大的工商资本家及其代理人1．7万余人。他们数量集中，国。内外经济联系广，政治影响大。解放前夕，他们有的因国民党搜刮太甚而濒于破产，有的将资金抽出外逃，有的停产观望。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毅任第一任上海市长。当时，陈毅和华东局、上海市委一致认为，当务之急首先是稳定人心，尽快恢复生产。陈毅认准一条，就是坚决按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方针办：集中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各党派，稳步前进。在接管初期日理万机的紧张日子里，陈毅坚持从这个大前提出发，吸取了天津在接管后的经验和刘少奇天津讲话的精神，接二连三地亲自会见各界各方代表，进行政治“亮相”，政策交底。
83万产业工人大军，是迅速恢复生产和建设新上海的主力。新市长参加的第一个集会，就是上海工人纪念“五卅”运动的大会。陈毅对他们表示敬意和寄于希望。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对资本家及他们的资产将如何处置?许多人拭目以待。6月2日下午，90多位上海最知名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拿着有陈毅署名的请柬，到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四楼大厅出席“产业界人士座谈会”。这时，资本家们心里都有些忐忑不安：共产党会不会没收他们的厂店资产，革他们的命?当他们听到脚蹬布鞋线袜、身着土布军衣、曾威震淮海战场的陈毅将军的第一句话——“工商界的朋友们”时，紧张气氛顿时消失。陈毅说：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已告结束，新的伟大建设任务已经开始。我们的工商政策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