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6期
汪精卫是怎么死的
作者：蔡德金
汪精卫为何会死在日本，又是因何病而死的呢?几十年来，人们对于这个问题始终抱有极大的疑问，而且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说法虽然不一，但最为耸人听闻的不外两说：其一，是日本人害死的；其二，是国民党军统人员奉命设计毒死的。近来甚至又有人声称，汪精卫是无锡一个外号叫刘一贴的江湖郎中，用一贴膏药毒死的，这就更玄了。那么，汪精卫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东条派来了医疗专家
汪精卫于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遇刺，有一颗子弹一直留在体内。汪投靠日本后，虽然背部不时有疼痛和麻木之感，但无大妨碍，一切活动都能照常进行。可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节节失利，汪精卫及其伪政权危在旦夕，汪的心情日趋恶劣，以致一改“温文尔雅”的风度，动辄大发雷霆，极大地影响了健康。加之体内的弹头所含铅毒已损及脊椎，从1943年8月起，汪的背部由阵痛发展为剧痛。
本应卧床休息的汪精卫，此时却身不由己地加倍繁忙：既要竭力为日本强制收买上海等地的棉纱棉布，又要加紧“清乡”；既要大力进行奴化宣传，又要促进日本对重庆的“和平工作”。因此，一会儿上海，一会儿南京，一会儿东京……终于在11月9日又一次从东京返回南京后，感到病情加重，不得不向东条英机请求派几名有经验的医生来南京。当时，汪也许已怀疑自己得了癌症，但又不能肯定，便佯称：因为德国医生怀疑其夫人陈璧君患了胃癌，想请日本医生确诊一下。东条遂决定派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的内科专家、癌病研究会医院院长黑川利雄博士前往南京。
黑川接到命令后，便和其助手松永藤雄一起，带着必要的检查器械到了南京。据汪精卫日记所载，黑川于11月18日对汪进行了第一次体检，21日作了第二次体检；24日晚，汪宴请了黑川等人，想必是为其饯行。
黑川在回忆录中称，检查后发现：“原来(遇刺时)子弹已经伤了骨头，但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障碍，我们认为还是不取出为好，后来我们就回国了。”
在南京日军医院动手术
黑川走后，11月25日，汪在日记中记有“晚宴桃井中将等”；12月11日的日记又有“桃井、后藤两军医”的记载。桃井中将，即日本“中国派遣军”军医部长桃井直干；后藤即当时南京日军第一医院院长后藤镣枝。不久之后，正是他们俩为汪施行手术，取出留弹的。虽然黑川认为汪背部的子弹不取出为好，但汪的病况继续恶化，疼痛实在难忍，不得不再请桃井与后藤诊治。况且黑川是内科专家，桃井和后藤在骨科上应有更大的发言权。在他们与汪会晤后的12月15日，汪即决定“赴台城(日军第一)病院诊背上留弹”。检查结果，桃井与后藤便决定施行手术，取出子弹，时间定为19日上午。为此，18日汪便“休息并料理各事”，为手术作准备。
施行手术取出子弹的决定，确实带有很大的冒险性。因为手术涉及脊椎，万一不慎，重者可能致死，轻者也能致残。但这也是不得不如此的决定。
关于手术的经过，汪在19日的日记中记有：“晨9时赴台城病院，11时开始手术，仅20分钟即将留弹取出。是日卧病院中。”第二天上午10时，汪即出院，“回北极阁(即原宋子文公馆)疗养”。
在汪接受手术时，伪立法院长兼上海市长陈公博和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都在上海。他们是在第二天下午和晚间分别返抵南京的。据周佛海20日日记所记，他一到家便打电话询问手术情况，“知汪先生经过良好，惟下午仍有热度，不能见面。”
由于汪精卫在手术后一时不能主持工作，21日，伪行政院会议即决定由副院长周佛海代理院长。22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进一步作出决定：在汪治疗时期，国民政府主席职务由立法院长陈公博代拆代行；最高国防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均由陈公博主持；行政院事务、全国经济委员会事务由周佛海代拆代行。在公开发表这一消息时，为防不测，佯称汪精卫已“易地疗治”，不在南京。汪在北极阁疗养期间，桃井和后藤两人每天必往检查伤口。伪府的一些重要人物，除陈公博、周佛海外，还有参谋总长鲍文樾、中央军官学校教育长刘启雄、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陈春圃、宣传部长林柏生、外交部部长褚民谊等人，也都不时前往探望。据周佛海12月21日日记所记：“9时起，旋探问汪先生，精神尚佳，略谈政务。医云7日可封口，10日后或可痊愈，惟因汪先生有糖尿病，恐多费时间。”汪手术后，由于刀口很快平复，不几天即全部拆线。31日，汪先后会见周佛海、林柏生和伪最高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以及陈春圃等人。当夜汪即下楼，“与亲友度除夕”。1944年元旦，汪照例发表了新年谈话，仍鼓吹要为“肃匪思想，保障治安，增加生产”三大工作做更进一步的努力，“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以谋大东亚战争目的之完成”。当日还接待了前来贺年的诸亲友。2日，又接待了来访的周佛海及日本顾问犬养健等人。3日晚间，汪邀周佛海夫妇参加家宴。4日至9日，汪接连主持了伪行政院会议、军事委员会会议及国防最高会议，还主持了伪国民政府召开的所谓庆祝参战周年纪念大会，而且每天都接待来访者。7日，汪还特地设宴招待桃井及后藤等医务人员，以示谢意。这一切说明，汪在手术后，身体情况良好。
转往日本名古屋医疗
但是，上述现象恰如回光返照。就在汪精卫甚为庆幸之时，他的身体情况却很快急转直下。1月9日上午，汪在出席了所谓参战周年纪念大会之后，身体即感不适，体温不断升高。当天中午本应出席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火田)俊六及天皇幼弟三笠宫崇仁亲王的午宴，因高烧而不得不“回辞”。第二天体温仍然不退，但因已预定回宴烟俊六及崇仁亲王，不能取消，只得抱病勉强主持。此后，高烧一直不退，但原因不明，一般怀疑是“手术时尚留有积血”。汪不得不停止一切政务，卧床休养。至21日，创口更感奇痛。25日，汪勉强起床，与家人合照了一张相。之后，汪不仅高烧不止，且腹部以下肢体重度麻痹，连简单的每日大事记也不得不停止。因此，他的日记也就记到1944年1月25日。
此时，桃井及后藤面对汪的病状也束手无策，只得通过日派遣军总司令部电请黑川利雄再来南京诊治。黑川回忆说：“第二年(1944年)2月，接到了从南京打来的汪精卫病情恶化的电话”，他随即飞往南京，立即为汪检查，“发现原来日本军医部长把汪精卫背上的子弹取出了，结果汪的两腿变得不好使了。”黑川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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