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6期


江青的“女皇”生活

作者:杨银禄

一支香烟,睁大眼睛,屏住呼吸,仔细观察冒的烟往哪个方向飘动,然后确定立即采取措施。如果冒出的烟笔直地往上飘动,她还感觉有风,就会说我们没有本事,连风源都找不到,或者说“这里有鬼了”,大动肝火。
  有一次,她叫护士晓舟查风源。晓舟用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有找到风源,就对她说:“你教给我们查风源的办法都用了,也没有找到风源,你今天的身体是不是不舒服,本来没有风,你感觉有风?”江青听了大怒,大骂了晓舟之后,又随手抄起一把锐利的大剪刀,用力狠狠地朝晓舟扔过去。幸亏晓舟躲闪得快,才没有被剪刀戳伤。
  她说怕风的时候,如果想到室外散步,无论是严寒的冬天,还是酷暑盛夏,身上都要穿得严严的,头上戴上帽子,脖子上围上围巾。出楼门时,面朝里,背朝外,警卫员在她背后,双手扶着她的肩膀,引导她往后退着走。出楼门以后,用毛巾捂着口、鼻,缓缓转过身去,低着头,慢慢走。一辆小轿车跟在其后,她一说有风,汽车就得赶快开过去,让她坐进去。
  要说江青怕风,真是怕得够水平,怕得使我们够受的。可有时候她又不怕风,站在风头上都不怕。
  1970年11月,江青在海南岛三亚休养。有一天,她来了游山玩水的兴趣,要求乘坐鱼雷快艇到一个小岛去玩。快艇从某军港到某小岛的途中,海风飕飕。江青为了拍摄快艇后边的浪花,竟站到了快艇的最高处。当时,快艇时速已达40多海里,她还嫌跑得太慢,一直在喊:“加速!加速!再跑快点,再跑快点!”
  我们被海风刮得都站不稳,受不了啦,可是她却一点事儿也没有,既不打喷嚏,也没有感冒。
  我们常在背后议论说,她不是真的怕风,是神经病,故意折腾人。
  二是怕声。
  江青居住在幽静的钓鱼台,她住的10号和11号楼,座落在偌大宾馆的中心区。东边距离大马路甚远,况且有15号和16号楼遮挡,几乎听不到汽车的声音。西边是玉渊潭公园,但从江青住进钓鱼台以后,就封园了,四周用铁丝网围了起来,并有警卫部队把守,把人民公园变成了禁区。南边既没有居民区又没有马路。北边的9号楼由张春桥、姚文元居住,他们都知道江青怕声音,楼内很少发出声响。这样安静的环境,在北京是很难找到的。可是,难伺候的江青,在声音问题上,还是把工作人员折腾苦了。
  前面已经提到,江青住的房子门窗都很严密,门缝、窗缝都用密封条贴得严严实实,但她还经常喊叫楼房外边有声音,楼房里面有声音。我们不晓得她的耳朵是怎么长的,对于声音是如此的灵敏:隐隐约约、淅淅沥沥的细雨声,风吹草动声,树枝竹叶的摇动声,蝉鸣声,她都听得见,并且叫嚷:“声音太大啦,受不了啦!”有时她就捂着耳朵,闭着两只眼睛,紧锁眉头,摇晃着脑袋,命令工作人员轰鸟、赶蝉、打树叶、砍竹子。
  江青怕声音怕得最厉害的时候,对工作人员走路时鞋子踏在地毯上的细小声,衣服的磨擦声,她都说声音太大,受不了,说脑仁疼。于是,就命令我们走路不准穿鞋子,两条腿叉开,两只胳膊抬起来,以免发出磨擦声。我们在她旁边站着、蹲着、跪着时,不准大声呼吸;嗓子痒了,也不准咳嗽;拿放东西时都要轻而又轻。
  特别是跟她说话时声音大小、速度快慢,就更难掌握了。声音稍微大一点,她说震得她脑仁疼;小了,她说听不清,使她着急出汗。说话速度稍微快一点,她说对她不尊重;稍微慢一点,她说故意使她烦躁,使她着急出汗。我们怎么说话都要受到她的训斥,真让人左右为难。
  奇怪的是,怕声音怕得要死的江青,在她高兴的时候,多么大的声音她也不怕了。
  会见“革命小将”的时候,红卫兵高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她不但不怕从高音喇叭里发出来的震耳欲聋的声音,而且高兴得手舞足蹈;还高喊:“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
  她几次到外地游山玩水乘坐的专机是苏联制造的伊尔18型飞机;四个螺旋桨的轰鸣声她都不在乎,还在飞机上打扑克、睡大觉。坐火车时,车轮和铁轨的撞击声,她一点也不怕。那年她去海南岛休息时,到某高射炮阵地去玩,她为了摄影,命令十几门大炮一齐开火。炮声划破宁静的海岛,震耳欲聋,她不但不说害怕,还哈哈大笑说:“真过瘾,今天我可抢拍了好镜头。”
  三是怕冷怕热。
  江青一年四季所要求的室内温度,是很难掌握的。冬天要求控制在21.5度,夏天要求控制在26度,上下都不能超过0.5度。工作人员掌握温度准确性的难度之大且不说,更难的是如她所说:“我要求你们掌握温度的标准应以我的感觉为准。”我不记得有多少次,我们掌握的温度和她要求的分毫不差,而她却大发脾气,毫无道理地说:“我告诉你们,温度表的度数不能说明问题,我的感觉才能说明问题。”
  她的感觉来自她的心情。江青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心情瞬息万变,谁知道什么时候她有什么心情,掌握温度怎么能跟着她的感觉走呢?她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经常在温度问题上故意找茬,借此整人。
  当她感觉温度不合适,有时就大喊大叫一阵,有时还亲自去看温度表。她是怎样看的呢?感觉热时,就弯下腰去,从温度表的下面往上看;感觉冷时,就踮起脚跟,从温度表的上面往下看。从上往下看和从下往上看,视觉相差两三度,以此来证明她的感觉是对的,温度表是假的。江青为了证明自己对,别人错,为了找借口整人,真是挖空心思。有好几次,她看完温度表以后,大声喊叫:“这表是假的,去你的!”拿起温度表摔个粉碎,拂袖而去。这样的结果还算好的,无非是换一只温度表罢了。更多的时候她就大骂:“你们合伙来对付我,有意伤害我!”“你们利用温度残害我,折磨我!”有时还有所指地说:“你们在你们的后台指使下,在温度表上弄虚作假。”
  江青真的怕冷吗?不是的。北京的严冬季节,寒气袭人,她白天到门户外拍摄雪景;深夜拍摄夜景。春寒料峭,她在凌晨拍牡丹,一折腾就是三四个小时,也没有事。
  1970年11月份在海南岛,有一天她高兴了,要到海里摸海贝,在水里一呆就是四个多小时,解小便也不肯上岸。“怕冷”的江青在海水里泡了大半天,既不说冷,也不感冒,岂不怪哉!
  江青真的怕热吗?也不是。
  1971年6月9日江青在钓鱼台17号楼给林彪照秃头相时,七八个大聚光灯一齐打开,室内温度很快上升到30多度。我们在场的人都热得大汗淋漓了,她也不说热。
  1970年7月底8月初的一段时间,江青打扑克打疯了,在室内打的时间久了,嫌空气不新鲜,就命令工作人员在室外给她搭一个七平米的大型蚊帐。她晚上钻进去打,白天也钻进去打,一打就是两三个小时,也不说里边热。
  到过广州的人都知道,那里8月份的气候又潮湿又闷热,但江青陪同大肆吹捧她的美国作家维特克,在室外一玩就是七八个小时,游兰圃、逛粤秀、去石湾,活动量大得惊人。跟随她的工作人员都热得难以忍受,奇怪的是江青并不喊热。
  四是怕光。
  江青怕光怕得也够水平,大白天在室内看文件,还叫工作人员把三层窗帘全部拉得严严的,一丝光也不准进去。打开光线柔和的落地灯,灯罩上还要盖一块黑布。她的床头柜—上的台灯灯泡度数很小,灯罩上不是盖一块黑布,就是盖一块厚厚的深绿布。
  江青在全国各地的“行宫”,室内的光线都很暗。特别是在上海的“行宫”,室内的各种色调更加适合江青的要求。诸如灯光、屋顶、墙壁、门窗、地毯、窗帘以及各种家具都是绿色的。打开灯以后,好像进了威虎山的威虎洞。我们要是一个人在她的室内工作,还真有点害怕,可是她觉得很舒服。
  江青真的怕光吗?也不是。她在公共场所会见外宾、接见红卫兵时,给她拍电影、电视的聚光灯骤亮,强光照射,闪光灯不停地闪烁,她一点儿也不怕,还兴高采烈地鼓掌、讲话。
  江青的“四怕”和“四不怕”本身就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她凭借她的特殊身份和权势,故意刁难人、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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